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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回到老家之后不久，“9·18”事变爆发，对此，有的人便认为阎锡山与此有着很大关系。阎的亲信赵承绶、梁汝舟在其回忆录中就说道，“阎锡山所谓的‘张汉卿自顾不暇’一语，是阎锡山当时早已知道日本人要在东北发动侵略战争的证明，说明‘九·一八’事变是阎锡山老早参与其谋的”（《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第5页）。“阎性吝啬胆小，此次出重价，冒险回晋，事如不急，阎必不肯，以此推断，阎必预知东北将发生变故”（梁航标：《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的蒋阎关系》，《山西文史资料》第7辑，第12页）。这些回忆文章，均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的《山西文史资料》上，在那个抓阶级斗争、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里，他们作为阎锡山的亲信，为了尽量说明自己要与反动派阎锡山划清界限，难免违心而论，把阎锡山与这个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以此证明阎锡山的反动，况且阎锡山又与日本走卒赵欣伯有过那个过节，并且他回山西又是由日本人驾机，乘日本飞机回来的。因而这些说法不能不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即以阎锡山所说的“张汉卿自顾不暇”而言，就难以令人相信它能证明阎锡山与“9·18”事变有关。因为，中原大战后，张学良身为国民党政府的要员，既要掌管东北军政，又要兼理华北事务，他上要对蒋介石“负责”，下要笼络晋绥政要，方方面面都要应对，而日本为挑动战争在东北的不断寻衅滋事，更加重了张的外交负担，所以，张学良可谓日理万机，穷于应付。他的这种“自顾不暇”，也就并非仅仅是指东北危机了，凭此来“证明”阎锡山早已知道日本人要在东北发动侵略战争，并参与其谋，及其必预知东北将发生变故，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再则，阎锡山虽然留学过日本，与日本军政要人关系不错，可是，他毕竟是在野之身，在他已经没有实权的情况下，日本人怎么能把东北军政寄托给他呢？况且，日本发动“9·18”事变，对日本而言是一件举足轻重，又是十分秘密的大事，又怎么能让阎锡山参与其谋呢！因此，把阎锡山返晋与9·18事变联系在一起，显然有些牵强。事实上，山西局势的动荡不安，才是促成阎锡山急于返晋的主要原因，他对东北时局一些迹象的观察分析，则是其返晋的次要因素。

阎锡山潜回山西，尽管进行得十分秘密，但“没有不透风的墙”，一直密切注视阎锡山动向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CC派，很快打探到了消息，消息传出，首先引起了张学良的不安，因为，是蒋介石委派他节制山西并监管阎锡山的，因而，张学良于9月11日致函阎锡山，称“现在国家力求巩固和平统一，先生应即速行放洋考察，以正各方视听，何日起程？学良当嘱各方妥为保护送迎”，并且又通过徐永昌向阎提出，要阎“自动移北平”，“晋将领对以往不听调遣事认过”（赵正楷：《徐永昌日记》第2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2月编印发行，第464页）。但早有准备的阎锡山却致函张学良称“……家父病况渐趋平复，惟仍须中西医继续诊治服药，医云：年老体衰，约须再调养数日。山为独子，不忍遽离左右。既承尊嘱，自当‘俟病情好转，即行起身。至迎送一节，实不敢当’”（赵正楷：《徐永昌日记》第2册，第464页），以此为由，进行应付和拖延。

蒋介石闻知阎锡山返晋的消息后，也大为震怒，即刻命何应钦、孔祥熙等电阎，促其从速离晋，否则将采取严厉措施。同时，刘峙、韩复榘等也发出通电，请蒋介石逐阎离开山西，以示附和。但阎锡山面对蒋介石等人的逼迫，却毫无怯意。仍像应付张学良那样予以应付。因为，晋绥军于中原大战后，虽然经过整编，压缩了编制，但其元气未伤，骨干力量尚存，况且在阎锡山出走后，又掌握在他的亲信杨爱源、徐永昌手中，从而使他“有了力量”对付“严厉措施”，所以，阎锡山能从容不迫，在应付蒋、张的逼迫的同时，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7、阎锡山东山再起，立即着手整顿晋省秩序

“9·18事变”爆发后，国内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三省的侵占，使民族矛盾加剧。蒋介石在“9·18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由此兴起，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而蒋介石却不仅继续用大量兵力对中国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而且在政治上加强了独裁，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内部反蒋派的群起攻之。他们群集广州，成立广东国民政府，一致要求蒋介石下野。在内外上下的一片反对声中，蒋介石以退为进，被迫宣布辞去本兼各职，二次下野。凡此，都为阎锡山的复出，提供了有利条件，成为阎锡山重掌山西的一个契机。

阎锡山为了东山再起，采取了种种措施，调动了方方面面的力量。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要求国民党中央取消对他的通缉令，以争取行动上的自由。由于蒋介石此时正忙于应付日本的侵华事件，加上国民党内反对派的攻击，所以，他对阎锡山返晋一事已不再特别在注意，而他又急于与广东国民政府寻求“统一”，拟由国民党中常委会决议，因政治问题而被开除党籍者一律予以恢复，因此，9月30日，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取消了对阎锡山的通缉令，10月30日，国民政府令：阎锡山免于通缉。至此，被通缉了近一年的阎锡山终于完全恢复了自由。

阎锡山采取的第二个措施，就是以得力之人，多方疏通，他又是让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赵丕廉驻于南京，与“扩大会议”的首领、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联系，以求得汪的支持；又是派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1932年10月3日正式任命）到北平去做张学良的工作。同时还请求李石曾、魏道明、郑毓秀等，予以协助，并由郑毓秀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向蒋介石疏通。

这中间，徐永昌对于阎锡山的复出，可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徐永昌时任山西省主席，但他原系国民军，并非阎锡山的嫡系将领，地位比较超然，所以，他与各方都能说得上话，并且一些说法和认识也有一定份量。如他在与张学良的谈话中，就对阎锡山何以返晋作了一番颇为得力的解释，他说：“阎先生多年没出过门，一旦出去，感觉什么都不方便，回来住着，没什么关系。我认为今日国家要求北方安定而有把握，必国家对山西有办法，尤其要山西自己有办法，有力量。当前晋绥政治，明明建筑在军队基础上，军队统一或不统一，即影响两省政治之良劣与协调。如军队不能统一，两省不能协调，久必分裂；加以外力思入，内力不容，必致演变到紊乱混战，此不但晋绥不了，且必致引起北方之大不了，盖山西能控制黄河流域各省，对外亦形成北方之核堡地位。又山西省昔在各省之商业，十之九已经破落，此项失业归来之人极多，失业者众，社会如何能安？再看绥远，全省号称280万或300万人，而实不足，日货倾销，经济停滞，若提倡实业，连带经营绥远，运用大户游资，以山西失业商人移殖绥远，岂非大好机会，大好事业。而倡之者，又必有资格地位，有声望信誉，有能力有谋猷之人，乃能集事。我们为欲求晋绥不坏而统一，非阎先生不可；不但为国家保存一部分有用军队，且可使晋绥政治有办法，为国家在北方树一强大重镇，而为救济山西多数失业商人，移补绥远之人少与提倡西北实业，亦非阎先生莫属。所以在他人方惧阎先生归来为害国家，我则正庆阎先生归来而获致晋绥两省与北方之安定”（赵正楷：《徐永昌传》，（台湾），山西文献社1989年2月版，第202—203页）。

随后，徐永昌在奉召到汉口面见蒋介石时，再为阎锡山说情。他先是对中原大战作了一番解释，说：“阎先生是爱国者，其人勤俭，能深思，长处很多，最大限不过是委员长之一政敌，而不是叛国者；叛国者不能合作，政敌是可以合作的。十九年之事，不但北方杂牌军队拥护他，即南方甚至政府军队派代表到太原的也不少；因为怨中央编遣会议不公，所以凡各方不满意编遣的人都集合到太原来”。继而，陈述了要阎出山的理由：“固然阎先生不愿久居大连，我觉得战后的山西，晋钞五六千万贬值不到二百万，尚发出金融公债三千万，军公教人民均不堪其苦，想要收拾此局，我办是事倍而功不到半，阎先生是事半而功不止倍。以军队言，听他的比听我的多。以经济言，他掌握的钱通可以拿出来用。从阎先生出山他手中的钱肯化为公这一点看，他亦是很廉。若是北洋军人们，只要交他干，公家的钱他是永远拿不完，而且都是拿到自己家里去，决不肯再拿一点给公家用的。所以，由很多方面看，委员长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会有帮你的时代”（赵正楷：《徐永昌传》（台），第205页）。

阎锡山的另一举措，就是对制造“12·18惨案”的罪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韩克温、王琚等加以包庇，以买好国民党中央，为自己上台创造条件。

1931年12月18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枪杀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的“12·18”惨案发生后，已从大连返回河边村的阎锡山，即对这次学生请愿活动予以了积极支持，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学生们的行为，给他清除国民党在山西的势力制造了机会。因为，阎锡山下野离开山西不久，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又嚣张起来，积极进行反阎活动。阎锡山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如今有了这样的机会，他正好加以利用。但是，鉴于阎锡山正在筹划自己的复出，他也不愿意在这种关键时刻与国民党中央把关系搞僵，给自己复出造成麻烦，因此，虽然他对那些制造“12·18”惨案的凶犯予以了扣押，其实，也是为了对学生们有个交代，同时也可以此来取得学生们和社会各界对自己的信任和拥戴，给其复出后奠定一个较为良好的群众基础，但在复出之前，尚须向南京表现一些姿态，所以，这些罪犯被扣押之后不久，即把他们送到河南省郑州，诡称易地审判，实际上是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