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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金代值”、“资私有”与“按需分配”都不适合当今社会，那么，究竟什么制度才适合于当今社会呢？阎锡山认为，唯有“按劳分配”、“劳资合一”。他所谓的“按劳分配”，就是“生产资本公有、资由公给，劳动者所生之物产，归劳动者享有，作为自己及其应养育亲属之生活，于保护、进化、互助上负担之用。能劳动之人，须人人劳动，能力大的，知识大的多做，多享有；能力小的，知识小的少做，少享有；巧的巧做，照巧享有，笨的笨做，照笨享有。各就劳动能力生产，各就劳动结果享有。各个人劳动能力不同，其劳动结果亦不同，享有美劣多少亦异”。至于“劳资合一”，“即有生产资本之人，与劳动之人，相合为一，农为自种之小农，工商为资本自营之小工商，此小农、小工商之田与资本，皆归私有，无资本与劳动者之区别。大工商业及大农场，分别由国、省、县、区、村公办。在公办农工商下之劳动者，即是田由公授，资由公给，完全与‘按劳分配’同，即在自办农工商下之劳动者，虽有‘按劳分配’之含义，然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实为一人，实际亦系‘按劳分配’。实行这样的‘按劳分配’，其利有三：其一，‘按劳分配’使劳动与享有相当，即分配‘合乎公道’，以其享有，励其劳动，劳动‘合乎人情’则‘适于生产’”。其二，“劳动与享有一致，以其享有上之所好，励其劳动上之所恶，足以励进化”；其三，“终老长幼之责，所付之直系亲属，老易得其终，幼易得其长”。实行“劳资合一”其利也有三：“生产资本私有，虽似含有‘按劳资分配’之含义，惟因‘劳资合一’之故，实际是‘按劳分配’，其利一。劳动与享有一致，足以励进化，其利二。终老长幼之责，能付之直系亲属，老易得其终，幼易得其长，其利三”。

在阎锡山看来，实行他的“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就可既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又能弥补的缺憾，他认为“就今日中国实际而论，尤非赶速实行‘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制度，不足以图自存。试问今日中国所受之国难为何？不外经济压迫，主义压迫，武力压迫而已。假使突破此三者之压迫，中国当然成为自由、自主、自立之平等国家。……实行‘按劳分配’免除阶级斗争，人力可以集中。实行‘物产证券’，开辟造产途径，物力可以集中，人力集中，物力集中，武力自振矣。……故我国今日，欲突破此经济、主义、武力三大压迫，舍行‘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其道莫由”。

然而，在当时中国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在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阎锡山也清楚，要推行他的这套理论并将其付诸实施，确非易事。因此，他提出应于推行之前，注意四点。即一、须求得国内知识界之承认，二、须使资本家觉悟，三、须求得一般人之认识，四、须求得友邦之谅解。

在研究“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基础上，阎锡山还开展了“新村意义及组织之理论与方法”的讨论，讨论的结果，初步提出了“土地村公有”的理论，作为在中国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

阎锡山在大连期间组织有关人员对于“物产证券”、“按劳分配”的研究，当时都作了详细的记录和问题解答，并汇编成册，但未公开发表。直至1934年为配合其思想上、政治上“防共”的需要，方成立“物产证券研究会”，出版会刊，陆续将其发表。

阎锡山对“物产证券”、“按劳分配”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其1919年“进山会议”的继续与发展，都是围绕着如何防止、消除阶级斗争，最终建立起他理想的“大同社会”、“公平制度”这一主题进行的。并且逐步形成了他的一套以防共为主旨的理论体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阎锡山要其军政干部乃至教师学生把《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作为必须读物，就足以说明他推行这套理论的用心所在了。

就阎锡山对“物产证券”、“按劳分配”问题上的一些认识而言，并非一无是处，满口胡言，其中有些还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如对“金代值”的颇置不满，对资本家剥削垄断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病的谴责，以及怎样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论述等。但是，他推行这些理论的目的，只是想要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克服主义压迫，即在中国的实践，以“求得消除阶级斗争，泯灭赤化危机”，而非想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这就完全脱离了中国当时的现实。他想改变中国社会中一些不合理的现实，使中国成为自由、自主、自立之平等国家，可是却又想使资本家觉悟，求得友邦的谅解，凡此都反映了阎锡山既不甘心落后挨打，却又不敢与旧世界决裂，既想有所作为，却又怕冒风险的矛盾心态，而这也正是其阶级局限性所至。

6、山西政局动荡，阎锡山冒险返晋

1931年，山西可说是个多事之秋。败退至山西境内的部分倒蒋联军对当地的滋扰，及其企图对山西的长期占有，这些部队中不时发生的兵变，以及国民党在山西的加紧活动和中国组织的武装暴动，都加剧了山西政局的混乱和动荡，也使远在大连的阎锡山深为焦虑不安。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表示拥蒋后，冯玉祥的西北军除投降缴械者外，还有一部分忠于冯玉祥的部队在潼关被蒋军占领、平汉路又被石友三截断，因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纷纷撤到山西。支应麟、高桂滋两部进驻晋中一带；宋哲元所属之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赵登禹等部驻于晋南蒲县、解州一带；方振武所属之鲍刚、张人杰部驻于晋南浮山、翼城一带；孙殿英、庞炳勋等部驻于晋东南晋城、屯留、辽县一带。这些退入山西的7个省的军阀部队被统称为“客军”，以区别于晋绥军，其总数达10余万人。这些客军所需粮秣等一应支出，全部向驻地勒索摊派，使百姓负担大为加重。供给稍有不周即以武力威胁；不少办事人员还被伤害，“如临晋县长郭顾在赴运城交涉差务的途中，被开枪击碎膀骨。解县支应局长李勉生，被刘汝明部毒打致死。永济县长刘玉玑，被迫逃回太原，不敢回任”。“至于支应驻军耗费之巨，至足惊人，仅就解县说，为时不满一年，一切供应花费计达现洋100余万元。鲍刚部在移驻介休期间，支应花费达200万元”。不仅如此，“各部队的**掳掠，殴辱民官的不法情事，已成普遍现象，尤其孙殿英及鲍刚、刘汝明等部，或制造吗啡金丹，或贩运鸦片毒品，不仅大量售卖，并胁迫驻地县长代为派销”（《中原大战内幕》第525—526页）。更有甚者，一些部队因驻晋日久，已开始不满足于客军的地位，想反客为主，长期占据山西。1931年夏，石友三乘张学良改编其部队之机，发起了对东北军的进攻。本来，晋绥军拟与石友三配合，一举将张学良赶出关外，但在正准备出兵之时，截获了萧振瀛给宋哲元的一份电报，内称“蒋允每月给宋哲元军饷230万元，晋军出动后，宋就近夺取山西地盘，军政全归宋掌握”（《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165页），这才使徐永昌、杨爱源撤消了出兵计划。而商震则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出娘子关，拦截石部，致使石友三孤军无援，腹背受敌，不日即告失败。

同时，由于退居山西的客军兵多饷少，时有士兵哗变。山西地下党组织即利用这一契机，在客军中策动兵变。1931年7月4日，曾组织原国民党第11路军高桂滋部（司令部驻于平定县城内）发动起义，演成了“平定兵变”。起义部队共8个连，1000多人，接受的领导，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对于这次兵变，天津《盖世报》曾发表社论说：“太行山脉，蜿蜒千里，北可经蔚县入宣、大，横截平绥一线。南可出井径，掠石邑，折断平汉要冲，下临则易定可取，远征则平、蓟可窥，沿山城邑，均系殷富之区，土匪均可利用。假使有共军千人，则不久即能满万，俟其羽翼养成，则包围无所施，窜扰不及防。较之江西，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情势已极严重”。这支起义部队后来虽然在国民党军队的追剿下遭到严重损失，但由此不难看出“平定兵变”所引起的巨大震动。

不仅如此，阎锡山出走大连后，一度遭到很大削弱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CC派的势力，又卷土重来，加紧了在山西的活动。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山西，又嚣张起来，积极进行反阎活动，除漫骂、讽刺、讨伐阎本人外，并在国民党内部大量通缉、开除阎汪分子”（《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165页），大有把持山西，取阎锡山势力而代之之势。而蒋介石也以各种手段，在晋绥军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收买活动，商震的脱离山西就是这种活动的一个结果。

另外，山西地下党组织，于中原大战后，也进一步活跃起来，不仅许多被破坏的组织又重新恢复起来，而且还针对“退回山西的各种杂牌军队中，差不多都有我党的地下组织。许多外地员随军转来，大大充实了山西地区的革命力量”这一实际情况，决定在山西发动武装暴动，组织红军（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印：《中国太原地区斗争史料》第74页）。据此，在发动“平定兵变”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之后，又在吕梁地区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1队”等革命武装。

凡此种种，都使远在大连的阎锡山如坐针毡，深感事态的严重。如若照此下去，山西早晚会易手他人，或是被国民党的CC派执掌，或是为赤化，或是让客军反客为主。因此，他急于想返回山西，尽管有人时常来往于大连至太原，向他汇报山西的情况，但他总觉得不如自己回去亲自料理山西放心。

还有一个促使阎锡山决定返晋的原因，就是阎锡山寓居的大连在辽宁，辽宁属东北地区。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寻找种种理由，向张施加压力，以图在东北寻求更大的利益，进而吞并东北。据梁汝舟回忆，1931年春夏之间，曾留学日本，充当日本走卒，后数任伪满州国大臣的赵欣伯，就由沈阳来大连活动过一次，“他到大连后说，东北三省让张家父子搞得一塌糊涂，人民水深火热，不堪其苦，所以很多人希望阎先生以治晋之方，救救东北。他托人向阎转达此意，阎闻言大惊，急派人主动访赵，经过两日，赵遂悄然返省。由此推测，可以肯定，赵来大连是日人派来的，至于阎如何表示，我就不得而知了。只听阎在事后说，此种人，远不得近不得，见了面就麻烦了”（梁航标；《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蒋阎关系》，《山西文史资料》第7辑，第12页）。显然，日人派赵欣伯来大连，并说出这番话来，就是想试探阎锡山的态度的，目的是一旦时机成熟，即让阎锡山代替张学良主政东北，成为日人的傀儡。可是阎锡山却没有贸然从事，究其原因，可能觉得这不现实，但他又不敢得罪日本方面，所以采取了不近不远的态度。然而，觊觎东北已久的日本并未放慢侵占东北的步伐。1931年7月，日本陆军省就制定了《解决满州问题方案大纲》，规定了对中国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部署，此后，关东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具体准备。在吉林长春北郊的万宝山，制造了屠杀中国农民和挑拨中朝关系的万宝山事件。8月，本庄繁就任关东军司令官，一向政治嗅觉灵敏的阎锡山，对于东北发生的这些事情不能不予以关注，并予以分析，可能觉得日本在东北将会有大的举动，东北形势将会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果真如此，东北将会大乱，不但会殃及他避居的大连，而且他本人也极有可能被卷进去，于是，也想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阎锡山决定返晋的主意打定后，即付之行动。为了对内对外有一个交代，1931年8月1日，他“接刘升由五台河边村带来的口信，及先生表兄曲容静手书，告知：太公子明先生，自7月20日后，屡感身体不适，饮食渐减，念子之心益切”。阎接信后，“心有不安，忧心于色，翌日，即着靳瑞萱与日人接洽，以飞机送回山西”（《阎锡山年谱》（四），第1634页）。阎子明有病，儿子回家探亲，自然合情合理，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所谓“口信”、“手书”，完全是阎锡山事先安排好的。

经过一番筹划，8月5日，阎锡山出大价（约合美金三、四万元）包租一架仅可坐四五人的日本小型飞机，于当日4点半出发，经近5个小时的飞行，9点多钟，降落于大同机场。阎锡山出走8个月之后，终于又回到了山西。

阎锡山这次潜返山西，进行得十分秘密，他到达大同时，连其亲信、骑兵司令赵承绶都感到突然和不安。据赵承绶回忆说，1931年“8月4日，随同阎锡山逃往大连的侍从副官张逢吉，突然来到大同我家中。我知道他来必然有要紧事情，所以立即引入住室，问其由来，张马上取出一个小红布条，上边有阎锡山的亲笔字，说即乘飞机返省，要我密接。张逢吉接着和我耳语：‘总司令（指阎锡山）明天就坐飞机回来，请司令（指我）务必亲自去接，并且要严守秘密’。我问：‘你何不早来两天，我好早作准备’。张答：‘这是总司令计划好的日期，早来怕泄露了不好’。第二天，我和张逢吉一起坐上轿车子亲到大同飞机场等候（当天我的汽车不在大同），时间很久，飞机方到，降落后，阎锡山身穿绸大衫、头戴草帽，还戴着一付黑色眼镜，……从飞机上走下来。我立即上前迎接、敬礼，阎微笑和我握手，随即上车，坐在轿车子里面，我和张逢吉分坐前沿左右，遮住阎锡山，以免人看见。当时我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既高兴阎锡山回来，又怕蒋介石、张学良知道后问罪。当晚阎就住在大同城内户部角新教巷二号我的家中”，第二天，由大同出发，悄然回到他的老家五台县河边村。对于阎锡山的突然返晋，赵承绶忐忑不安，提心吊胆，而阎锡山却似乎有恃无恐，毫不在意。据赵承绶回忆说，阎在大同逗留时，“我曾试探着问阎：‘蒋先生和张汉卿是不是同意总司令回来？’阎说：‘张汉卿自顾不暇，那顾上管咱们的事，他也管不了咱们。我是不怕他们的。要怕他们还回不来呢！只要你们好好整顿队伍，有了力量就好办事。事情不能没有（意指蒋、张找麻烦），但他们决不能把咱们怎么样’”（赵承绶：《我参与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情况》，《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