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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在《论语》之中设定的标准之高，不仅孔子不敢自居，甚至连尧舜这样杰出的人物

也当不起。《论语-雍也》中说道：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不仅尧舜当不起”圣人”的称号，在《论语》中孔子就根本没有给出一个可以称为”圣人”的人物供后世参考。

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孔子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成为了一个借”圣人”之名招摇撞骗的伪圣人。通过《论语》原典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从来就没有希望自己能成为或者希望别人将他看做一个”圣人”。如果他希望借”圣人”之名称王天下，那他就不

是一个大哲，而是一个类似于借明教起家的朱元璋，但如果我们看看史书，了解一下孔子的一生，我们就会明白哲人和政客的区别在哪里。东汉学者、思想家王充有感于孔子空有圣德，而没有成就王图霸业，说了这样一句话：”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

就是说按照”内圣外王”的标准，孔子编著《春秋》的德行已经可以达到作为一个社会领袖的标准，所以追认他为”素王”，也就是没有功业的”王”。

所以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言下之意是，”圣人”的标准太高我们难以达到，那么退而求其次，”君子”在现实的操作上，我们是可以达到的。

这时我们对孔子所说”君子”的概念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从道德修养的层面上不如”圣人”，但又和”小人”泾渭分明。但是这个印象仍然过于笼统。那么在这个笼统的概念下，它的含义是不是和于丹所说的一致呢？

在”君子之道”这个章节中，于丹拟定了这样三条标准：

1善良。

2胸怀天下，奋发有为。

3君子是合群的，虽然他内心里庄重、庄严不可侵犯，但他在一大群人里头却从来不争。

我们逐条来看一看。

于丹在论述第一条”善良”的标准时，引用《论语》的论据是”颜渊篇”中的这么一段：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于丹进一步解释到，”不忧不惧”的意思就是”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在这里必须指出，于丹这种说法可以称为曲解之曲解，首先她把”善良”和”不忧不惧”错误地联系在一起，再把”不忧不惧”庸俗化地加以解释，所以使得读者对这段话的本意反倒模糊不清了。

杨树达先生在《论语疏证》中引用了《礼记-中庸》的一句话来解释这段话：”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符合《论语》原意的，意思是说君子通过内省之后发现自己的志向不为外部世界所影响，并坚定不移地向理想努力，自然在面对外物的时候可以做到”不忧不惧”。如果说这段话体现了”君子”某一方面的品格的话，那么它说明的是坚毅和不屈，这和”善良”以及后面于丹说的”厚道”完全八杆子打不到一处。

所以第一条”善良”的标准不成立，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条：”胸怀天下，奋发有为。”

这一条乍一看，好像没什么问题，如果一个人胸怀天下、奋发有为，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当然可以将他看成一个君子。但问题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侧重强调他的内在道德修养，而不是强调兼济天下的理想本身。举个例子来说，希特勒的一生不可以不说是”奋发有为”，他也有让德意志人称霸天下的宏图壮志，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称他为”君子”了呢？恐怕没有人这么看。

再看于丹在这一条标准下列出的引文，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发现她的底气不足：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

”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是在说”君子”吗？不是，这是对”士”提出的要求。”士”和”君子”是一个意思吗？当然不是。关于”士”的概念，请参考本书《质疑于丹对”士”的解释》一文，这里不再重复。把一个概念的解释随意加到另一个概念的头上，这是于丹”心得”的一贯做法，也是笔者最感值得商榷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