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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曾家，已经不是小地主曾家，也不是翰林时期的曾家，而是二品大员之家。一切举止做派，都已经是大族气派了。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曾的祖父出门去看新修的坟墓，派头已经十分威风：

次日，祖父带红顶，穿呢马褂，绸夹衣，珠履，坐椅轿，用四夫，依然子扛，后面扛内用一人打一詹伞。父、叔偕弟等衣冠陪行，看祠堂，便看墓坟。三炮而出，三炮而入，颇属大观。

当然，不论曾四老爷如何长袖善舞，他的经营成果只能满足湘乡曾家的日常生活排场需要，并无余力帮助在京为官的曾国藩。不过，道光二十七年之后，随着官职的升迁，曾国藩在京的经济状况也出现了一定改善。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侍郎级（副部级）高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也就是说，实职是内阁学士，但享受“副部”级别，“跻身卿贰”。

道光二十九年他升补了礼部右侍郎，又创造了一个新纪录：成为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的第一个实职“副部长”。

道光三十年正月，对曾国藩恩遇重重的老皇帝去世，新皇帝咸丰登基，对曾国藩仍然倚任不衰，屡任命其兼属他部。到咸丰二年正月，朝廷一共六个部，曾国藩一个人就兼了五个侍郎。

如果不选择做清官，曾国藩其实是有大笔发财的机会。和地方上一样，清代六部其实也贪风横行，各部都例有部费收入，其中以户部为多。

清代财政制度规定，所有财政支出，均由户部报销。为了报销顺利，不被户部找麻烦，各地申请报销的部门通常要给户部支付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叫作“部费”。给了“部费”，即使不符规定，户部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通过；不给“部费”，即使符合规定，户部也可以找个理由让你报不成。对此，雍正皇帝总结说：“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也以本内数字互异，或钱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而一有部费，即使糜费钱粮百万，也可准予奏销。”

自然，中央不止一个户部。到任何衙门、办任何事都得交费。按时人记载，这些巨大的贿赂多由经手的书吏贪占。但是作为各部长官的尚书侍郎，如果想从中分润，应该是易如反掌。曾国藩身兼五个副部长，仍然清贫如许，这有力地证明了他“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是得到了坚守的。

不想贪污，就只好寄希望于帝国体制内的收入渠道。好在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梦寐以求的差使终于又一次落到了他头上。皇帝命他充任江西主考，曾国藩喜不自胜，第二天即在谢恩折中奏请乡试结束后顺便回家省亲，皇帝自然照准。

曾国藩兴高采烈，一路南下。一转眼他居京已经十三年。这期间最遗憾的是祖父母均已经在此期间去世，临终也没能见上他一面。母亲十分思念他，以至于这年年初，一贯隐忍顺从、从没出过远门的母亲坚决表示不顾家人的反对，要北上北京来看他：“母亲大人口气，今秋决计进京，并不许人打破。”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一偿宿愿，见到思念已久的父母大人了。

不料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行至安徽太和县小池驿时，忽然接到家乡送来的讣告，母亲江氏已经于六月十二日，也就是他接到派差喜讯的当天去世。曾国藩五内俱摧，当即易服奔丧，由安徽转至江西九江，再由九江沿江西上湖南。

随着曾国藩抵达湖南，他的京官生涯正式宣告结束。然而困窘并没有因此离他而去，当年在京所欠债务，多年之后才还清。

咸丰九年，第二次出山带兵的曾国藩在写给曾国潢的信中说：“余往年所欠京账，今冬拟托寄云还清，不知家中尚有清单否？可于此次寄来。”可见直到此时，他才有能力还掉七年前的旧账。

而同治三年，任两江总督已经五年的曾国藩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弟京居时所借西顺兴店萧沛之名光浩银项，壬子丁艰后曾请毛寄云、袁午桥两公代为结算，止利还本，兹接沛之来信，索及前项，因从徽商吴成茶行汇兑湘纹银一千两，函嘱沛之约同江南提塘李福厚往取。”可见咸丰九年曾国藩的财力只够还本，直到做了多年总督之后，才彻底将京官生涯的欠账了结。

不要钱的大帅

咸丰二年腊月十七日，离过年只有十三天了，外出的旅人纷纷归家。在乡下老家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却匆匆告别了荷叶，离家远行。

几天前，咸丰皇帝的一道紧急命令传到了荷叶。原来不久前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糜烂。咸丰皇帝情急之下，诏命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也就是“民兵”，以保卫乡里。

曾国藩从此墨从戎。

在京官时期，虽然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却有点放空炮的意思。因为他想发财也没有机会。然而，从这次出山开始，曾国藩的誓言要真正受到考验了，因为谁都知道带兵是最容易发财的途径。晚清国家军队高度，军队中从上到下，都弥漫着“向钱看”的气息。特别是军官，几乎无一不道德败坏，拼命捞钱，营私枉法，无所不至。曾国藩曾经说过，晚清国家正规军已经成了一支没有灵魂的军队：“国藩历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想在军队这个大染缸里保持一尘不染，谈何容易。

那么，晚清军队到底到什么程度呢？这就要费一点笔墨了。

我们先放下军官不讲，来看看普通士兵。

晚清军营的一大怪现状是士兵普遍都有自己的第二职业，或者经商做买卖、或者种地、或者操持什么手艺。

在驻防各地的八旗部队中，相当多的士兵私下经商。如太原驻防的普通八旗军人文英阿，就在武汉偷偷开了间旅店，而且还容留不法人员居住：“马甲文英阿，在汉城开设歇店（即旅店），凡宵小皆藏匿其中。”

绿营兵此风更甚，而且明目张胆，不遮不掩。对许多绿营兵来说，做小生意或者手艺活儿是他们的主业，而当兵才是“第二职业”。他们的主要时间都用来开店摆摊，或者做木匠、裁缝等等，只有轮到自己值班时，才到营里去待上一天。

据鸦片战争期间当过定海县令姚怀祥幕友的王庆庄透露，定海镇的绿营兵，有一半的真正身份是理发匠、修脚工、仆人等。

这种情况甚至连皇帝也非常清楚。嘉庆皇帝在上谕中就讲过，士兵军事技术荒疏，就是因为绿营兵丁“或在外兼习手艺，训练生疏，营伍废弛，所关非细”。

那么，原本以打仗为职业的军人，怎么会出现“小贩化”、“工匠化”呢？

这也是清代“薄俸制”惹的祸。原来清代的“薄俸制”不止限于文官，也施用于军队。

清代绿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一两三钱六分，米三斗。我们要注意，这不是一个人的收入。因为军人还要承担养家糊口的任务，所以这是一个士兵家庭的总收入。清代绿营还有另一项让人啼笑皆非的规定，就是士兵的主要武器装备甚至军装马匹都要军人自己负担。

清初物价很低，一个绿营士兵的月饷可勉强维持一家生活。但随着清中期后物价渐涨，这点军饷就不够用了。更何况，晚清绿营兵到手的军饷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大打折扣。因为他们还面临着军官们的层层克扣。

和士兵一样，绿营军官的收入同样过低。正四品千总，一年全部收入不过一百五十多两。从一品的提督，加上养廉银，不足千两。这怎么能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费需要？何况许多军官的官职是花钱买来的，“花钱买缺，到任后自不能不克扣兵粮”。军官的搜刮对象远不如地方官那样广泛，无处不可拔毛。他们能剥削的对象只有属下的兵丁这一种，因此其搜刮方法也就更花样百出，甚至军官去拜见上司的门包也要摊入兵饷。清政府自己都承认：“各路带兵将兵，往往浮冒克扣，中饱私囊，甚至任意取携，毫无顾忌，致令行间士卒，不免饥寒。”

经过层层盘剥，最后能够落到士兵手里的军饷实在是非常可怜。当“皇粮”填不饱肚子时，士兵们别寻生计，也就自然而然。由此才出现在晚清军营中广泛的经商潮。士兵混迹市肆，做小买卖、干手艺活，挣钱糊口。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军官干脆主动鼓励士兵个人外出经商，自己侵吞一半兵饷，只把一半兵饷发放给士兵。这种情形在有些地方渐渐成为一种半公开的制度。因此，士兵们的主要精神都放到谋生上，对日常操演能躲就躲。营中每逢会操，大都是雇人顶替。操练之时“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雇人替代，有名无实”。

与此同时，由于绿营士兵的武器用品都要自己购买，所以大部分兵士对于这些东西能不买就不买，损坏后能不添补者就不添补。再加上上级拨下来的用来养军马的草料从来都不够用，“兵马关支草料，多有克扣短少”，士兵们都不愿认真操练，怕累着战马，有个三长两短，自己还要承担赔款。因此军中“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器械如弓箭刀枪盔甲火器等件，俱钝敝朽坏，至于帐房窝铺雨衣弓箭罩从未见备”。

这样一支军队，谈什么战斗力呢？

清代正规军队数量十分庞大，军费是政府一项沉重的负担。承平之日，养兵之费几占清王朝全国收入的一半左右。战时的财政压力，更可想而知。“永不加赋”是清王朝引以为自豪的“祖宗”。如果要按军人实际生活费需要，将军饷标准提高至少一倍，这是晚清财政收入根本无力承担的。因此，历代皇帝的态度是得过且过，拖延一天是一天。

但事实上军中薄俸制和文官薄俸制一样，都是典型的掩耳盗铃之举，对皇帝来说最后同样占小便宜吃大亏。

第一个严重后果，是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

八旗素以骁勇闻名，绿营创立之初，也屡经恶仗。但到了曾国藩时代，这两种军队都因严重而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道光二十九年秋天，俄罗斯外交官科瓦列夫斯基在卢沟桥边参观了八旗军队一年一度的火器操演。他在游记《偷窥紫禁城》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象：

本来观炮仪式是大清帝界的重要活动，规模盛大，层次很高，“即使皇帝因年事已高不能亲自前来，也要派亲信要员前来观摩”。因此科氏以为参加演习的士兵一定会像西方重大阅兵仪式上那样精神抖擞，容貌整齐。但来到现场后，科氏惊讶地发现，八旗官兵精神状态非常散漫，“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攀谈，还有人在缝补第二天要穿的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

演习过程更是敷衍了事，毫不认真：“操演开始了。……一位参领……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击便开始了。他放下旗子，表示射击符合规程，……但这一炮打得很不准，炮弹就落在大炮旁边，弄得评审官身上满是泥土。炮甲似乎并不在意，他只是擦了擦眼睛，走到另一门炮旁边。”

观摩之后，科氏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炮兵自然无法与欧洲的相比，惟一相同的只有打出的炮声。他们同样也不能与其他几个东方强国的炮兵相提并论，……中国的炮兵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与八旗相比，晚清绿营的状况更差。道光十四年冬，两广总督卢坤巡阅广东水师。各营选出精兵强将，到总督面前亮相。不料一场考下来，连一枪一箭都不中者就有七十八人，仅中一枪一箭者有二百二十六人，让卢坤大跌眼镜。

这样一支毫无专业精神的军队，不惟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一触即溃，甚至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农民军面前也一样不堪一击。

道光三十年太平军初起之际，朝廷命周天爵署广西巡抚领兵镇压。周天爵在致亲友的信中这样描述清军在太平军面前的表现：

出征之际，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场门口的猪羊，说什么也不愿上路：“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

作战之时，一个个裹足不前，让他无计可施：“惜我兵一百名如见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用）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

两年过去了，太平军这些“乌合之众”没有如清廷想象的那样官军一到，立成齑粉，反而越战越强。朝廷开始不断换帅，还特别抽调广州火器专家乌兰泰以副都统身份到前线助战。乌兰泰到了前线，惊讶地发现拨归其麾下的贵州绿营各军竟全无训练，毫无军事常识。咸丰元年五月中坪独鳌山一战，这些贵州兵临敌竟不知挖壕筑垒，面对七名冲杀过来的太平军，一千官兵竟不战而溃，事后“经奴才营官兵辱骂殴打，即奴才亲自吓喊欲杀，尚不敢出营，其怯懦不用命，亦可概见”。

薄俸制不但导致士兵训练水平下降，还导致了军官道德操守的极度败坏。晚清军队贪腐之种种光怪陆离，今人实在难以想象。

第一条当然是吃空额。

军官吃空额，是中队历代相沿的最大弊端，历代统治者都对之束手无策。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康熙皇帝突发奇想，干脆将“吃空额”合法化，当成对军官的一种补贴。康熙四十二年，皇帝和将军们商量好，武官们除了国家给的俸银外，再公开规定每人可以吃多少空额，叫“随粮”。直到乾隆年间，皇帝觉得这种做法实在不符大清体面，才改“随粮”为“养廉”。然而和地方上养廉银制度一样，武官并不因为有了养廉专款而改变坐吃空粮的陋习，只是由合法变为非法，暗中照常进行。

清代后期，吃空额成了军队中公开的秘密。各级将领侵吞的兵饷是一笔永远也查不清的黑账。咸丰皇帝在1852年承认，“空额之敝……各省皆然”。曾任贵州知府的胡林翼给朋友的信私下说：贵州“绿营普遍缺额过半，偏远营汛仅存额兵的六分之一”。1853年，吏部右侍郎奏称：“京师步营额设甲兵二万一千余名，风闻现在空额过半。”

第二条是如上所述的克扣军饷。

第三则是开展第三产业，大肆经商。其具体做法有如下几类：

一是动用军用装备经商。有的水师把战船租赁给商贾贩货，把收入全数纳入私囊。据鸦片战争时期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记载：“漳郡城外有军功厂，每月派道督造战船一只，以为驾驶巡缉之用。其实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贩货运米，或赁与过台往来差使；偶然出洋，亦不过寄碇海滨而已，从无缉获洋盗多起之事。”

二是出租军事土地。如浙江八旗、绿营大量出租操场、牧场，以致各处校场长宽皆不足一里，不但大炮，连抬炮（一种两人使用的简陋火器）射击也无法进行。由于缺少场地和马匹，士兵训练次数大为减少，用鸟枪和火炮进行实弹射击的演习更少。

三是违法犯罪，走私护私。清代军队扮演着国防军、内卫部队和警察等多重角色。海关缉私、设卡缉拿私盐也属于其职能之一。但一些的清军官兵身披执法者外衣，却干着贪赃枉法，运私、贩私、护私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