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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这样一番誓言的背景，是入京为官的曾国藩以“学做圣人”作为人生目标，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

在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家的影响下，在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精研理学、“学做圣人”之志。然而“学做圣人”也是一份可怕的条约。签订了这份条约，就意味着一个人必须经由理学设定的路径，在生活中时时与“”交战：“天理人欲，决不两立。须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见人欲消尽。”

曾国藩“学做圣人”是极为认真的。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之日起，曾国藩开始了“日课”，即工楷认真书写日记，细细检索自己这一天的一切言行，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就甄别出来，深刻反省。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他的一段日记十分典型：

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

立志成为圣人的曾国藩，却心心念念想着借祖父的生日多收点份子钱，并且因为即将到来的祖父生日宴会，未雨绸缪地加大了社交力度。这其实不能说明他本性如何贪婪，只能说明清财政制度是何等扭曲，一个遵纪守法的官员要面临何等巨大的经济压力。也可以反衬出今天的公务员生活是何等幸福。

正是理学提供的“意志万能”理论，支撑着曾国藩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抵御住了种种诱惑。可以说，京官初期打下的理学基础，是曾国藩一生保持清节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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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京官们的生活也不是毫无希望。清代政治体制中为京官特别是翰林们提供了一个摆脱贫困的管道是“得差”，即被派到外地办理公务。在出差过程中，往往会得到大量的“灰色收入”，发一笔小小的横财。这是京官生涯的最重要财政补给站。

翰林们最容易得到的差使是乡试主考。乡试主考官通常由朝廷派出。国家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所以对主考官待遇颇厚。担任主考，可以先从户部领取部分路费。

正如同混乱的薪酬制一样，差旅费也是一笔糊涂账。所谓预支，事后所余并不须缴还。而考官出行，例由沿途驿站付给马夫，不必自己出银，故此一项，可以省出一笔银子。

乡试结束时，地方官场要送给主考官员“辛苦费”。这笔钱多由一省的督抚或学政来转交，往往高达数千两。这笔收入，会使一个穷困的翰林一夜“暴富”。此外还有中举者的贽敬等收入。

所以曾国藩在日记家信中多次提到希望得一次差。道光二十二年年底他说：

我在京该账尚不过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则日见日紧矣。

道光二十三年，朝廷举行了一次“考差”，选派去各省主持乡试的官员。身为翰林院侍讲的曾国藩对这次考试期望极大，为了准备这次考差，他甚至预先服起了补药：

男因身子不甚壮健，恐今年得差劳苦，故现服补药，预为调养，已作丸药两单。考差尚无信，大约在五月初旬。

也许是曾国藩的虔诚感动了上天，他鸿运当头，从大批京官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四川乡试正考官的派遣。此时正是他经济极度紧张的时候，真是久旱逢甘雨。

曾国藩当然大喜过望。得信之后，曾国藩立刻忙了起来。首先给家人朋友写信汇报此喜信，然后兴兴头头借轿子、雇轿夫、领银子、借银子、买衣服、做衣服、到兵部领勘合、交割手中杂事……

七月初九，曾国藩出京西行，一路心情愉快之至，吟诗作赋不绝。这一天的日记写道：

卯初（早上七点）起行，雨后朝旭，清气可飧。西山在望，万尖如笋。……未初过白河沟，慨然思明成祖与李景隆之战，得句云：“长兴老将废不用，赵括小儿轻用兵。”

作为一省的正考官，这次任务所获收入曾国藩记有账目。现存账目部分内容如下：

入银数：

四川省城

公项二千四百两。

制台百两。（宝）

藩台百两。（潘）

道台吴（珩）百两。

道台张百两。

领盘费四百两。

内帘十二人共五百一十三两。

首县轿银四十两。

魏祝亭五十两。

张赞周二十两。

刘遐亮百两。

将军五十两。

周荔农五十两。

贺美恒四十两。

黄宝斋四十两。

贽敬共五百零。

李石梧五十两。

陶莲生三十两。

傅秋坪十六两。

方仲鸿二十两。

崇荷卿十二两。

姜海珊二十两。……

共计四千七百五十一两。这仅仅是四川一地所收，西安、保定等地也不可能一无所获。加上节省的途费，曾国藩此行收入当在六千两左右。

除了银子，还有实物。曾国藩账中下一部分内容就是“入财料数”：

宝中堂江绸袍褂料两套，朱红川绸、川绸料四匹，隆昌夏布料四卷，湖绉四匹。

袁小城滇缎袍料二件，隆昌夏布八匹。

潘木君嘉定绸二匹，巴缎袍褂二付，川绸二匹，被面二床。……

除了衣料，曾国藩收受的其他四川特产比如藏香、黄连、厚朴、茶叶、砖茶、火腿、桂花米、香珠……也不在少数。回来后，他将这些特产酌量分送了四十二位朋友。清代官场风习及潜规则运作方式，于此也可见一斑。

回来路上，曾国藩心情仍然大好，一路连作《游桂湖》、《入陕西境六绝句》等诗。回程日日记载：“天气晴和，体亦爽快，间作打油诗几句。”其心情可以想见。回程中所作《柴关岭雪》，内有“挥手舞岩颠，吾生此潇洒”之句。

从四川回来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显然大为改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他在京中所欠的债务全部还清，大大松了一口气。账目册记载他这年年底还银共一千四百零六两。

二是他寄回家中六百两银子，用于还家中所欠。同时，又拿出四百两赠送族戚。

三是他心情很愉快，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男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夜间不出门，虽未畜车，而每出必以车，无一处徒步。

任四川主考这一次，是曾国藩步入仕途后首次往家里大额寄钱，大解家中燃眉之急。曾家人终于大大地沾了曾国藩一回光。因为及至此时，为了维持乡绅生活的体面，曾家已经是债台高筑，从往来家书推测，家中欠债总额已经高达八百至一千两。虽然寄回六百两供家中还债，曾家的债务其实还是没有还清。

曾国藩坚持把另外的四百两用来周济自己的同族和亲戚。二舅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令他疚心不已。他生怕自己不施援手，会有更多的亲戚在贫穷中去世。

四川乡试发的这笔财应该说不违反曾氏“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这笔收入虽然用今天的财政标准衡量是灰色的，实际上在当时却是公开的、合法的。虽然成为著名的理学家，虽然终生“与流俗战”，但曾国藩从不以这种半合法化的制度为对手。这是他和海瑞那种清刻到骨的清官的最大区别之处。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型类清官”。一方面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及至身后，他只剩下两万两存银，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逸事中缺少“囊橐萧然”、“贫不能殓”这样容易涌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曾国藩终生对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都十分尊重，庆吊往来，礼数周到。晚年成为总督后，和当时的大部分官员一样，他请客送礼，很多时候用的也是公款。同治八年正月，曾国藩出京，给在京官员送了一笔别敬，总数高达一万四千两，这笔巨款的来源是由他掌握的“缉私经费”。甚至在京官期间，他也曾经在诰封用宝之类的小事上走过后门。

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长处是表里如一。致命缺点是毫无弹性，在官场上注定处处行不通，只能成为官场上的一种摆设。而曾国藩最终却成就内圣外王之大业，这与他性格中“和光同尘”、稳健厚重的一面直接相关。善于与不合理的现状妥协，推动曾国藩一生绕过多重障碍，直达自己的最终目标。所以他不会与天下所有考官为敌，拒绝此银，更何况曾家景况此时又如此窘迫。

由此我们需要宕开一笔，去关注一下曾国藩离家后，湘乡曾家的经济状况。

如前所述，随着社会地位由平民升为缙绅，社交费用和维持基本体面所需要的钱财也大幅增长。而曾国藩入仕初期，对此并无力提供太多直接帮助。

作为一个穷京官，曾国藩是一直尽力接济家里的。在传统社会，做官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家族的事业。跳过龙门之后，对家族不做回报，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曾国藩入京之后，每年都会借上几十两银子寄回家中，做“堂上大人”的“吃肉之费”。

不过，由于自身经济状况窘迫，为官前几年，曾国藩对家里帮助微乎其微。他在家信中对祖父这样表达自己的惭愧之意说：“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账，不能务仰事之资寄回，不胜愧悚。”

只有道光二十四年初寄回家中的六百两银子，确实给家中解了燃眉之急。但有了六百两，曾家尚有数百两外债没有还清。可见数年乡绅排场代价之高昂。

但到道光二十八年，曾家经济却出现彻底翻身之面貌。

道光二十八年，曾国潢在家信中说，这一年家中收入已达五百两。不但负债全部还清，还频频买地。所费之多，甚至引起了曾国藩的不满。他在当年家信中说：

即买竹山湾，又买庙堂上，银钱一空，似非所宜，以后望家中毋买田，须略积钱，以备不时之需。

经济状况改善如此迅速，除了曾国藩寄回家中的六百两外，更关键的，则是由于他的弟弟曾国潢“生财有道”。

曾国潢是曾国藩的大弟，他虽读书缺乏天分，但性格外向，爱出头，好揽事。操持家事，强于木讷笨拙的曾麟书。所以曾国藩劝他放弃入仕之念，专心管理家族事务，上以侍奉老人，下以照顾其他三个弟弟读书，这是曾国藩通盘考虑后所做的安排。

既要主持家务，则处处离不开钱。而绅士发财的主要途径就是调节纠纷，打点官府。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一般都会对曾国藩批评其弟曾国潢干预公事的内容印象深刻。曾国藩做京官期间自顾不暇，曾国潢大肆包揽词讼，成了“武断乡曲”典型。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曾国潢在给曾国藩的家书中谈到他替别人到广东要账的事，这件事曾国藩一开始曾认为根本办不成：

弟为朱家事，兄则说“无济”，而弟归后，朱所留之人，又执银票收到五百。此会经弟手者，算有千百，下少二千五百，将来或亦可望。若不是弟为他弄到，毫厘皆票矣。

替别人前后要到了近两千两银子，曾国潢会获得多少收入呢？接下来的信中透露了消息：

止要他谢三百银，庚子年之借字除一百，实谢二百两，退借字足矣。

收益大约是要回账款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间。

曾国藩一方面夸奖他办事的才能，另一方面又提醒他说：

此后近而乡党，远而县省城，皆靠澄弟一人与人相酬酢，总之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此刻初出茅庐，尤宜慎之又慎。

对于曾国藩“三不”的要求，曾国潢是这样回复的：

不失信，不自是者，老兄或可稍不挂念。惟不贪财一语，有点靠不住。

接着他详述为某人办事的经过：某人自道光十七年起，“所有粮票，皆未到手。”以前的银票，“即公道扯算，一概也须钱几十千。”“至弟手，则以四千了事，又为之将新饷完清，总之便宜又便宜。”那人一共谢了他七十千文，除去办事花销，一共收入了四十千，约合二十六两七钱银子。

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二十六日的家信中，他又这样讲自己如何替人逃避国税：

熊青六家，正饷南漕，共十三年未完。（每年正银五两，四年未完。一年五升米，九年未完。）又一个钱办不出。从去年起，叩托弟数十次……拜托四老爷开恩。……弟昨一概与之办清，共清出油串五十二张，止去钱一十四千二百。

得意之态尽显。

因为“曾四老爷”朋友多，能办事，所以在地方上一呼百应，甚至有人请他入干股。十一月二十日信中说：朱岗轩“信死了曾四老爷”。“前四月在他（朱某）家吃酒，……求弟合伙开当铺。”“昨夜又遣其脉侄婿刘四来，送官燕七个，丽参四支，猪肘，羊肘，咸鱼各十余斤，糖十封，鸡一只，总是求弟合伙。其合伙也，不要弟出一文本赀，万一要赔，不干弟事。”如此好事，只有一个条件：“每年新正请官与绅衿酒，则须弟到，或者经衙门之事，须弟去，余则全不管理。”

曾四老爷如此能办事，自然繁忙得很。他这样自述：

湘乡近日之“曾四太爷”，神通亦颇不细，一到家中则蓝缕已极。尧师每来，常呼为“老长工”。

当然，曾国潢很清楚他之所以如此吃得开，完全是因为曾国藩这个靠山的作用。特别是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跻身卿贰”，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后又于二十九年实授礼部右侍郎之后，曾家在地方上影响力更是迅速增长。曾国潢在家信中说：

我家若无兄创立在京，热热闹闹，家中安得衣足食足，礼义频兴。

确实，因为有了曾国藩这个靠山，历任地方官对曾国潢都毕恭毕敬，敬礼有加。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曾国潢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这样洋洋自得地描述他在县令面前如何吃得开：

又有数件上案，万万弄不清者，弟从中和息，自官以下莫不感激。弟与师令相见不少，说得亲爱之至，未有大不合者。渠亦目中止此一绅士，待举人进士，未如此珍重。……或有庸人妄人（想把持衙门），澄侯（曾国潢字）痛骂，自不敢不中止。

曾国潢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信中这样描写他与县令交往的情态：“师令已填实授，……弟今日拜会，道喜道谢（细毛虫事），谈的是京内升迁，外头调补，及粤东夷务已大半定等事，毫未及他。”你看，一个普通秀才，与县令谈的居然全是国家大事。

传统时代巨绅势力对地方政治影响极大。咸丰元年八月十七日曾国潢的一封家书，透露出曾家确实可以左右湘乡县令的任期。在家书中，曾国潢向曾国藩汇报说，因为县令朱某深得曾家及其他湘乡绅士的欢迎，所以曾麟书在湖南巡抚路过永丰之际，专门拜会巡抚，要求他多留朱某在湘乡干几年。巡抚对曾麟书自称小侄，说：“小侄可保其三几年不调动。”

有了这样的权势，曾国潢在地方上当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以“湘乡第一绅士”甚至“唯一绅士”自命。

虽然曾国藩对曾国潢在地方事务中过于活跃十分不满，一再去信告诫，曾四老爷却不为所动。因为老曾家除了曾国藩一年往家寄点银子之外，他的这个本事就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了。事实上，老四把家管得确实不错。到道光二十八年，湘乡曾家已经“主仆共二三十人”。除去主人，仆人已经十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