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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义因其在“百里开展”未实行前的1946年5月，就在太原东山孟家井将土改中逃跑出来的地主富农分子组织起来，配给武器，让他们做向导，派部队做掩护，利用夜间包围村庄，扣捕土改积极分子和地方工作人员，然后对这些人利诱、威逼，促其内部分化，叫他们去拉拢更多的老百姓。赵把这种方法定名为“以一变十，以十除一”，即一个地主回到村里，可以勾结上9个立场不坚定的人，就能变成10个与人民为敌的人，使他们成为消除八路军工作人员和同情八路军的人的刽子手，并且，赵俊义及其所部，肆无忌惮地乱抓乱杀，他曾叫嚣：“宁愿错杀一千人，也不放过一个员”，仅其所部在寿阳一县就杀害600多人，而其杀人的方法，不是用刺刀刺，铡刀铡，就是捆在树上开膛破肚，然后填在井里，手段极其残忍。所以，赵俊义被阎锡山视为典型，把他的方法称做“俊义奋斗法”，在“百里开展”开始后，加以推广。此外，阎锡山还将派往太原西山地区“开展”工作的工兵司令程继宗（别号达公）所提出的党团特务组织协同一致，相互配合，充分发挥“组织作用”的方法，嘉奖为后来居上的“达公开展法”。阎锡山把赵、程二人的方法，称之为“开展”的一颗谷子，要把它变成一穗谷子、一亩谷子，遍地谷子。

随着阎军在全面内战爆发后一系列战役中的不断失利，阎锡山对于“三自传训”抓得更紧。他不仅要求各区、县的“三自传训委员会”尽快行动起来，并着山西省“特种警宪指挥处处长”（简称“特警处”）兼“三自传训委员会”总负责人的梁化之加强对区、县“三自传训”工作的督导检查，并大力推行“俊义奋斗法”和“达公开展法”，同时命令太原市各机关、学校、厂矿、街道分别建立“三自传训委员会”，由行政主官兼主任委员，同志会特派员兼任副主任委员，“特警处”专门派出特工150多人，负责“考核任务”。

当时的铁军负责人王靖国说“三六一”传训（三六一是用三个手榴弹、一支枪用六颗子弹，最后用一把刺刀的意思）在军队上很有效果。于是一直与王靖国较着劲的梁化之，不甘示弱，为显示自己对“三自传训”贯彻有力，并且成效显著，在一次会议上，当阎锡山突然问他：“化之，你说晋中各县（指阎的政权范围）一共有多少的人”时，梁化之故意夸大“敌情”，很快地回答：“至少也有十万人”，阎又问：“太原城内埋伏着多少人”？梁答：“大概也有个三、五万”。与会者听梁如此回答，都很惊异。其实，这是梁化之为其大开杀戒的伏笔。原来，由于“三自传训”开始时，各区的专员、县长在认识上不同，对于所谓“自白转生”的做法，有主张积极的，有主张缓和的，工作进展较慢，为此，阎锡山在其召集的一次检讨会上曾严厉斥责梁化之领导的不积极，不深入。而在检讨会上，平遥县长尹遵党在报告他的做法时说：“经过一个星期的时间，把县、区、村全体干部，集中在一个大会场里，进行‘自白转生’的斗争大会，每天不吃饭，不睡觉地斗争二十个小时，叫干部们‘自白自己的贪污，自白自己和有什么关系’，把干部们自白出的事实，在大会上公开报告，让大家斗争。最后把棺材抬到大会场，宣布了谁自白的不彻底，被别人斗争出来，那就要当场不客气地用乱棍打死”。这样，就把平遥县的“自白转生”斗争活动，“掀起了最大的，做出了惊人的成绩，……发现全县七、八百干部中就有二分之一的人和有关系。这次才都彻底地‘自由转生’了。县里这个斗争浪潮，马上传到全县的各区村每一个角落了。村村都开了自白转生斗争大会。总共算来，全县共有嫌疑分子好几千人。经过这一次运动可算都发现出来，转生的转生，铲除的铲除，一网打了个干净。最的一天，就发现了一千多人”。尹遵党的这个报告，深得阎锡山满意，不久，即把尹升成了专员，并通令平遥为模范县，责令各县一齐仿效，向平遥看齐。从此，在梁化之和代理民政厅长续汝楫的亲自督导检查下，晋中各县很快掀起了“三自传训”的。展开了县与县、村与村的杀人竞赛。干部们在“自白转生”大会上为了表示自己要“自由转生”，免遭残杀，自己打自己的脸，对认为不“自白转生”的人，在事先做好的布置下，又推又拉，又打又唾，用钉鞋的锥子扎，用砖头石块砸，最后用乱棍抽打，打得脑浆迸裂，血肉横飞，死而后已。（《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398—399页）。

汾阳县在第一批“三自传训”中，为制造恐怖气氛，促进坦白交代，县训委会按照阎锡山的指示，在文庙操场召开了一次乱棍打死人的大会。所有机关、部队、学校、市民和参训的农民都参加。把早扣在警察局习艺室的六七个人，说成是参加训练不坦白的人，以拒不交代为八路军送情报的罪名，乱棍打死在文庙操场。其中有一个是东遥庄庙上的尼姑，以窝藏八路军名义被打死。还有城内一个十三岁幼女张冬花，本来是生活无着沿街乞讨的流浪儿，身带一包兰色颜料，警察局就抓回以替八路军放毒为名，也在这次被乱棍打死。第一批农民训练结束那一天，（新年前几天），把已批准处死的180余人，用绳索捆绑串连起来，回各村，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罪状，由参训农民手持木棍一个一个打死后，乡武装还要用刺刀在肚子上刺穿作为验收，结果就在这一天，全县统一行动，一天内就乱棍打死180余人（郭咸正：《汾阳的“三自传讯”》，《山西文史资料》，第12辑，第65页）。

负责督导检查的梁化之，对于斗争软弱和不敢放手杀人的区、县干部，认为他们是不“革命”，不配与做斗争，令其从头再做一遍，对于杀人多、手段毒者，则予以鼓励和升迁。因此，“三自传训”实际上成了一场血腥的杀人比赛。在这场屠杀中，被残害者难以数计，据阎锡山省政府1947年底最低限度的不完全统计，在晋中各县就有八、九万人被打被杀，其中，被乱棍打死和杀死的有3000余人。这仅是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被杀害的数字。以后又在太原、临汾、晋中及晋北各县继续进行，而且更加疯狂。（《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400页）。

在区、县开展的“三自传训”如此惨无人道，在太原市的各机关、厂矿、学校和街道进行的“三自传训”同样残暴无比，令人发指。阎锡山为了“肃清”他所谓的“伪装”、“嫌疑分子”，不仅提出所谓“政治革新和转变干部意识”的主张，而且要他的部下人人都要交代同的关系。他提出的口号是：“有关系的交关系，没关系的找关系，找了关系交关系，交了关系没关系”（牛荫冠：《怀念赵宗复同志》，《山西文史资料》第27辑，第125页）。这实际上是强迫人们无中生有地捏造出许多同的关系来，向他坦白，以示忠诚。在这种高压下，搞得人人自危，个个提心吊胆，有的本来根本就与没什么关系，但受环境的逼迫，不得不把编造的所谓关系交代出来，原以为交了关系就没关系了，岂料却惹下大麻烦，由此身陷囹圄，残遭迫害。

在这中间，梁化之更是竭尽全力参与其中。“三自传训”开始之前，梁化之为破坏的地下工作，就在工厂、学校和商店中，派有特警处的特务。各厂矿所设立的“工人福利室”，名义上由厂矿行政上办理，实际上在内负责活动的均为用同志会名义派来的特警处的特务。表面上是为工人谋福利，暗地里却是对工人进行监视、镇压。因此，“三自传训”开始后，“福利室”就成了迫害工人的帮凶。福利室主任的权力很大，只要室主任按“三自传训”干部手册上的规定，用笔在谁的名字下划个杠杠，谁就是“三自传训”的对像。而这个“三自传训”干部手册规定：日伪时期进工厂之工人可疑；“光复”前后进工厂者可疑；抗战初参加牺盟会、晋西事变后回太原者可疑；家在解放区者可疑。这也是梁化之所说的太原城内埋伏的“大概有三、五万”的依据。而西北制造厂厂长、阎锡山的本族孙子阎树松，遵照爷爷“过了筛子再过箩”的“肃伪”方针，对该厂1800名员工普遍审查，就查出102个“伪装分子”。阎锡山据此审查报告推断，断定太原城内的，七成在工厂，二成在学校，一成在机关。于是，他同梁化之商定“肃伪”以工厂为重点，在西北实业公司下属各厂设立专门机构，并从同志会和特警处抽调有特工经验的官员和干部，到各厂经办“福利室”。

“三自传训”的重点被福利室主任确定后，即通过动员、斗争，召训、处理等程序，开展“三自传训”。而工人在渡过这四道“关口”时，所遭受的折磨和迫害，更使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晋华卷烟厂女工杨瑞，年仅15岁，从未见过和八路军，就是因为她在斗争会上不说话，密报员向传训长报告说他是伪装，传训长追问她：“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是否通八路”？她还是低头不语，传训长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说杨瑞受她舅舅的指示，准备往茶炉里放毒，召开全厂大会进行斗争。杨瑞被斗得精神失常，口吐鲜血，含冤而死。西北造纸厂女工杨拉弟，下工后与一名叫于三毛的工友说了一会话，见有人来便不说了。于是就成为斗争对象，斗争会上，威逼她自己打自己嘴巴，让她头上顶一条凳子，两手各托一条凳子，举上举下。同日，她婆婆也因此受到牵连，吓得哭了一夜，大清早，便忍心撇下一个6岁的孩子，婆媳携手跳汾河自尽了。西山煤矿工人范二朱受“召训”时，召训人便说他给八路军送过情报，命令打手先用乱棍打，后用火柱烫，最后又用竹签子穿肚皮，活活被折磨而死。赵五是新进厂的一个农民，在“自白”时说了一句话，在深夜里，解下裤带栓上枕头，勒在脖子上，把枕头吊到炕沿外自杀。永兴堡街道铁军基干主席石祯，硬说搬运工人张仁是暗八路，在斗争大会上强迫妇女儿童往死里打，一伙妇女儿童不论如何受逼，也只是轻轻地用棍子在张仁的腿上打几下，石祯恼火了，猛扑过去，夺了一根棍子，动手狠打，霎时间，张仁的脑壳就被打得开了花。西北造纸厂在“三自传训”中被辱骂和毒打的，就占到全厂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太原地区斗争史料》1985年10月印行，第198—200页）。

不仅如此，在“三自传训”中，梁化之等还把学校比较进步的青年，以“伪装嫌疑”的罪名集中起来，称为直属大队，实际等于集中营，白天迫使数百学生集体跑步、劳动，疲劳其身体和精神，夜间进行审讯、逼供，牵连罗织，进行迫害，十分残酷。太原市上肖墙新兴澡堂里一个青年工人李波，因不堪军事训练之苦，说了句“进来怕什么”的话，便立刻被捆到杏花岭广场上用乱棍打死。

阎锡山对于在历次战斗中他的那些被解放军俘虏后放回的官兵也不放过。他认为，这些人肯定被“洗过脑子”，同情，回来后会对他的部队起瓦解作用。而事实上也是如此。1945年11月初，被解放的阎锡山部244名将校军官在太行行署士敏县，就痛斥国民党违背“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的行径。12月6日，被解放的阎锡山将校级军官499人又举行集会，反对内战，控诉阎锡山罪行。因此，阎锡山于1946年春，将自上党战役以来被俘放回的官兵，大部集中于榆次，8月间又在太原成立了“晋绥军返部干部集训团”（简称“返干团”），把这些人集中于“返干团”内，并下令各部队，凡是被俘返部的干部，都须到“返干团”报到受训，否则开除职务，停发粮服薪饷。“返干团”由阎锡山自兼团长，由王靖国、杨贞吉、孟际丰、张世明、“铁军组织”的督导委员商得功、李国枢（“政卫团”骨干分子）等组成委员会，集体领导。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又分设训导、教务、管理、总务等4个组。训导组主要负责对返干干部的追究、考查、明确、处理等工作。“返干团”下还设有一个将校队、4个尉官队、8个士兵队、1个行政队。

“返干团”对学员的迫害极其残酷。学员被送进“返干团”，犹如进了集中营，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逼写自传和自白书，并揭发别人，对所谓有问题的，在斗争会上残酷斗争。“三自传训”开始后，对学员进行“自白转生”，每个学员都要跪到阎锡山像前诉说被俘经过和今后决心，如有认为交代不实者，即被绑在木桩上，刀枪横对，木棍乱舞，直逼这个斗争对象。所施用的各种酷刑，都是经过“返干团”、“政卫处”、“特警处”事先研究过的，他们指示要用小棍打，不让一下打到致命处，刺刀刺，也要刺遍全身，然后才刺致命的地方，使被害者生已无望，死不得快。返部干部炮兵团长郭如彬，被人秘报在被俘期间他说过阎锡山已成瓮中之鳖的话，便由“特警处”审讯后，密送小东门活埋。至于被惨刑处死、被乱棍打死和被刺刀刺死者，经常有之，被害人员都秘不宣布，孟际丰曾对人秘密透露说残害过五、六十人，实际上绝不止此数，而这仅仅是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被杀害的人数。

1947年后半年，解放军转为战略进攻后，阎军被俘官兵更为增多。阎锡山对被俘返部人员的迫害也更为残酷。孟际丰提议仿照封建时代刺配充军的办法，给返部干部实行皮下刺字。所刺之字多为“”、“灭共”、“誓死”等，其义愈反动，表示对阎愈忠贞。因为所刺之字除非将皮肉割掉，永不会灭，企图以此断绝返部人员归顺人民的道路。刺字者名为自愿，但实际上是强刺，人人得刺。刺得好的，可受奖励，奖给法币300万元，并给以“忠贞先锋”的称号。胡三余是在上党战役中被俘的中将炮兵司令，进入“返干团”后，刺字时，他先在大臂上刺了“雪耻”二字，阎锡山认为这是不够坚定的表现，他又在小臂上刺了“”二字，阎锡山才认为已够个忠贞干部，释放出团。刺字在当时已经成为识别返部干部的一个标志。1948年初，阎锡山自认为返部干部都有了雪耻奋斗的决心，于是组织这些人成立了所谓的“雪耻奋斗团”，把他们再次抛到前线去为其卖命。因为“返干团”的人日渐减少，迄至1948年9月，把认为还有问题的200多人转交“特警处”继续进行迫害（《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392—3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