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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阎锡山推行“兵农合一”的目的是这样的，所以，“兵农合一”实行的结果，既没有出现像他所说的“安定了家庭生活”，“负担公道”，“生活平等”，使百姓“把光景积大”，并使之“教育机会均等”等美好景象，也没有达到他所谓的“没有穷人，没坏人，没愚人，没闲人”（《兵农合一》（下），第59—60页），反而给他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带来了巨大灾难。不仅广大农民因负担过重，难以为生，而被迫四处逃亡，致使土地荒芜，杂草丛生。如太原郊区，以当时最好的土地来说，一“份地”的产量也不过25石，他每一“份地”的负担，包括地租、优待粮、正额负担、调剂粮、学校粮、救济粮、马料、分数粮、富商粮、耕地粮等项目，合在一起计算，少则10石以上，多则20石，也就是说，80%的产品被阎锡山掠夺而去（太原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编：《巨变中的太原》（农业部分），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页）。正因为农民不堪其苦，纷纷弃地而去，逃离家园，有的甚至跑到了解放区，因此，在阎锡山统治的地区内，有些村庄逃亡户占到本村总户数的20%多，不少地方的荒地面积达到30%到50%。当时流传的一些歌谣：“兵农合一聚宝盆，村里跑的没有人”，“编组抓丁真真好，地里长的全是草”，“编村村长兵贩子，害得媳妇没汉子”等，正是广大农民对“兵农合一”暴政的无情讽刺和无比愤慨情绪的充分反映。就是在城镇，许多私营的工商业也深受“兵农合一”之害。因为1947年以后，各商号从业人员，凡属壮丁也都被编组。出常备兵的商号，人被拉走，还要出“优待粮花”。不出常备兵的，则要花几百银元才能雇到顶替的人，不少商户一年所得利润还不足支付这些负担，致使商业日趋衰败。

“兵农合一”造成的严重危害，就连孔祥熙和阎锡山过去的一些属僚也看不下去。1946年12月，贾景德、温寿泉、赵丕廉、梁上椿、徐永昌等70余人联名致电阎锡山，反对“兵农合一”，他们说：“现在山西省府统治下的人民，最近逃至平津汴洛及西安等处者日益增加，大多衣食无着，颠连困苦，其状甚惨。在抗战时期避敌寇而逃，或在占据区域不堪压迫而逃，尚无足怪，今省府收复区内竟有此现象，殊出意外”，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推行‘兵农合一’将社会基础根本改造”，“征粮工作及其他一切摊派竭泽而渔”，“地方及乡村干部组织庞大，职权太高，分工复杂，生杀予夺，勒索凌辱，人民不堪其苦”，要求阎锡山“迅速停止‘兵农合一’办法”，“撤消地方乡村各级干部，村长改由民选”，“取消一切不合理之摊派，减轻人民负担”和“取消一切特殊单行办法”（《山西省公安厅敌伪档案》全宗号9，目录2，案卷号4）。此后，贾景德还单独致电阎锡山相劝，“将‘兵农合一’试办区缩小，一面试行制度，一面容纳众意，以慰其望”。但是，阎对孔祥熙和贾景德的复电中，虽然也不得不承认“兵农合一”存在的某些弊端，但仍坚持认为“今日抢夺政权者，趁土地问题未解决之际，称兵壮大，无法限制。山不敏，确认‘兵农合一’不只能解决土地问题，并能解决兵役问题，国防问题，重工业问题……。实行与否，关系桑梓存亡，国家安危，潮流不可逆，时代不可违。今日土地问题，即与政权相关联，谁解决土地问题，政权即属于谁。土地问题若是让他人解决，必遗国人以无穷之祸。本党也将成噬脉之悔，山敢断言也”，实行“兵农合一”，“此是山西安危所关，本党存亡所系，我绝非固执己见也”（《阎锡山年谱》（六），第2256—2257页）。之后，随着阎统区的不断缩小，为解决其日益枯竭的兵源、粮源问题，并对抗声势浩大的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更一如既往，继续加紧推行“兵农合一”。

就在阎锡山不顾广大民众反对和外界的各种责难，继续推行“兵农合一”时，又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这就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因国民党为打内战急剧增加的军费开支、战争的巨大破坏，以及国民党各级官员贪污和各种官僚资本的贪婪吞蚀，已使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凋敝，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社会秩序极不安定。到1946年底，通货膨胀较抗战前增加了2900多倍，上海物价涨到8000多倍。1947年4月底，法币增发到5000倍，而物价则涨到28000倍。在山西情况更为严重，由于从全面内战爆发到1947年4月，阎锡山在向解放区进攻的一系列战役中连连失利，致使其抗战胜利后所“开展”的大部地区丧失，阎统区只有在铁路沿线的一些县份、地区，已变得相当窄小；与此相应，同蒲铁路南北两段以及正太路均被切断后，陆路交通基本断绝。不仅太原地区西北实业公司各厂矿的生产原料因运输困难而被迫停工或减产，而且军民用粮和其他生活用品也极为紧张，虽然有陈纳德组织的航空队进行空运，但数量十分有限；阎统区内大批壮丁被迫参战，无暇生产，致使粮食来源大减。而不少“公营”商号及官商合办的商号又乘机囤积聚奇，哄抬物价。因此，山西涨风更烈。太原物价要远远超过上海，达到全国最高峰。1947年4月下旬，小麦每石售价法币20万元左右，一入5月，一改而为30万元，5月13日进入40万元，17日就突破60万元，5月24日，更涨至75万元，距太原60里的榆次，竟高达80余万元。不到1个月，粮价涨4倍。

持续的物价暴涨，引起人们的极大恐慌和强烈不满。阎锡山深恐如此下去，“必致由经济恐慌至经济暴动，……甚至涉及政治军事”，“到某种程度，……我们就即须崩溃”，因此，1947年5月17日，他就指示各部门要积极行动，尽快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山西省经济管理局及太原市政府立即召集商会、各同业公会、各街长举行会议。会议认为，要控制目前局势，必须管制物价，首先管制生活必需品。阎锡山认为可以，并提出了稳定经济的“四项原则”，即简化生活，保护生活，分配工作，配给产物。随即决定严厉实行粮食、布匹、食盐、煤炭4种生活必需品各归各行经营。

此法实行后，虽然物价暂趋稳定，但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也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因为当时阎锡山所处的客观环境，已相当恶劣，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来源已极为困难。在此情况下，阎锡山为安定人心，遂提出“平民经济”的口号。他认为，享受不均是社会不安定的原因，医治之法，只有从“均”与“安”上着手，要做到这两点，就必须实行“平民经济”。“无论贵贱贫富一样生活，有钱有势的，也不许吃的特别好，没钱没势的也不会吃的坏，贫富一样，贵贱一样，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这就叫平民经济”。“平民经济是极贫穷的经济办法”，它“是以平民利益为中心的经济，一切经济设施，都以平民利益为前提”，“完全采纳民意”，“平民经济”是“民主”、“平等”、“互助”、“互惠”、“合理”的经济（《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381页）。在阎锡山看来，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只要贫富贵贱一样生活，就可以安定社会了。

为了推行“平民经济”，阎锡山成立了附属于山西省经济管理局的“平民经济办事处”和“太原市平民经济执行委员会”这样两个机构，前者为指导机构，后者为执行机构。实施“平民经济”的办法，主要是围绕阎锡山提出的四项原则进行的。其中，阎锡山对于为“保护生活”而实行的定价配额售粮和为“配给产物”而实行的管制物资输入输出，尤为重视，可是实施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阎锡山为了使太原市民人人有饭吃，并能购买到一些生活用品，曾采取了按人口大小，粗细粮定量的配售粮食办法，在太原城内各街道和郊区各村成立了消费合作社，让平民按原法币入股，还向市民许诺保证法币股金不贬值，粮食不涨价，“买下原法币，就等于买下实物，可以保持其购买力”。但是，由于粮食来源奇缺，补给仅靠空运，为数相当有限，在外埠的大宗存粮，无异被冻结，因此，定量配售粮食一策，仅实行了半年便断然宣布停止，消费合作社也宣布退股。虽然所退法币数字并未减少，但因币值狂跌，市民退股实际收回的已不及入股时的十分之一值钱。配售的棉花布匹，均为私商存货，按定价配售，也因币值跌落而大受损失。粮食停止配售后，粮价又如失缰野马，飞腾上涨，粮花又严重威胁到了市民生活，普通市民能维持一日一餐者，已非易事。就连阎锡山的中下级干部，也有不少凭下班以后摆纸烟摊，或是零星买卖银元，寻找一点补助，才能维持生计。大批市民为饥饿所迫，纷纷出城去挖野菜，后来连树皮也被剥光。因饥饿所迫，有的自设灵堂，全家服毒自杀，有的在机场附近捡土里的军粮余粒，（粮食用飞机空投时，不敢低飞，从高空中抛下的粮包掉到地下后炸开）而被枭首示众。更为骇人的是饭摊上碗里竟发现了小孩指头，叫卖小贩的提篮里，竟摆着卤水人肉。

至于管制物资的输入输出，不仅对“保护生活”未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在“配给产物”的名义下，给阎锡山的“公营”和“民营”企事业自肥以可乘之机。阎锡山为管制物资输入输出，实行统一采购，以“物资采购委员会”名义将购回的物资交“太原市平民经济执行委员会”接收，统一定价、统一批发，采购品类计有棉花、茶叶、棉纱、油类、食盐、颜料、木料、皮毛等8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当时，因陆路交通基本断绝，通向外地的交通全靠空运，要加强物资管制，首先必须控制空运。准谁采购，采购什么，采购多少，阎锡山都抓得很紧。运回以后，查验分发，也都有严密、仔细的规定。输入货物赚钱，输出钢铁、布匹、洋灰也赚钱。开始阎锡山还允许私商采购，见输入输出有厚利可图，后来则索性由他的“公营”商号完全包揽，私商被排除在外。这些“公营”商号便囤积聚奇，抬高物价，大赚其钱，并且，由于阎锡山纵容这些商号私相买卖捣弄黄金，致使市场秩序更为混乱，民众生计更为艰难。

诸多私商因货源枯竭，想要歇业或关闭，但阎锡山为装点门面，粉饰市场，却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仍要他们继续开门营业，否则即以破坏“平民经济”论处。不少商人为维持生计，只好铤而走险，在金银市场、粮食市场上买空卖空，因此而破产者不计其数，使太原市的商业受到严重打击。1947年，全市工商总户数曾恢复到3600余家，与日伪统治时期不相上下，但到了1948年，便减至3184家（《巨变中的太原》（财贸部分），第1011页）。

阎锡山推行“兵农合一”导致的农村经济严重衰败，他实行的“平民经济”造成的城市经济的急剧凋敝，都使其政权统治的经济基础遭到了很大破坏。这其中固然与客观上存在的战争环境有着很大关系，但即使不是如此，他对广大农民的竭泽而渔，他对其官僚资本的放纵，也必然地要导致同样的结果。然而，他执意要进行的反人民的内战，又促使其不得不如此这般，因此，随着内战的进行，阎统区的经济日趋恶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5、加紧“三自传训”等白色恐怖统治，阎锡山政权的政治危机加剧

阎锡山在推行“兵农合一”、“平民经济”，希图使其经济状况好转的同时，为在政治上加强对军政各机关、学校、厂矿的控制，以完成其所谓的“剿匪”、“复兴”大业，还采用各种手段，一方面网络由各县逃出来的地主、富农分子，组成“还乡团”、“复仇队”，随阎军返回原籍，向干部和翻身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另一方面，则在他统治区内的农村，以及军、政、学部门，对所谓“有共党嫌疑”或“与共党有关系”的“伪装”人员，进行清理、迫害，大搞白色恐怖。

1946年冬阎锡山为巩固太原，提出要以太原为中心，实行“百里开展”运动，并制定了一个《动员戡乱复兴工作纲领》，提出：一、在动员方面，以斗争转生的办法，做动员的武器，自己斗争自己，自己转生自己；同级斗争同级，转生同级；下级斗争上级，转生上级；民众斗争干部，转生干部。在戡乱方面，政治上选拔兵农基干，建立铁村；实行“三自”即“自清”、“自卫”、“自治”，完成铁政。军事上选拔铁军基干，建立铁班；实行战场上练兵，完成铁军，实行以攻为守，维护政权。在复兴方面，健全国民三政（村参政、县议政、省咨政），完成兵农基础的政治；开渠凿井，扩大农业生产；增加输出，攫取工业原料。之后不久，1947年4月25日，阎锡山又对“三自”的具体含义作了解释：“所谓自清，是人民自己起来，把假装成好人，勾结上土匪，扰害地方、残害好人的人，依法把他除了；自卫，是村里的人一齐组织起来，拿枪的拿枪，巡查的巡查，种地的种地，……配合上部队，剿除扰害社会治安，强夺人民财产，杀害人民性质的土匪；自治，是实行民选村长闾长，由人民选出好人，办理好事，做到村中无一事不公道，无一人不公道，无一家不安生，完成此事，非但可以保障人民安生，社会安宁，并可以此剿匪，以此复兴”（见《山西省公安厅敌伪档案》，9—2—96）。并在太原成立了由梁化之、薄毓相、李江、李培德、张国翔等人组成，由梁化之为总负责人的“三自传训委员会”。但实施的结果是人民不仅未能安生，反而遭到无辜杀戮，社会也未得到安宁，倒是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百里开展”开始后，晋北、晋中、晋东、晋南等地区的一些县就组织了“还乡团”、“复仇队”，协助阎军对当地干部群众进行残酷报复。1947年1月8日，阎军连长许德胜和复仇队长吕振芳等率部包围了文水县云周西村，12日扣捕了刘胡兰等8人，强迫村民参加“自由转生”。当石三槐等6人被匪军用乱棍打死后，又威胁、利诱刘胡兰，要她交出党员名单和组织活动情况，但刘胡兰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最后被阎军用铡刀铡死。1947年10月19日，地主富农勾结复仇队，纠合阎军第49师第1团团长赵俊义，率部袭击寿阳太平乡赵家垴，15岁的尹灵芝为保护公粮，掩护群众转移，不幸被捕后，11月3日，即遭杀害。类似惨案，在其他地方还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