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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阎锡山在会上不仅对抗战的前途作出了将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牺盟会史》第472页）的判断，而且提出了“无条件存在”和“走上抗战最高峰”的口号，认为“抗战只是手段”，存在才是一切，为了存在，他甚至对其心腹们说：“我们不能背上棺材抗战”（《战动总会简史》第106页）。要学狡兔一样要有三窟，“我们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窟窿，才能存在：第一个是日本人，第二个是国民党，第三个是”，现在“日本人最有力量，所以必须费力经营好日本人这个窟窿”（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75辑，2001年3月版，第310页）。会上，阎锡山还针对续范亭所说的对晋西北一带热情抗战的青年应当支持，“不要怕人左，不应以左的口号，排斥了成千上万热心参加抗战的青年”。大谈什么在人类生存上，我们应求人类生存上的十五月亮，不要上旬月亮的不及方面之右，也不要在下旬月亮的过方面之左。“今日中国，我们应该在‘抗战到复兴上’求十五的月亮，……抗战是手段，复兴是目的”，“只言抗战而忽视复兴者，纵然幸而抗战得胜，免今日之亡国，而未来之国难正多且大，必难免十年二十年后之亡国惨痛也”（李冠洋：《对阎锡山的剖析》，《山西文史资料》第47辑，第92页）。甚至指责反对他降日言论的牺盟会和新军负责人说：“现在明明白白天要下雨，应该准备雨伞，可就是有些人硬说不下雨，……我最讨厌那些沽名钓誉的人，害了他自己，还要害别人”（《牺盟会史》第475页）。

阎锡山在大造这些消极抗日和准备降日的舆论的同时，进一步加紧了策划取消牺盟会、决死队和新军的活动。会议期间，他在“手谕牺盟会暂停发展，各行政专员权力予以缩小，不准再自由委派县长”，各专员也不再负责指挥及训练各行政区保安队，以“减少各专员之军权”（《阎锡山评传》第330页）后，又通过行政手段规定，将牺盟会专员、县长可以委派县长、公安局长、县秘书、科长、区长的权力全部收回归省政府。并且还通过了“严格执行纪律”和“整饬纪律实行制裁”两案，要对不彻底奉行命令、不能按期完成计划而又不预先声明理由者“以贻误罪论处”，对托故弃职离开战区者“予以撤职”的处罚，规定了“山西省分区视察办法”，每专区派实察专员军、政、民各1人，对各基层的抗日活动进行监视，以剥夺牺盟会的权力，并对其严加控制。

在对新军的打击上，阎锡山也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秋林会议期间，阎锡山借口国民党中央军令部来电规定文官不能兼任军职，欲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他说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因兼任专员，不能再任决死1、2、3队的政委，决死4纵队政治委员虽未兼专员，但要调任战区高级参事，这实际上是阎锡山要这些员脱离新军，从而脱离党的领导，以便于他对新军的指挥和控制。在遭到薄一波等的拒绝后，阎锡山遂采取拖延会议的办法，阻止决死队领导人返回部队。接着，他又以“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和待遇”为由，要取消决死队番号，恢复组建时的旅团番号，把决死队4个纵队各编为两个旅，之后，各旅旅长虽然均由阎锡山的旧军官担任，但旅政治部主任绝大多数仍为党员。此外，阎锡山还把政治保卫队改编为3个旅，2个武装自卫旅也改编为207旅。秋林会议后，6月，阎又下令将续范亭第二督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撤消，该部所属之7个游击支队中的2个支队归入旧军，其余5个支队改编为暂编第1师，由续范亭任师长，并且规定全师只能编3个团。经过这样的改编，新军力量相对削弱，而旧军力量却明显加强。

经过这一番准备后，阎锡山认为动用武力，解决决死队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此前何应钦又在西安与赵戴文协议：“山西新军问题解决之后，可换得中央30万法币、2万新兵”，反之“如果山西新军问题不予解决，或将撤消总司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牺盟会史》第603—604页）。这实际上是受到了中央的支持。因此，阎锡山借“冬季攻势”之际，于1939年12月初下令其旧军，首先向主要活动于洪洞、赵城、隰县、汾西、蒲县等地的决死2纵队发动攻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晋西事变，亦即“12月”事变。2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和张文昂等领导，被迫指挥所部应战自卫，但因新旧军力量悬殊，决死2纵队经过艰苦奋战，越过离（石）军（渡）公路转移至晋西北的临县招贤镇地区。阎锡山不肯罢休，又令赵承绶骑兵第1军和郭宗汾第33军，会同第61、19军剿灭决死2纵队。其间彭德怀还曾到秋林劝告阎锡山，并与朱德共同向阎致电，报告孙楚在晋东南大肆杀害抗日进步分子和员的行经，希望阎加以制止，但阎锡山却置若罔闻，继续指示赵承绶、郭宗汾进攻新军。在此情况下，中央军委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将时在晋察冀配合作战的120师主力调回晋西北，与活动于晋西北的决死4纵队一道集中力量进行反击，从1940年1月2日至13日，经过旬余作战，将赵、郭旧军全部赶出晋西北。与此同时，在八路军陈庚386旅新1团和第383旅主力2个团等部的大力配合下，也在2月初粉碎了国民党中央军和阎锡山旧军对活动于晋中地区的决死1纵队的进攻。只是活动于晋东南的决死3纵队受到比较严重的损失，但总的来看，阎锡山策动的“12月”事变是失败的，而新军与八路军密切配合的自卫反击则取得了很大胜利。

经过这次事变，八路军的主力更加壮大了，因为除一部分新军分离出来外，其余新军33个团脱离了阎锡山后，被编入了八路军系列，并且这些新军的武器装备都相当好。阎锡山在晋西北的旧军被驱逐后，领导的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也随之建立，从此结束了两种政权、两种部队共存的局面。阎锡山在晋东南制造的摩擦，虽然使决死3纵队受到一定损伤，但蒋介石的中央军却乘机插了近来。不仅如此，对阎锡山表示不满的第6集团军总司令、第83军军长杜春沂，第19军军长孟宪吉等高级将领，事变后也先后离他而去，投靠了蒋介石。真可谓损兵折将，丢城失地，众叛亲离，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这样的结果，是阎锡山始料不及的。

事变后，中央为了维护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战，不使处于内外交困中的阎锡山孤注一掷，向日妥协投降，多方进行调停，甚至亲笔写信给阎锡山，在肯定他抗战以来，“创立抗日根据地，实施了进步政策，使抗战各军团结一致，屏障中原，保卫西北”这些贡献的同时，也指出：“目前国际形势日见有利于我之抗战，国内关系虽有一班不明大义幸灾乐祸分子，进行挑拨离间阴谋，然深明大义者固居多数”的复杂形势，并明确提出“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阎锡山评传》第346—347页）。后经派代表王若飞、肖劲光与阎锡山反复谈判，1940年4月初，阎锡山与达成协议，确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以汾河为晋东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旧军防区，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为八路军、决死队活动区域。

对于能有这样的结果，阎锡山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和八路军、新军，并没有对他赶尽杀绝，还个他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况且，经过“12月”事变，他的军事实力已大为减弱，能守住晋西南地区已是勉为其难了，那还有余力再在其他地区有所作为。

从此，阎锡山的统治地区就限止于晋西南一隅。而和八路军、决死队则可以在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地区，更加独立自主地坚持抗战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12月”事变使山西的抗战出现了逆流，但由于中央高瞻远瞩，对事变处置得当，未使矛盾扩大，因此，它又使山西的抗战出现了新的转机，改变了山西抗战的格局，也为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5、发行省钞、合作券，推行“新经济政策”和“兵农合一”制度，维持对晋西南的统治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由于在抗战爆发前的几年中，阎锡山对山西省四银行号和四银行号实物准备库以及外贸事业的苦心经营，他的财政还是比较宽裕的。虽然抗战爆发后，各路大军云集山西，使山西省仅用款及垫支中央各军的军械弹药等款项，到1937年10月已超过1000万元，但在太原失守前夕，山西省四银号还有现洋约800万元、黄金10000余两，原金沙2000余两，以及未发行的新钞票3000余万元。

这些款项，由于在南迁时，有相当一部分现洋和大部黄金委托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驻山西分行代运，而这些分行却将代运之款项很快转运至汉口中国银行收存，当阎锡山派人追索时，又借故推委或是以“黄金应归国有”为辞，只付给阎锡山已经日益贬值的法币，因而使阎锡山损失了一笔资金。而3000余万元未发行的新钞，又因晋南局势吃紧，恐钞票落入敌手，也在运城销毁。尽管如此，阎锡山退居临汾后，尚有1000余万法币，其财政还是能够维持的。

但是，当临汾失陷，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山西省政府退至晋西南吉县后，由于晋西南地区多为偏僻山区，经济相当落后，而蒋介石所拨的军政费用也十分有限，因而，阎锡山的财政日趋拮据。1938年5月，阎锡山在吉县中市村对“省铁两银号随营办事处”监理王尊光说：“咱们带来的法币，不久要花完了，今后军政费无着，设法印票子吧”。王回答说：“为抗战，所需军政费，应该向中央要”。尽管阎锡山去年冬天在武汉会议上，蒋介石曾让孔祥熙问他要不要钱，可以带些钱回去，而阎当时回答“抗战还要钱吗”？给人家拍了胸脯子，觉得此时“不好回头”，然而，面对拮据的财政现状，阎锡山还是决定“咱们自己印票子吧”。在“中央不让各省印票子”，自己又“没印刷工具和人员”的情况下，阎锡山想出了一个办法，即叫《阵中时报》社李洪庆筹备印刷晋钞。因为《阵中时报》就有西北印刷厂带出来的印刷机和工人“可做基础”，李洪庆又是西北印刷厂厂长。“不足部分，可派人到西安购买些机具和纸张，即可开印。不过这事须秘密进行，只要从西安把应用东西买回来，开印后，就什么都不怕了”（王尊光、张青樾：《阎锡山对山西金融的控制与垄断》，《山西文史资料》第16辑，第42—43页）。

经过一番筹备，当年10月，阎锡山在秋林镇西五里的票落村，以“晋兴出版社”的名义，开始印刷山西省银行10元票，接着又印刷铁路银号5元票。由于印刷效果不佳，票面花纹模糊不清，人们把“10元票”叫做“大花脸”，“五元票”叫做“二花脸”。与此同时，阎锡山又以中央拨发晋省军政费不敷使用，而晋钞已不敷周转为名，呈请国民党政府准许发行纸币1000万元。经孔祥熙的从中斡旋，“核准山西省银行印发纸币500万元”，这无疑使晋钞的发行合法化。阎锡山为了把中央所发之法币节存下来，以“搭配”的办法，将半数以上的晋钞作为军饷、薪资下发，再不限止“核准”定额，大量印行晋钞，至1940年7月底，先后已印行7788万元，并且用晋钞在敌区套购小麦20000石。

“12月”事变后，阎锡山管辖的地区只剩下十几个县，且半数以上为不完整县。由于阎统区面积有限，而晋钞却大量发行，致使物价飞涨，不仅广大民众怨声载道，而且阎的一些高级军政人员也致函蒋介石，指控晋钞“出境不如废纸”，“官兵陷于无法生活之困境”，“逃者死者随日而增，抗战前途，十分可悲”（景占魁：《阎锡山官僚资本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11页）。迫于各方压力，阎锡山于1940年7月底，才停止印刷晋钞。

停发晋钞后，阎锡山随即以“为中央统一印刷，防止敌伪套换外汇，打击敌伪经济侵略”为名，向中央提出“整理晋钞”方案。要求在将新旧省钞分别整理后，如若能另拨新券5079万余元，“即可将原发新旧省钞，悉数收清”（《阎锡山官僚资本研究》第311页）。其实，是他想通过“整理晋钞”，趁机向国民党政府索要一笔资本，但这一要求被蒋介石拒绝。在此情况下，阎锡山为避免晋钞过剩引起的金融危机，下令回收晋钞。通令各县把“调整金融，稳定省钞价格”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为此，他除了用“田赋折收”一法，对1939、1940年两年欠赋及1940年部分田赋，以每石粮银折征抗战前和抗战时发行的新旧省钞折收外，又把甘肃土商的15万两大烟购买下来，用烟土撤收晋钞。结果，以180万元法币的烟土，收回省钞4500万元，加上田赋折收，到1943年底，共回收晋钞6000余万元，基本上稳定了阎统区的金融秩序。所余1000多万元，则仍分散在晋东北、晋西北地区的民众手中。

一贯善于搞经济建设的阎锡山从晋钞的印行与回收中，也认识到，单靠在晋钞的印行上做文章，显然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财政拮据的状况的，只有从发展生产入手，才能促进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也才能从各方面满足军民生活生产和作战的需要。再从客观形势来看，1940年春，阎锡山决定将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山西省政府由陕西秋林迁到吉县南村坡（因南村坡谐音“难存”坡，阎锡山嫌不吉利，改为“克难坡”）后，他管辖的晋西南地区，只有吉县、大宁、乡宁、隰县、永和、石楼、蒲县这7个县为完整县份，其余大部为沦陷区。这7个县共有人口53万多，地区狭小贫瘠，人口又少，但其军队及其干部眷属，就有20万人。并且，日本想逼迫阎锡山早日公开投降，但因与阎有暗中勾结关系，不便硬诉诸武力，而是以倾销不必要物资、封锁重要物资、吸收法币、套取外汇等经济手段向阎施加压力。致使阎统区的经济困难更加严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为渡过经济难关，于1942年提出了他的“新经济政策”，即“对内扩大生产，充裕物资，稳定物价；对外深沟高垒，严密经济封锁，抵抗敌人经济侵略”。

阎锡山为了推行其新经济政策，以实现“使人生活的物质合理满足”这个目标，不仅提出了实施这一政策的先决条件，即“政治经济化”，也就是拿政治权力管理经济，所有计划生产、节约消费、配给物品、统制商业都由行政上负责办理，以体现政治的力量；并且要把“生活生产战斗合一”，“人人劳动生产”、“互助合作”、“计划管理”这四项作为建立新经济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