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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口战役，共歼敌逾万余人，中队也伤亡近2万余人。这次战役，是抗战初期与淞沪、徐州、武汉会战并称为四大战役的一次大战役，也是抗战初期华北地区抵抗最坚决、最持久、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在这次战役中，国民党中央军队与晋绥等地方军队进行了密切合作，八路军也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而广大官兵更是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凡此，都充分体现了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决心。此役虽然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对于打破日军“一个月灭亡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对于在战略上配合淞沪战役，从而迟滞日军侵略中国的步伐，都是具有重大影响的。

阎锡山不畏强敌，敢于同装备现代化且训练有素的日军在忻口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决战，其维护民族独立，决心救亡图存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而他对整个战役的部署，以及战略战术的应用，也基本上是恰当的。与他此前先后进行的“大同会战”、“内长城防御作战”相比，显然有了很大的进步。如果从总结这三场战役的角度来看，可以清楚，“大同会战”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防御，而“内长城防御作战”，企图把日军装进口袋里再打的策略，则又有些冒险，因为，依据当时双方作战的态势来看，即使把日军引入口袋阵里，凭当时中国守军的实力，也是难以将其消灭的。而在忻口决战中，正是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凭险固守，才大大削弱了敌人的现代化优势，而发挥了中队特别是晋绥军能防善守的优势，使装备很差的守军与日军对抗一个月之久，并给日军以重大创伤。在这一点上，阎锡山是实践了他8月6日同何应钦所谈的战斗上“我宜在有利之地形与之作战，使其飞机、战车、大炮皆失作用”的理论的。

忻口战役未能大获全胜，而是如此悄无声息地结束，确实令人遗憾。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应当说主要是由于娘子关失守后，晋东战局急转直下，迫使阎锡山不得不全力以赴，保卫太原。而晋东战事的失利，又与阎锡山对晋东防御作战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及其过分依赖第一战区的思想，有着很大关系。然而，即使不存在这些问题，恐怕也与事无济。究其原因，主要是“七七事变”后，日军为尽快占领全中国，在军事上采取了多方面的进攻态势，各个战场都需要兵力，可是山西兵力有限，中国兵力也有限，在此情况下，只能将主要兵力用于重要战场，而无力再兼顾其他方面，出现捉襟见肘的窘迫。这从忻口战役一开始，阎锡山就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着眼于山西要地之确保，决定转用平汉线兵力”，将卫立煌所部转赴晋北对日作战上，从卫立煌在致电蒋介石中所说的“增加部队三四师先歼此敌，再行转击晋东之敌”一语中所隐含的蒋介石想让这三四师部队先赴晋东作战的意思中，从晋东战事吃紧后，前往作战者又多属其他地方部队的事实来看，都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兵力不足的问题。这样，阎锡山只能集中全力进行忻口决战，而无力再兼顾晋东战事，而卫立煌也只能眼看着围歼忻口日军的大好时机白白溜走。同时，作为山西东大门门户的娘子关能否守住，关键在于属于第一战区的石家庄能否守住。可是，石家庄很快沦陷，致使娘子关暴露于日军面前，加之防御力量的薄弱，以及各部队指挥的无序，娘子关很快失陷，迫使阎锡山不得不抽调忻口前线部队回防太原。历史事实就是这样无情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不过，在如何解决中国兵力严重不足的问题上，阎锡山在抗战爆发前的1935年9月28日，即向蒋介石建议指定“三十年防守国策”，此后不久，又与张学良、何应钦、朱培德、唐生智等拟定“国防计划”，准备“三十年分为五期，先计划第一期，每期前一年，计划本期”，“以每年增加二百万之战斗员为标准”（《阎锡山年谱》（五），第1870页），倒可以看出阎锡山还是有相当的前瞻性和战略眼光的。

3、太原沦陷后，仍然坚持抗战，组织“反攻太原”和“游击”、“攻势”作战

晋东战事失利后，阎锡山急调傅作义的第35军回防太原，不久，晋东方面各部队也奉命向太原东南既设阵地转移。10月2日，忻口方面的作战部队在日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乘夜转进，于3日上午全部撤至太原附近阵地。4日，阎锡山在绥靖公署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太原防守事宜。不仅重申了他的依城野战计划，而且决定以傅作义部死守太原。会后的当日夜晚，他便率赵戴文等匆匆离开太原，沿晋西公路退往交城。

尾随追击中队的日军，于5日迫近太原城郊，并从东、北、西三面包围了太原之后，6日拂晓便开始向太原北关兵工厂和东北城外黄国梁坟园的一带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由于此时太原东、北、西三面依城野战的部队均先后仓皇撤退，实际上形成了傅作义孤军应战的局面，因此，守军虽然对突入城内的日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损失惨重，经两日激战，有战斗力者仅剩2000余人，局势已难挽回，傅作义见状，乃下令撤退。11月8日夜，太原失陷。

一个月之后，12月13日，南京也告失陷。

对日作战的一连串失利，阎锡山难免有些痛心，也感到了一定压力，但他对坚持抗战并未丧失信心。

12月29日，阎锡山应蒋介石之召，前往武汉开军事会议。在会议快结束的1月7日，他就向第二战区各总司令全文转发了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通报。这个通报摘录了总顾问法肯豪森函送12月15日简要情况判断，其主要内容为：在敌情上，指出日军占领南京后，将继续用兵，不仅“驱逐我晋北活动兵力，并于最近由南前进，主力向潼关占领山西”，而且“沿平汉路续取攻势”，向徐州前进，以占领山东。在继续作战之着眼点上，则指出，应充分利用广大空间地形及气候，“宜注意不使部队于接近敌时即行退避”，这样会使部队受重大损失，且迅速沮丧士气，而“宜就各地区严格分别”，无论进退攻守，“原则上应绝对固守之阵地”，“嗣后须特别注意向敌背后及其联络线之小战动作”。情况判断中还特别指出，“山西战略上有莫大意义，是以须阻敌人驱逐我晋北兵力，其办法为直接增加兵力，而最好为晋军向太原前进，收复仅有少数敌兵之该城。切断其太原石家庄之联络，若能收复晋北，则敌于察绥之地位，必俱感受威胁”（《阎锡山年谱》（五），第2070—2071页）。由于在此之前的11月初，日本即向蒋介石提出七项和谈条件，实际上是要中国政府妥协，12月初，蒋介石表示愿意接受日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因而在这次关于商讨抗战形势和新军事对策的会议上，是战是和的问题，自然就成了会议商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个问题上，阎锡山虽然发表了自己比较独特的看法，认为“凡一个战争，总要了结，甚么是个中途，也难为在确定”，“妥协与否，是以国家民族利害为前提，假若对方与我们一个顶有利的条件来妥协，妥协并不是灭亡”（《阎锡山年谱》（五），第2069页）。即未明确表示主战，也没有支持汪精卫鼓吹的妥协，但从他全文转发这个通报上来看，可以清楚，阎锡山实际上是倾向于反对妥协，坚持抗战的。如若他倾向于妥协，是不会转发这个明显有利于坚持抗战的通报的。

1月8日，阎锡山从武汉返回临汾后，即召开会议，向军政人员传达武汉会议的内容，并决定在军事上，必须巩固确保黄河以东以北阵地，绝不让日军渡过黄河，以屏障西北及西南后方之安全。在政治上，以民族革命战法组训民众，军民联合，全面抗战。

1月中旬，蒋介石准备在津蒲南段同日军会战，以保卫武汉，为此，他要求阎锡山、卫立煌的部队保留在黄河以北作反攻太原的准备。1月29日，又电示阎锡山向太原、石家庄迅速出击，以策应徐州方面作战。阎锡山据上述指示，于2月17日在距临汾10公里的土门镇，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反攻太原的军事行动。决定以一部主力沿同蒲路发动攻势，先将太原以南之敌歼灭，乘势攻略榆次、太原，另一部则断敌南北同蒲路交通，阻敌增援。

不仅如此，阎锡山还从思想上，鼓励人们坚持抗战。太原失陷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山西省政府、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牺盟总会等党政军和民众团体机关，相继驻于临汾，使这个据说是尧帝曾在此建都的地方，又一时成为山西乃至华北抗战的中心。在这里，1938年2月10日，也就是筹划反攻太原的前夕，阎锡山在召集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举行的抗战工作检讨会议上，不仅重申了他于1937年8月16日就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他当时就认为：“我们此次对日抗战，不是国与国的战争，也不是民族与民族的战争，而是民族革命的战争。……是为求我们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存在”（《阎伯川先生救国言论辑要》第1辑，第1页）。并提出了要实行“民族革命战法”，认为“我们此次对日作战，是以弱对强。要以弱胜强，非根据中国的兵法创造民族革命战略不可。运动战与游击战配合，就叫做民族革命战法”（《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言论集》第1辑，第24页），而且，还提出了“由抗战到复兴”的“民族革命路线”。他认为，民族革命的目的有二，其一是抵抗目前敌人武力的压迫，以求国家之存在；其二是走上复兴国家之途径，以图国民之复兴。“必须经过抗战，才能复兴。不抗战当下就要亡国；若只讲抗战，而不讲复兴，那是不彻底的移疽办法，不过将日前亡国之祸，移后几年，将来还是要亡国。所以，我们今日要在抗战中进行复兴的工作，由抗战的胜利，奠定复兴的基础”。“只有坚决抗战，才能图存，只有持久抗战，才能胜利。只有由抗战到复兴才能完成民族革命的大使命”（《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言论集》第2辑，第117—118页）。在这次会议上，还作出了“抗战工作总决议案”，规定凡山西的政治工作人员应将认识统一到以下三个方面，即实行由抗战到复兴的民族革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组织责任心。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应进行的各项工作：一、健全民主集中的政治机构，发挥廉洁责任的政治效能；二、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三、实施民族革命教育；四、实行战时经济政策；五、实行合理负担，改善民众生活；六、铲除汉奸并发动争取不做汉奸运动；七、发动人民战时服务，以促进军民合作；八、发展公营事业，推行物产证券。与此相应，为了将一批云集临汾的有志青年培养为抗日人才，阎锡山还听取牺盟会一些进步人士的建议，于1938年1月20日在临汾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由阎自兼校长。“民大”总校设于临汾的铁佛寺内，学生来自全国的18个省市，后因学生较多，又在临汾师范设立了“民大”一分校，在运城设立了“民大”二、三分校，学生达5000余人。不少知名学者如李公仆、何思敬、施复亮、江隆基、侯外庐、周魏峙、徐懋庸、萧军、陈维实、温健工、秦丰川、胡磊、庄启东、刘萧然等都慕名而来任教。2月25日临汾失陷前，阎锡山令民大师生向乡宁转移。3月19日，阎锡山同“民大”师生一起由吉县小船窝渡过黄河，到达陕西。渡河后，其中有四五百人到了延安，也有一部分人到了西安，剩下的三分之一按阎锡山的指定到了陕西宜川。这些学生为抗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阎锡山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又着手反攻太原计划的实施。但是，由于奉阎之命在隰县以北石口附近抗击敌人的第19军军长王靖国，擅自改变防守地区，使隰县要隘石口于2月22日失守，之后又置隰县于不顾，撤往永和，致使隰县于2月26日沦陷。而当隰县危急时，阎又急调已经进抵太原附近邢家庄、古交镇地区的傅作义第35军南下解隰县之围，实际上打乱了反攻太原的即定部署。因此，尽管在“反攻太原”作战中，八路军根据作战部署，向平汉、正太、同蒲等铁路积极出击，断敌交通补给，并相机打击增援之敌，但还是未能够挽救“反攻太原”作战失败的局面。对于“反攻太原”的失败，阎锡山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主要是他所属的军队虽然也对日军进行了抵抗，但是大多作战不力。他为保隰县而不顾全局将进攻太原的主力之一第35军调回来增援隰县，王靖国有令不行，作战不力，也未予制裁，当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执法总监张培梅请阎锡山将王绳之以法时，阎又不允，张培梅因此愤而自杀。然而，即使没有这些问题，“反攻太原”也不一定能够成功。因为太原失陷后，日军在太原的防守力量虽然比较薄弱，但是攻陷太原后转进于石家庄附近的第54师团，以及进至榆次附近的日军第109师团，随时可以增援。更值得注意的是，反攻太原实施时，正是徐州会战开始之际，日军为南渡黄河进出陇海路，或东进策应徐州，或西逼潼关，威胁西北，调集3万余兵力，向晋南重镇，也是当时二战区首脑机关所在地临汾发起了猛烈进攻。土肥原贤二之第14师团、下元熊弥之第108师团、川岸文三郎之第20师团，于2月中旬从南面的垣曲、东面的长治、北面的太谷、榆次出发，向临汾猛扑过来，对临汾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这实际上形成了日军对阎锡山“反攻太原”的有力反击，对阎锡山的军政指挥中心构成了巨大威胁。如此严峻形势，势必要严重影响到“反攻太原”作战的进行。当日军川岸文三郎第20师团之右支队沿孝义——临汾公路前进，迫近隰县时，阎锡山不得不命令王靖国在隰县石口镇设防，隰县危急时，又不得不急调傅作义部赶回增援，而当东、南方面两路日军从侧背威胁到临汾时，阎锡山又不得不于2月26日离开临汾，因此，2月28日，日军第108师团攻占临汾后，“反攻太原”实际上已告结束。虽然如此，阎锡山的“反攻太原”，对于策应徐州会战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对于山西境内的日军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八路军129师在2月22日就伏击了从井径出动支援旧关的日军，激战5小时，毙敌130余人，毁汽车5辆，缴获迫击炮3门。115师于2月19日在孝义县兑九峪附近袭击了由孝义西进之敌汽车40辆，歼敌一部，21日至22日又在川口附近与由双池镇西犯之敌1600余人激战，毙敌200余人。

阎锡山离开临汾后，经由蒲县、大宁，几经辗转，于3月初到达吉县。反攻太原未果，临汾又予失陷，这使阎锡山颇为沮丧。他前往吉县途中所赋一诗中所云：“夜向吉县行，昕水百余经。行人身半湿，残冰伴稠星”（《阎锡山年谱》（五），第2085页），或许就是这种心情的流露。然而，阎锡山并未气馁，仍在为坚持长期抗战而努力着。在这之后，他不仅在第二战区部署了“游击战”，而且发起了“攻势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