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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阎锡山并未松懈，他认为日伪绝不会就此罢休，其后还会对绥东大举进犯。他在9月14日致蒋介石的函中就指出：“自王英匪击溃后，绥远晋北，表面上虽较沉静，然日方积极招匪调兵，预备甚力。盖以王匪试探我方决心，以作其准备之标准，恐秋冬之交，必再来犯”，并提出，估计日伪兵力总共不过6万，因而对敌第一次来犯，“必须暗集七万以上兵力，出其不意一击，始能速战速胜，或可期其暂不来犯，使我得以从容布置”（《阎锡山年谱》（五），第1948页）。同时，指定晋绥军第19军王靖国部在晋的4个团，以及李服赝的68师、马延守独立第7旅、孟宪吉独立第8旅、炮兵4个团为“先遣入绥增加挺战之部队”，“尔后，视情况之必要，凡属晋省军队，全数入绥挺战。先以68师一部开绥，其余分驻晋北及大同附近集结”，由傅作义随时调用。并且召集“晋绥全体军官，轮流到省听训，谕以：‘我们要为国家尽责任，我们要为责任牺牲，全体官兵应成功以尽责任，成仁以保人格’”（傅作义：《绥战经过评论》，《绥远抗战》第3页）。

阎锡山为迎战再犯之敌，在军事上进行着积极准备的同时，在中国如何进行抗战的这个重大问题上，经过反复思考，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守土”二字。他说“晋绥自肃清共匪（指红军东征一事——引者注）以来，积极准备守土，迄未稍懈。军民均有决心死里求生”（《阎锡山年谱》（五），第1953页）。11月23日，正当绥东战役激烈进行之时，他在给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中说到：“日人得寸进尺，凶焰日张，全国动员，守土抗战，实为必要”（《阎锡山年谱》（五），第1965页）。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守土抗战”。阎锡山对他的“守土抗战”曾作过这样的解释：“什么叫守土抗战？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的抗战行为”（《阎伯川言论集》第71—72页）。他的这个话，可以这样理解，即：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亦即为了正义的事业，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要坚守、死守，不怕牺牲。阎锡山所说的“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十一），第74页），实际上也包含着这个意思。

阎锡山的“守土抗战”主张，不但与他1932年复出之初，在向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提交的《请政府检拨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案》中所说的：“死守死抗”一致，也与他1936年提出的“牺牲救国”的主张相一致。更重要的是，阎锡山的这个“守土抗战”，既非以往有些人所说的，是指“只要是他负责的辖区，他就坚守”，也与蒋介石的“准备抗战”和冯玉祥的“收复失地”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是阎锡山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国情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在财力、物力、经济力，甚至“国民的爱国心”、“人民的道德”、“国民的科学知识”也都不如人的情况下，不能等“准备的力量足以抗战时再抗战”，“抗战是为守土，不应因准备而不抗战，即不应因准备而守土”（《阎伯川先生言论集》第72页），也不能“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赶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强并驾齐驱了，然后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复回来”（《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十一），第74页），而是应当“义之所在不容反顾者，成功是成功，失败亦是成功，不容审慎，应尽力而为之”，（《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十一），第70页）。同时，他还认为“守土抗战不是一部分人的责任，实是全部分的责任，应当大家一致的努力”。（《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十一），第65页）。阎锡山的这些思想，由于它体现了“威武不能屈”，“舍生取义”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民族传统文化，所以，其“守土抗战”的主张成为“7·7事变”前后山西朝野之共识，它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激励民众斗志，同仇敌忾，坚持抗战，也是具有积极的影响的。

阎锡山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自从他复出以后，尤其“华北事变”以来，在各方面加紧了“守土抗战”的准备。从1935年开始，阎锡山即在娘子关、龙泉关一线和平型关、雁门关一线，修筑了绵长的“永久性”国防工事，到“7·7事变”时已基本完工。同时根据其“守土抗战应当大家一齐努力”的要求，从1936年开始，还对各地机关公务员一律施以军事训练，由部队上抽派军官，负责教练军事动作及练习打靶，并且在各学校也实行军训。军训内容主要为制式教练、射击教练、刺枪和手榴弹教练等。此外，阎锡山还“想把其军队扩充到十万人，再建立一支比其正规军还多两倍的民兵和一支由一万五千名学生组成的青年尖刀军官队”（〈美〉唐纳德·季林著，牛长岁等译：《阎锡山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页）。1936年夏，鉴于绥东局势紧张，阎锡山先是要“西北实业公司”中由原来的11个军火企业改组成的民用企业，改组为“西北制造厂”，部分地恢复军火生产，及至绥东战事平定后，则要求全部恢复军火生产，并加大了生产数量。其他民用企业也被要求生产一些军需物品。至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前，这些军工企业生产的军火已可装备30个步兵师和4个炮兵师。同时，为对“第一次来犯”之敌能够“速战速胜”，他还向蒋介石提出增兵绥远之要求，蒋应阎之所请，不久即派中央军第十三军汤恩伯部、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入绥作战。

绥远的形势日趋紧张，日伪为进犯绥东，不仅加强了张北特务机关的领导，而且扩充军备，加紧了军事进攻的部署。“张北田宝昌征来蒙兵幼军及精壮者各二百名”，“王英匪部三个骑兵团六、七百名，枪马齐备，现由各乡村移驻张北庙滩”。“李守信扩充机炮大队，计分十二连，每连百六七十名”，“张北现停辎重炮车六、七十辆”，“张垣之汽油多被日人买去，运往商都”，“日本坦克车五辆，由化德开往张北”，“驻热河张海彭部，准备向察省出动”（《阎锡山年谱》（五），第1954页）。

时刻关注着绥远形势的阎锡山，获悉有关日伪这些动向后，认为大战在即，遂于10月11日，电令绥远方面颁发战斗序列：任命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官，指挥所部35军，附第205旅、独立第7旅、补充12团，炮兵21、29两个团及小炮2中队；任命汤恩伯为第二路军司令官，指挥所部13军、附72旅及炮兵27团；任命李服赝为第三路军司令官，指挥所部68师，附炮兵24团，及小炮1、3两中队；任命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官，指挥所部70师（欠205旅407团），附独立第8旅；任命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官，门炳岳为副司令官，指挥骑兵第1、第2师及第7师。并且，阎锡山于当月23日电报蒋介石，称：“我军现已在绥边之兴和、陶林等县驻有重兵，并做国防工事，……已令傅主席迂有敌探，立即拿获枪毙，倘果入境来犯，即予迎头痛击，追踪追剿”（《阎锡山年谱》（五），第1957页）。11月2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请酌收复百灵庙之时机”。因为百灵庙是绥远重镇，也是德王把持之“蒙政会”（“蒙政会”是1933年7月间，在日本支持下，由德王成立的管辖蒙旗事务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简称——引者注）所在地，所以蒋介石想乘此机会，直捣匪巢。但阎锡山在11月3日的复电中认为，德王以蒙政会驻在地为借口，屯兵聚粮，为将来西进南犯之根据地，关系至重。“惟以山预料下令之日，德王或即宣布独立，借日军抗战，不免有对日挑动真面目战争之虑，厉害亦关重要，山意现在伪匪军果不出钧座所料，有所发动模样，俟其发动，再由政府下令，较为有词”（《阎锡山年谱》（五），第1960页）。阎锡山这个“后发制人”的方针，因其即可避免日军之介入，又能“师出有名”，所以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后即以此执行。

日伪经过一番部署，认为进攻时机已然成熟，11月5日，德王遂借口百灵庙特税改路事，向傅作义发出挑战性的通牒。阎锡山接到傅作义的来电后，即指示傅“德王此电显系开衅之先声，师直为壮，我方自当一一明白答辩，免为所诎”，并向傅对答复德王的主要内容予以指点，谓：“至百灵庙特税改路一事，系商人因绥蒙交涉纠葛为时太久，自由变更路线，我们深知，当予据理答辩，其余应变各节，及不能应允之要求，亦须振振有辞，使中外共见其闻，知其曲不在我也”（《阎锡山年谱》（五），第1960页），对德王的挑衅表示了强硬的态度。

德王见此举未能奏效，即诉诸武力。11月15日，王英率伪军5000余人，由日本驻察北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直接指挥，在日本飞机的掩护下，由商都（属察北境，伪蒙军基地—引者注）出动，向绥远门户——红格尔图进攻。驻守此地的晋绥骑兵赵承绶所部依事先部署，奋起反击，是为红格尔图保卫战。绥远抗战由此拉开大幕。在晋绥军的坚决反击下，经过三日激战，打退了进犯之伪军。之后，日伪军集结于百灵庙，准备更大规模的犯绥。

在红格尔图激战正酣之时，11月16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要他“即令傅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对外交决无顾虑，不必犹豫，以弟之意，非于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阎锡山年谱》（五），第1963页）。蒋所以要阎这样，是因为百灵庙在归绥西北，相距430多华里，为内蒙西部的交通要道，也是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的驻地，蒋介石并且于17日从沈阳飞抵太原，与阎商谈绥远及与日关系问题，这是蒋介石第二次来晋。此前1934年11月8日，他曾携宋美龄到山西，逗留4日，其间还在阎之陪同下，至五台河边村，拜见了阎父。蒋这次来，仅停留一天，于11月18日返回洛阳。

根据蒋介石的要求，阎锡山立即要傅作义部署收复百灵庙的战役。傅作义即命孙兰峰、孙长胜为收复百灵庙前敌总、副指挥，务于24日上午攻克百灵庙。11月23日夜，孙兰峰旅、赵承绶部孙长盛旅经过300余里的长途行军，拂晓抵达百灵庙外围后，即发起总攻。经过十余小时激战，于次日上午胜利收复百灵庙。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乘飞机逃脱，残余溃败。此役共弊伤日伪军500余人，俘获日伪军200余人，并缴获大量日伪文件和弹药辎重。然而，日军并不甘心，除派飞机轰炸外，又增加部队，于12月初大举反攻，但终未得逞。此后，晋绥军乘胜出击，孙长盛骑兵部队一举收复了百灵庙以东日伪盘踞的另一个重要据点——大庙，基本上肃清了绥远境内的日伪军。收复百灵庙后，傅作义本来计划乘胜夺回商都，遂由阎派驻绥远的联络参谋贾毓芝电阎请示，阎复电制止，因为他认为“商都不属晋绥管辖，与百灵庙原属绥远不同，……若攻商都，诚恐日方有所借口，会对晋绥不利”，傅即作罢（《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213页）。

阎锡山在绥远抗战中，不仅缜密筹划，详予部署，而且带头捐输。11月17日，他就将其父亲遗产87万元以其继母陈秀卿的名义捐给了绥远前线，“以作御侮之用”，在他的带动下，晋绥军将领也纷纷解曩。www.youxs.org，王靖国捐款4万元，杨爱源捐款2万元……。太原市各学校还纷纷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停火、节食，以支援抗战。募捐运动还由军界、学校普及于商界。“募捐援助绥远抗敌将士，已成为太原人的中心任务”（《国闻周报》第13卷，第48期，第30页），成为“大家一齐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绥远抗战的胜利，被誉为“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这个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当时，以舆论为先导，以募捐为主要形式的援绥抗日运动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11月中旬开始，许多地方如杭州、上海、广东等地都派代表来太原，甚至亲来绥远慰问前线部队，……许多代表团还给阎带来大量的资金，这些钱都是作为全国‘援绥运动’，为前方战士捐献一天工资的号召下而募捐起来的”。（《阎锡山研究》第237页）。3月13日，国民政府也派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率领包括各方面负责人员的代表团，带来了大批慰劳品，由阎锡山陪同前往绥远慰劳。

阎锡山由于一直是绥远抗战的主持者领导者，傅作义是绥远抗战的直接指挥者，因此，他们也因此役的胜利而名声雀起。阎锡山就收到好几百份电报，“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其他地方实力派们及各界领导人的电报，赞扬他和傅作义将军敢于反抗日本，晋绥军杀退敌人的拼搏精神”。《华北通讯》还载文说，“许多人们都看到，在绥远的抗日运动中，阎动员起来的广大民众，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阎锡山研究》第237页）。翌年3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通令嘉奖抗战将领，阎锡山与傅作义一起被授予“一等宝鼎勋章”，赵承绶被授予“二等宝鼎勋章”。

不仅如此，绥远抗战的胜利，也使山西名声大振。自从红军东征后，由于阎锡山在抗日救亡上采取了一系列开明进步的措施，而这次又对日伪的侵略进行了坚决地反击，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敢于面对强敌的行为，与当时国内其他省市仍然压制民主，阻挠民众抗日运动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一时间，山西成了除陕北根据地之外的又一个抗日的中心，不仅使国人对山西刮目相看，而且也吸引了许多爱国志士和青年前来山西。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就由衷地说道：“山西以一隅之地，进行了守土抗战，收罗进步青年，成立牺盟会，解放思想自由，允许开设生活书店，我看见山西是有了光明，虽然是仅仅点出一支蜡烛来，光明不大，但我却和许多爱国的青年一样，像灯蛾似的，围着这一点光明，不肯他去了”（穆欣：《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72页）。

8、“西安事变”前支持少帅向蒋苦谏，事变后力主和平解决，与意见相合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首领张学良与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是谓“西安事变”。

这一事变，震惊中外。由于事变是在绥远抗战刚刚结束不久，全国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进一步高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日益强烈，而蒋介石却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要继续“剿共”这样一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并更趋尖锐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元首的蒋介石被扣留后，致使群龙无首，中央权力顿形真空状态。因此人们对于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及如何解决这一事变，以克服“国家危机”，不能不予以格外关注。

阎锡山对于“西安事变”的发生，事前根本就不知道，更没有想到张学良与杨虎城二人会采取如此激烈的手段。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即张学良曾向他表示过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以及向蒋介石力谏的意向，而他也向张学良嘱咐过“有机会将与张联名向委座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