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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所以“今责望于宋”，是由于宋哲元与蒋介石发生了矛盾。原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自1933年8月到张家口劝走冯玉祥，回任察哈尔省主席后，因其收编了冯玉祥的一部分抗日同盟军，又接收了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部的全部枪马大炮及一部分军队，二十九军实力大增，宋不断与日方发生摩擦，如“察东事件”、“张北事件”等。6月27日“秦土协定”签订之前，南京政府为了满足日方的要求，遂于6月19日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并拟请将二十九军南调。因此，宋哲元对蒋介石、何应钦极为不满，于是离开张家口回天津居住。在天津，他邀其左右谋士萧振瀛、秦德纯等前来会商，他们均以二十九军南调毫无出路，留在当地又非得日本之谅解不可，于是由萧振瀛通过陈党生等人的关系与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及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等接触，取得谅解，宋哲元本人已与亲日派大汉奸王揖唐、齐燮元等相往来。日本乃将求诸于于学忠而不得的“华北独立”转而求诸宋。而宋也想乘机在华北打开一个局面，甚至实现“南蒋北宋”（《刘家鸾：《日寇侵略华北与冀察政权的形成》，《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第56、57页）。但宋哲元也清楚，要想在华北打开一个局面，单凭一己之力是远远不行的，还得联合一批有实力的人物，而在华北最有实力者莫过于阎锡山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哲元于9月下旬访晤了山西省主席徐永昌。他所以访徐而不直接访晤阎锡山，可能是想先从徐这里探听阎的态度如何，若阎态度有所松动，即可晤阎，如果直接晤阎，阎予拒绝，就不好回旋了。宋哲元对徐永昌说：“华北在日本压迫之下，不能不自己联合起来，阎先生当首领，韩复榘副之，咱们大家帮着办，实行李石曾的分治合作如何”？徐永昌答曰：“一念之差，便致身败名裂，为后世笑，中国现在不分固然难治，但若不合，则断断不能自保”。不久，宋哲元又派秦德纯访徐，对徐讲：“土肥源到张家口表明：希望华北五省（冀、察、鲁、绥、晋）组织自治，与日本亲善妥协，如我们不做，即由刘桂堂等来做，所以宋想由阎先生出来领导”（《阎锡山年谱》（五），第1856页）。徐永昌则以“主张对日极力忍耐敷衍，但不出头负责”作答。徐永昌对宋哲元、秦德纯二人的答复，可以说，实际上也就是阎锡山的态度。因为，一向对阎锡山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徐永昌，在“华北自治”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他是不敢擅自做主、随便表态的，由此，也进一步表明阎锡山是反对分裂，“绝不走离开中央之途径”的。

蒋介石对于阎锡山在“华北事变”中的这种表现，大为称赞，当十月上旬，熊斌访晤徐永昌，传述参谋本部对日备战计划并咨询徐后，“晚又访徐，出示蒋委员长电云：‘阎先生态度光明，意志坚决，出人意料外，但渠绝不出任华北的领导之责，希令宋（哲元）、商（震）、韩（复榘）知之，遇事可请示’”（《阎锡山年谱》（五），第1861页）。

此后不久，日本更加紧了“华北自治”的活动。11月11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自天津到北平，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限宋于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取河北、山东。鉴于华北局势紧张，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日蒋介石在会上作对外关系讲演，声称外交方针为“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据说这后一句话还是阎锡山提出的。会上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国难时期集中力量充实国防建设》等案，并于16日下令调兵备战，京沪路沿线已屯兵达11个师。26日又明令，对宣布冀东“独立”，背叛国家，甘为汉奸的殷汝耕，撤职拿办，还下令取消北平军分会。28日，与日方商洽设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为委员长，日本推出王揖唐为委员。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宋哲元出任委员长。同时，国民政府还任命阎锡山、冯玉祥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松林等编：《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254页）。

宋哲元能够有这样比较好的结局，固然与国民党中央所采取的这些较为强硬措施，及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宋哲元的要求有直接关系，但是，阎锡山通过徐永昌对宋哲元的劝戒、警示，也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如果宋哲元一意孤行，继续勾结日本，“一念之差”，其下场很可能就是“身败名裂”。

从阎锡山在“华北事变”中的这些表现来看，他是坚持了民族大义，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的。如若他在日本的争取、拉拢下产生动摇，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要是他愿意“出头负责”，凭他的资力、威望和实力，“华北五省自治联合政府”是会很快成立起来的，这样第二个伪满州国将成为现实，民族危机将更加加剧，即使他“不出头负责”，却也对其他一些跃跃欲试者不加劝阻，其结果也很可能是如此，只不过是进程的快慢，时间的迟早而已。因此，说阎锡山在“华北事变”中是有功于民族，有功于国家的，并不过分。正是由于阎锡山的不动摇，才使日本的“华北自治”阴谋未能如愿以偿，其间虽然日本扶植成立了几个伪政权，但它毕竟是局部的，小范围的，并未牵动全局。从这一点上来讲，阎锡山的如此作为，对于“7·7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两军坚持华北抗战，特别是八路军开辟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这三大华北抗日敌后根据地，也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6、红军东征后，阎锡山反复权衡，作出了“迎共”抗日的选择

1936年，对于阎锡山来说，又面临着一次艰难的选择。因为红军东征后，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是日本人在逼他，一方面是蒋介石要搞他，而又一直没有放弃北上抗日的主张，也就是说，一旦时机成熟，领导的红军还会再次东征，北上抗日。阎锡山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不能不感到巨大压力，也不能不再三权衡，作出有利于己的选择。

阎锡山在政治上、思想上竭力防共的同时，在军事上的防共，也是进行过一番努力的。但是负多胜少，除1931年他要徐永昌对平定兵变和晋西游击队的军事斗争还算是取胜之外，以后几乎是每战必败，而1936年春，在对东征红军的作战中败得更惨。

早在1934年冬，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就由正太护路军总司令孙楚率领5个旅的兵力，协助驻陕的张学良部“围剿红军”，岂料，陶振武、方克猷两旅遭到重创，孟献吉旅的一个团长曲有诚被击毙，马延守、吉文蔚在宋家川附近也被红军打得四分五裂，全军覆没，马吉二人仅以身免。阎锡山鉴于这个教训，遂以黄河为天然屏障，在北起河曲南至永济的黄河东岸上，沿河构筑土城、碉堡，转守为攻。1935年8月，又召集黄河沿岸21县县长，举行防共会议，要21个县都成立“防共保卫团”。同时，将孙楚所率5旅人马继续驻扎于河西，另派两个师分别驻扎于晋西和晋南沿黄河一线。1935年冬，中央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阎锡山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要求阎锡山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声明于不顾，再一次调整军事部署，除原有之河防部队继续防御外，又将其他部队进行了纵深配置，把晋绥军7个师的兵力，编为了4个纵队，各纵队均附属炮兵一团，“进驻汾阳、孝义、灵石、蒲县、隰县一带山岳地区，总指挥部设在孝义，准备应战”（杨耀芳：《阎锡山阻击红军东渡的概况》，《山西文史资料》第6辑，第27页），想凭借其精心构筑的多层防线，将陕北红军阻挡在黄河以西。

但是，阎锡山万万没有料到，由、彭德怀率领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约3万人，于1936年2月20日一夜之间便突破了他的河防工事，东渡黄河，并且，在他组织的所谓“汾孝会战”中，红军在孝义兑九峪、阳泉曲重创阎军第一纵队的周原健独立第二旅，第二纵队的杨效欧66师，也曾被红军包围两翼，几被歼灭。之后，红军又跳出了阎军的包围圈，于3月上旬兵分三路，进行战略展开。一路由徐海东率领红25军团向北挺进，直逼晋中；一路由率领红一军团挥师南下，杀向晋南；另一路则由、彭德怀率领总部和警卫团少数兵力，在晋西北继续周旋。徐海东的先头骑兵曾一度逼近太原附近的晋祠。阎锡山惊慌万分，忙让在绥靖公署大门前垒起沙袋，构筑临时工事，同时令在汾孝地区尾追红军的李生达、杨效欧两部回防太原。的一军团在截断南同蒲路之交通线后，一路向前，围攻霍县、赵城、洪洞、临汾等县城，并进占襄陵、侯马。红军所到之处，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并筹款和扩充红军。

阎锡山还在“汾孝会战”之前，鉴于红军来势凶猛，恐自己难以应付，即于3月3、4两日连电蒋介石“请速定大计，助中央及地方‘协剿’红军”。蒋接电后，急令驻于河南之关麟征25师，河北商震之第32军，分赴晋省灵石、晋南“协剿”红军。同时，电令张学良部向黄河西岸挺进，以断红军之退路。当红军兵分三路后，阎锡山又以“匪军分股流窜晋省，现有兵力已不足遏阻匪祸”为辞，再电蒋介石“请求再增派部队”。3月中旬，蒋介石派中央军第13军汤思伯率所部及其他中央部队共3个师3个旅入晋，这样，前后增援山西的国民党军队达12万之多。3月24日，蒋介石又派陈诚赴太原坐镇，并派空军一队进驻太原。3月21日增援山西的各路中央部队和阎锡山的晋绥军，向东征红军发起“进剿”。

鉴于这种严峻形势，从大局出发，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保存国防力量，以利将来对日作战，果断决定回师陕北。各部队于4月底5月初，陆续渡河回陕，并于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表示愿意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东征之役，就此结束。红军在晋活动共75天，足迹达于晋中、晋西、晋西北和晋南40余县，其间扩充红军8000多人，而阎军损失万余兵力。

东征红军主动撤退，返师陕北，阎锡山虽然暂时松了一口气，但他却并未因此而感到高兴，因为由红军东征而引发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又摆在了他的面前。

首先，蒋介石派赴山西“协剿”红军的十几万中央部队，当红军回师陕北后，不仅毫无撤走的迹象，反而在山西发展起国民党组织，收买拉拢阎锡山的高级军官，甚至还在晋南策动河东道独立。不但如此，蒋介石又命令阎锡山从晋军中挑选15个团的兵力，附以骑、炮各1个团，西渡黄河，继续协助张学良围剿红军，而任这支部队总指挥的又恰恰是被蒋介石竭力拉拢、提拔，由蒋明令升任为19军军长兼第72师师长的李生达。要拉走相当于晋绥正规军四分之一兵力的15个团，又要让李生达任总指挥，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阎锡山自然十分清楚，就是蒋想通过剿共削弱自己的实力，进而以李代己，把山西控制在他的手中，因此，蒋阎矛盾再一次尖锐起来。阎锡山已深感蒋对自己的严重威胁，曾发出“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牛荫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纪略》，《山西文史资料》第15辑，第3页）的哀叹。为了不使蒋的阴谋得逞，阎锡山来了个“釜底抽薪”，一面令李生达准备率部渡河，一面又派人收买李生达的卫士熊希月，在即将渡河的凌晨暗杀了李生达，然后打电话给蒋介石，借口“李生达被暗杀，军心不稳，请于缓期”（《阎锡山评传》第264页），从而暂时停止了晋军入陕。蒋介石明知这是阎锡山玩的手段，但却也无奈。虽然如此，可是由于蒋介石仍在一意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尽管其对日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而其政策的重心仍然放在加紧军事剿共和消耗各地方实力派力量方面。阎锡山则出于民族存亡和个人统治的考虑，在“防共”、“剿共”的同时，开始着手整理军备，训练干部，修筑国防工事，因此，他不仅得不到蒋介石在国防准备上的积极支持，反而还要服务于蒋的“剿共”政策，这就不能不引起阎锡山的不满。1936年9月14日，在绥署省府扩大纪念周上，他就满腹牢骚地说：“我于去年及今春，曾数次电请中央，将晋绥军队与国家财政统归中央统一，兵权之留多留少，亦由中央决定，迄未蒙邀准，我当再行呈请”，并大声疾呼：“国家应当努力协助山西”（《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第126页）。由此可见，在民族危机加剧的形势下，阎锡山与蒋介石在对日态度和政策上，也逐渐产生了矛盾和分歧，而这种矛盾和分歧，比起“援军”赖在山西不走，又要晋军入陕这些问题来，更为深刻，也更难以化解和弥合。

其次，日本对绥察的侵略，也加剧了阎锡山与日本的矛盾。绥远、察哈尔两省，不仅是山西西北的重要门户，而且在经济上对山西也有着重要意义。这两省丰富的铁矿资源和皮毛等土特产品，都是“西北实业公司”进行生产和山西发展外贸出口事业所需要的重要原料。可是1935年日军占领察哈尔省后，阎锡山寄予厚望的这个原料基地不复存在。更使阎锡山感到威胁的是，此后不久，日本又在为阎锡山“军事统制”的绥远蒙古族上层策划分裂，在1936年初于绥西成立以蒙古族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任总司令的“蒙古军总司令部”后，5月正式成立伪“蒙古军政府”和伪军性质的军事组织“大汉义军”。不久，即策动了对驻扎于绥东之晋绥军的进攻，与阎锡山发生了直接军事冲突。虽然阎锡山于8月平定了绥东战事，但他从种种迹象上断定，日本绝不会就此罢休，势必再犯，他在致蒋介石的函中，就指出：“日人对绥远晋北，在所必取。若绥远不守，不特‘大元国’圆满成立，‘大夏国’亦将发生。但守绥远须有强大之兵力与坚固之工事，不只兵力财力之问题，亦且有对日之问题，……请钧座将陕北剿匪另派兵力，抽拨三十团以上兵力，助山一拼”（《阎锡山年谱》（五），第1949页）。可是蒋介石不仅不给阎抽拨兵力，反而要阎再次派兵入陕，对此，阎无可奈何地说：“我这次从南京回来，是很知山西要有绝大的危难，……我决定自己牺牲一切，能救几分救几分”（《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九），第109页）。日本在加紧侵略绥远的同时，对山西也多方觊觎窥测，一方面抱怨阎锡山如若他早与日本合作，就可以对共军共同作战，不至出现红军东征，并威胁说，山西一旦遇到共军袭击，日本绝不会袖手旁观；一方面则继续派遣大量人员进行所谓“参观”、“调查”。凡此，都使阎锡山倍感担忧，他与日本的矛盾也日益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