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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造林，不仅规定每年清明为植树节，及每人必须种植树木的株数，而且成立6个专门性机构——林区，专事育苗及调查适宜造林地段，进行造林指导，并在各县成立林业促进会，以督促推动各县造林活动。

关于牧畜，规定在省北不宜种棉之地，开办牧畜，以弥补农民收入之不足。牧畜首先提倡养羊，养羊又以养收入较好之外国羊为好，为此，1918年阎锡山专门“从澳洲购回美利奴种羊600头”，同时在省城“设立模范牧场一处，并晋南北各设分场一处”（《山西政治述要》第19页），以培育优种，进行繁殖，进而向各县推广。

此外，在剪发、天足、禁食鸦片等方面，阎锡山则主张以劝导禁绝为主，对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他要求“务在必除”，特别是对吸食鸦片，阎锡山更是深恶痛绝，故被列为所除三弊之首。他于1918年1月15日给北京政府的呈文中，曾指出“山西自有外来鸦片，吸吗啡之消耗，现金输出，每年约在一千万元以上。民国改建以来，社会经济，入不敷出，各县纸币，到处充斥，不有从根本上之救济，流弊必及于省城”。为扫除烟毒，并为金融上根本之救济，“锡山与各厅道等，再四磋商，拟将前此烟民，因戒犯病者，由省派员，会同县知事，督率村长村副，一律挨户调查，非烟民者，令其五家出具互保切结，无互保者，以烟民论。分配药丸，限期治疗。期满后，再经发觉，依刑律及吗啡治罪法，从重处分……”，“至于禁运一节，……嗣后如遇大宗贩运鸦片，或贩运吗啡及含有吗啡之药丸者，拟援照滇省禁种烟苗所定军法从事办法，尽法惩治，以绝来源。其小卖者，情节较轻，仍分别依刑律及吗啡治罪法处办”（《治晋政务全书初编》第八册（内务））。

“六政三事”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在剪发、天足、禁烟这些方面，因积习已久，积弊已深，所以阻力重重，在五台东冶镇发生的几酿成血案的剪发、放足风波，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由于“六政三事”连阎锡山也不得不承认它“皆是治标的办法，尚非根本上的解决”（吴文蔚：《阎锡山传》第一集，第226页），加之推行的过程中，不能因地制宜，而是搞整齐划一，像晋北、晋西北一带，气候条件就不宜蚕桑，却也要人们植桑养蚕；在棉田的推广上，晋南一些地方，因未能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结果造成棉粮种植比例失衡，致使棉田扩大，粮田减少，许多农民不得不到很远的外地去购买粮食。再加上一些官员的敷衍塞责，或从中作弊，如阎锡山下力气最大的禁烟，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官员竟将其作为勒索受贿的生财之道，沿黄河一些县份的县知事，就出卖护照以弄钱财，凡此种种，连阎锡山也无可奈何地说，各种章程并非不完备，但因“惟无实力奉行之人，则章程几等于虚设”（《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第三卷，第123页）。另外，宣传上的不当，亦使不少民众产生误解，如“劝民栽树，则以为按树起钱，遂多不肯栽树；劝民众种棉花，人民则疑为按苗抽款，遂亦不种”（《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第三卷，第129页）。因此，“六政三事”存在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六政三事”的推行还是收到了一定的良好效果的。对此，“山西政治述要”曾称“六政则剪发最好，天足、水利、种树、桑蚕次之，禁烟又次之；三事则种棉最好，造林次自，牧畜又次之”。这个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据统计，在剪发上，到1918年底，全省各县已完全剪尽，到1921年，山西105县中有87县10岁以下的女子“已全数天足”，有101个县16岁以上的缠足女子，“已全数解放”，15岁以下缠足女子“各县解放者亦占多数”，1922年，全省妇女缠足已属少数（《山西六政三事汇编》卷一）。而禁毒戒烟则可以说是不成功的，虽然从1918年到1921年四年追踪共破获烟案5万多起，www.youxs.org，可是，1922年全省勒令戒烟的人数竟比1917—1921年四年戒烟的总人数还要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种植鸦片屡禁不绝，外地鸦片吗啡继续流入山西，而阎锡山尽管其本人无此嗜好，以身垂范，但他的一些军政要员却是隐君子，这不能不使戒烟运动的效果大打折扣。在水利方面，到1921年，水利上经过开渠凿井，筑蓄水池，全省水浇地增加了120余万亩；种树达5000多万株（其中成活2945万余株）；植桑（包括实生桑和湖桑）1亿余株；种棉面积由1918年的5299余倾增加到1921年的8761余倾，棉花产量由1918年的1770万余斤增加到1921年的3761万余斤；造林（包括林区及各县）1920、1921年两年共达4000余万株，www.youxs.org；牧畜上，到1921年，共培育出种羊1692只，改良羊1294只（《山西六政三事汇编》卷一）。

“六政三事”推行之后，1925年2月，阎锡山在太原召开的“全省实业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晋民自动的开发实业的几层意见”的演说，并正式提出“厚生计划”案。如果说，“六政三事”中的兴水利、种棉花、植树、畜牧等是阎锡山为筹补晋民生计而在发展农业经济上进行的努力的话，那么，“厚生计划”则是阎锡山为筹补晋民生计而主要是在发展山西工业上的作为了。同时，这也说明，在如何发展山西经济这个问题上，阎锡山考虑得更为全面和更为深入了。“厚生”二字，源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正德、利用、厚生”，“厚生”为“厚民生”之意，“正德”者，以德显能，“利用”者，以物养人，“厚生”者，美善人生也。

阎锡山的“厚生计划”亦即“发展实业之六大计划”，包括炼油计划、炼钢计划、机器计划、电气计划以及农业计划和林业计划。他只所以要着力兴办工矿企业，从客观条件上来看，主要是因为山西的煤炭、铁等矿产资源相当丰富，可资利用，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钢铁、机器、电力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所必需的重要物资，也是现代工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拿阎锡山的话来讲，就是：山西的“炭是一大宗特产，我们便可利用它来炼油”，“其次出产是铁，可以利用它来炼钢”，“有煤、有铁、有钢，便可以造机器，有机器，则可以减少人工，增加生产，……电力也有与机器同样的作用”，“而一切农田、水利、矿产、森林以及各大小制造业等之改良与提倡，莫不有赖于机器。由是观之，机器之振兴，又岂能缓”？“力为人群发展之一要素，电气普及，则力发达，一切事业均赖以进行”（《阎锡山年谱》（二），第611—612页）。从主观上来讲，一方面是随着山西现代化实业的发展，特别是阎锡山军事工业的不断扩大，对于煤炭、钢铁、机械和电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山西虽然煤炭丰富，但靠人工开采已远不能满足需要，只有用机械开采，才可增加产量，有铁可以炼钢，但炼钢、电气也都需要机械。而在当时，阎锡山的军火工厂所需之钢铁均需从外地购买，许多机械设备更是靠从国外进口，不仅花费大，而且不能保证需要，因此，阎锡山要大力发展工业；另一方面，则是阎锡山想通过这个计划，来体现他的“公道主义”。他说：“事属厚生，非奖杀人自利之具；公平发展，可杜奢侈争夺之端，……总之，本计划为厚生的，非经济的；为自存的，非扩张富强的；是人民自给自足的，非利于特殊阶级的。一面为现在存国存种之急图，一面消将来经济革命之隐患，福国利民平妥公道乃为旨归”（《阎锡山年谱》（二），第612页）。阎锡山发展工业的四个计划是：

炼油计划。由于煤油、汽油等，在当时全赖进口，仅煤油一项，每年输入量即在18000吨左右，所以，山西省计划每年拨30万元用于炼油计划，逐渐建成年产720吨之炼油厂25个，争取达到省内自给。

炼钢计划。拟在省内分设育才、经济两个钢厂，育才厂以培养炼钢人才为目的，经济厂以供给本省钢铁为目的。其中经济厂又分设制铁、炼钢、钢轨、电机四部。制铁部以“每日出产生铁40吨为标准”；炼钢部“以每日出产钢40吨为标准”；钢轨部“以每日出产85磅之标准轨40吨为标准”，电机部“以供应全厂电气为标准”。

机器计划。振兴机器之计划拟分期进行，“第一期先在省垣建设育才机器厂一处，其目的有二：一为培养人才机关。嗣后山西机器工人及机器管理员等，均于此厂中培训之。二为研究改良机关。嗣后改良山西产业所用各种机器，均于此厂中调查研究而改良之。第一期之培训人才，改良机器，乃为第二期推广之准备。迨入第二期，更建设经济机器厂，该厂规模较大，为总制造机关，将来全省机器，均取给于此，每日至少须出普通机器十副，以资推广”。这是第一步。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可进行第二步。第二步，属于普及计划，即将经济机器厂制成之机器“按市价之半，售诸乡村”。普及的标准是“以山西现有编村（计一万有零），每村平均能分到机器十副”，预计三年达到普及标准。

电器计划。此计划之目的，要使“电气效用”在各村得到普及。为此，将全省划分为太原、平定、襄垣、长治、晋城、平阳、运城、新绛、灵石、乡宁、汾阳、苛岚、朔县、崞县、大同等15个区，拟在每区设一个电器厂。太原厂为一类，规模为1500基罗特（千瓦）；平定等14处为一类，规模为500基罗特，15个厂全年共计发电8500基罗特。

除工业上的这4个计划外，阎锡山还把农业和水利两个计划列入“厚生计划”之内。他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奔“农工合一主义”，“以工业扶助农业，工精而农愈进，农余而复治工，即农即工，农工并重，农工并进”，“力出自己，既不背中国重农之国情，又不至演成资本之局”（《阎锡山年谱》（二），第612页）。这两个计划是：

农业计划。鉴于“山西农业所占财产，贻有山西富力全额三分之二”，而晋省又因“多年肥料瘠薄，未足补偿地力，遂致土质渐坏，生产渐少，每亩之收获额，尚不及东西各国三分之一”的状况，拟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水利计划：制定水利法；调查水源、水量。二、肥料计划：分三期进行。第一期设骨粉肥料厂一处；第二期设置晋南晋北二厂，增制以麦禾及其他杂禾为原料之可溶性化肥；第三期设置大规模之化学肥料厂一处，应用磷矿石硫化铁等矿物，制成硫酸肥类。三、农事试验场计划。将全省划为南、北、中三区，选择可以代表各该区气候土壤条件的地点，分设农事实验场，负责研究改良方法，以供农民借鉴。农事实验场下设农具改良、种植改良、农艺化验、病虫研究等部，各司其职，同时派员下乡实行调查指导。

林业计划，拟分期进行：第一期（由民国十四年至三十二年），共造14万亩，期满后，每年主伐间伐各7000亩，www.youxs.org。第二期（由民国二十四年至四十三年），共造84万亩，期满后，每年主伐间伐各42000亩，www.youxs.org，连同第一期收入，www.youxs.org。

炼油、炼钢、机器制造、电气这4项计划，在时间上均预定为10年，其经费十年后总计分别为300万元、www.youxs.org、www.youxs.org。农业计划中的水利、肥料也预定为10年，总经费分别为224330元、442800元。林业计划也预定为10年，总经费为42万元（吴文蔚：《阎锡山传》第一集）。

阎锡山的“厚生计划”，除上述六大官办计划外，他还提倡官方、民间“两条腿走路”兴办地方实业。1925年2月召开的“全省实业会议”上，阎锡山就明确提出：“山西的实业，不能不办，也不能专靠官办，必须人民负责自动办理。若办有成效，则人民直接蒙其惠，而三晋利赖无穷矣。且兴办实业，非仅为殖财孽利计，实则仁义礼智之培养，亦均有赖于此”。在以后，他又提出了“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政策，并对民办企业采取了扶植奖励的措施。可以说，阎锡山的这些思想，已经跳出了自晚清以来只由官方兴办企业的窠臼，把发展地方经济的目光同时也盯在了民间，注意了发挥官办和民办企业两个积极性。同时，也说明了阎锡山在发展物质文明建设对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这一问题上，是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的。

“厚生计划”提出后，虽然一些原有的官办企业陆续扩大，如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1924年创建的育才炼油厂，1915年设立的普晋银矿公司、裕晋煤矿公司等，并且相继新建了一些企业，如1925年阎锡山创办的旨在与炼油、炼钢相匹配的山西军人煤矿，1926年建成投产的育才炼钢厂、育才机器厂和山西火药厂。同时，由官商合办或商绅独立自办的煤炭、纺织、染织、火柴、卷烟等企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但由于受资金、技术、经验、政策等方面的限制，总体来看，“厚生计划”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不过，有些企业，因当时阎锡山正在竭力扩充其军事工业，倒是得到了迅速发展，如“育才机器厂和炼钢厂建厂之初，正值兵工厂扩展，需要机器极多之际，所以育才两厂全力为兵工厂制造各种工作机器，以及各种钢材，但仍供不应求。到1930年共制出机器1300余部，钢材数万磅”（《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90页）。而1926年，由太原兵工厂划分出来之酸厂和无烟药厂等部分另行组建的山西火药厂，其创建初期的主要设备107部机器，则全由德国进口，仅此一项，就投资140万美元，总厂下设之无烟药厂、酸厂、火工厂、炸药厂、压药厂、黑药厂等几个分厂，其设计生产能力就可日产无烟药300磅、硫酸2吨，实际产量达到日产无烟药400余磅、硫酸3吨。由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任厂长的张恺发明的“恺字号炸药”，更是享誉省内外。山西火药厂，作为阎锡山兴办实业的重点工程，以其规模大、设备新、能力强，而在全国首屈一指。育才炼钢厂和育才机器厂的创建，可以说是山西炼钢、机器等重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由此开创了山西现代工业之先河。这两个工厂不但制造车床、铣床、插床、刨床、钻床等，而且制造面粉机、织布机、织毛机、纺毛机，各种马力的黑油机、煤油机、蒸汽发动机以及熔铁炉、热风炉、清灰炉等。所造机器，除供山西本地之外，还远销于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它既强化了阎锡山军火工业的生产能力，也为民用产品的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山西工业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