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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晋军在湘的惨败，使他变得清醒起来，在自己现有的力量还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能够使自己不被别人利用，而又积蓄实力，发展自己，以利于将来的角逐，这是阎锡山不得不考虑的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问题。他通过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于1918年初，向其下属明确指出“现在大局纷扰，我省自己政策，在‘保境安民’四字，然必须与临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竞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而后民治可安，非漫无区划，公用闭关政策可以自卫也。凡事当计其远者大者，毋仅顾目前”（《阎锡山年谱》（一），第254页），首次提出了“保境安民”的方针。其后，他在致段祺瑞、宁夏马福祥、湖南田中玉、保定的曹锟以及徐世昌、靳云鹏、田应璜等人的电报中，反复强调了“晋省地方现尚未安谧，自当力保治安，共维大局”，“晋军不出省一步，客军不许通过”，“敝省向以保卫地方，息事宁人为主旨”等等。

从阎锡山提出的“保境安民”口号和相应的主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保境安民”这一问题的思考，是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站在战略高度上来进行的，并且，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一厢情愿，完全被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动态的，在严予律己的基础上，对客方也是提出了要求的，看似“示弱”“无为”，实则求强进取。阎锡山深知，在“大局纷乱”的乱世下，仅凭晋省一己之力，是难以保境自卫的。只有与邻省搞好关系，甚至结盟为友，才能够与之化解矛盾，使其不为己患，进而为己所用，“代我御侮”。而他在表明“晋军不出省一步”这一态度的同时，又提出了“客军不许过境”的要求，则是向世人说明山西无意参与其他军阀的混战，但也不允许客军经过山西。因为客军过境山西，无论有什么正当理由，都难免会引起旁人的误会，如果客军借机滋扰山西，则又很有可能被卷入争端，所以，他对强行入山西之境的客军，要求予以坚决反击，“保卫地方”。

阎锡山对自己提出的“保境安民”主张，可以说是予以了认真履行的。如1918年9月初，当选为总统的徐世昌，接到“陕西陈树藩为靖所困，盖不能自支”，要求阎锡山派兵支援的电报后，再加上段祺瑞的“三令五申，强聒不舍”，阎锡山不得不“略微敷衍”，乃派晋南镇守使张培梅率队两支，于11月15日渡河。“然事出无奈，情非得已”，故阎锡山“一方面向北京政府声明兵力单薄，只可担任韩城、合阳，兼顾河防，一方面又面谕五支队长王嗣昌对于民军方面，总以用和平手段为宜”。所以，晋军“自来陕后，始终未与靖开衅”，到第二年，各方起而调停陕事，监视停战，双方遵约实行，晋军即行返回晋境。1920年7月直、皖战争时，因山西与河北毗邻，曹锟、吴佩孚都曾请阎锡山出兵响应，阎则以“晋军不出晋省一步”“严守中立”为由，婉言予以拒绝。直军战胜后，阎锡山不愿开罪近邻，便设法与其修好，不仅致函吴佩孚解释山西不出兵之缘由，并对吴大加吹捧，还与吴互换兰谱，行了结拜之礼。1922年四、五月间，直奉矛盾加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阎锡山嘱其部下说：“此次直奉战争，吾晋仍严守中立，谅不受战争之影响。惟地界两大，又作为战上最关紧要之地，不能不思患预防，以为贯彻中立之准备”，“此次战争，按我省舆论，及咱数年来政治上之经营，非中立贯彻到底，不论帮谁，最后终是吃亏”。并致电总统徐世昌：“晋省严守中立，仰体钧座和平盛意，始终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于军事动作，本无布置之必要”。同时，以“晋省军队本属无多”，而“南北辽阔近两千里……，平时兵力已有不敷分配之势，际此多事之时，兵单防虚，尤属可虑”为由，要求临时增募兵员“两三千人，暂备调遣震慑之用”（参见《阎锡山年谱》（二），第451、454、455页）。虽然增加了六营新兵，但直奉战争开始后，阎锡山一直保持“中立”。不仅如此，阎锡山对于各派系之间的纷争，还采取了“息事宁人”要求“停兵罢战”的态度，以使其“保境安民”主张的实施能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如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他就在给田中玉的复电中表示“敝省向以保卫地方，息事宁人为主旨。对于此次战事，惟以能有和平调停之机会为希望”，对曹锟的复电中，在重申“此间兵队决不出晋省一步，其他客军也决不许通过”的立场后，进一步表示，“如至可以罢兵之际，届时宁人息事或需弟效口舌之微，当尽力相从也”，给马福祥的电报中，也表示“我辈对于同室有斗，何忍坐视不救，只以地方为重，不敢舍己以从，惟有谨报初旨，不使战争益形扩大，渴盼早日解决，如至调停之际，当联合二三同志，垂涕泣而道也”（《阎锡山年谱》（一），第369页），并且，他还与山东督军田中玉联电吁请排解，一面请段祺瑞、曹锟先行停战，一面电请大总统徐世昌明令息争，“挽回危机”。

但是，对于进犯山西的行为，阎锡山是决不容忍的。还在他未提出“保境安民”前的1917年5月间，他就委张培梅为总指挥，商震为副总指挥，对偷渡黄河，窜犯晋南的陕西郭坚所部约两千余人，予以了坚决反击，在河津、荣河、临晋一带，组织防堵，在临晋城下展开激战，竭尽全力反击。1925年，原来驻扎于河北省顺德以西至太行山一带的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所属的樊钟秀部，因械弹两缺，军饷无着，在反阎派续桐溪的怂恿以及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的支持下，率部由涉县出发，经峻极关进攻山西。但时任国民第三军参谋长的徐永昌（山西原平人），因不同意樊钟秀、胡景翼攻打山西，遂将他们的计划转辗通报给了阎锡山，使阎锡山得以预先布置重兵于东阳关、峻极关及娘子关一带防守。不料，樊军来势凶猛，在下庄、蛤蟆滩两战中，均大败晋军，樊军随即乘胜直下辽县（今左权县），阎锡山震惊之余，急调驻潞安第六团荣鸿儒全部，另派商震率第二旅王嗣昌部第三团李培基全部、第四团侯守常两个营，以及第三旅李维新的第五团文海部及炮兵、手榴弹各一营，昼夜驰赴辽县增援，同时调第六旅杨爱援部由寿阳开往榆次，第四团王靖国营从榆次向八伏岭前进堵截，傅作义率第八团由原平驰往辽县袭击樊军后方（《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97页），几乎将晋军全部用来对付樊钟秀。在晋军全力反击下，樊部终于节节后退，最后不得不撤出山西。

阎锡山提出的“保境安民”主张及其为此而进行的各种努力，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其积极的方面，可以说还是主要的。首先，它比较有效地避免了山西卷入军阀混战的旋涡，使山西社会相对处于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这样，不仅山西的各项建设事业能够正常进行，而且百姓也可以安居乐业；其次，由于山西“严守中立”，不卷入军阀混战，就可以节省大量军费开支，将其用于其他各项建设事业，而百姓则会因此减轻许多财力、人力和物力上的负担，得到休养生息，从而有一定余力来建设家园，发展生产。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山西自1918年阎锡山提出“保境安民”这一口号以来，直至北伐战争开始这一时期，阎锡山制定的以发展工业为主的“厚生计划”及其倡导的“六政三事”、“村本政治”等所以能有较为顺利的进展，都于此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对于阎锡山的“保境安民”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还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保境安民”对于阎锡山统治的巩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它较好地保存了山西的军事实力和保护了山西社会的生产能力，这样，便可以更好地积聚力量，以图尔后大举，正如阎锡山所说的“凡事当计其远者大者，毋仅顾目前”。北伐战争开始之前，他的军火工业能迅速发展，并几次扩充军队，正是因其未卷入军阀混战而在财力、人力上能够有所保证的结果。同时，“保境安民”的实施，也为他赢得到了一定的民心。

此外，阎锡山对进犯山西的郭坚、樊钟秀所部的坚决反击，也使一些觊觎山西的军阀不敢再小嘘阎锡山，而他在直奉战争中向各方吁请的调停，则提高了他在各军阀中的影响和声望，使其“以国事为重”，“公正无私”的面目更彰显于世，从而为阎锡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动，进一步拓展了空间。后来，每遇军阀间的大混战，各方均请其出面斡旋，大凡重要国事也要其参与其中，都与此有着很大关系。

然而，无论怎么说，阎锡山的“保境安民”，其实质上还是防御的，其策略上是“以守为攻”的。这也是他在自己实力有限，且“大局纷扰”的现实面前，不得已而为之举。但是，在当时国内“大局纷扰”之势一时尚难改变，军阀重开仗已是司空见惯的这种社会环境下，在弱肉强食，强权即真理，谁有军事实力谁就可以称霸称王这一定势下，“我不犯人”，并不能阻挡“人不犯我”，所谓“严守中立”这种理性的说词，也很容易被失去理智的军阀们点燃的战火焚为灰烬。若想使自己不为“鱼肉”而成为“刀俎”，就必须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已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拼搏历练了一些年头的阎锡山，自然深谙此道。但鉴于自己尚属弱小，实力不强，只能先保存自己，然后再图发展。因此，他提出的“保境安民”，实际上正是要为发展其实力创造一个先决条件的，这也是其“凡事当计其远者大者”这一重要战略思想的充分体现。

阎锡山为了在这一难得的较为安定的环境下，发展其军事实力，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其一，就是不断扩充军队。袁世凯在世时，阎锡山不仅不敢扩充晋军，反而对为数不多的晋军进行了裁减，所以，袁世凯死后，山西除了金永编练的警备队11个营外，只有1旅及2个独立团的兵力，总计不足7000余人。而1917年夏季陕西郭坚所部的渡河犯晋，1918年反对张勋复辟的战争，颇使阎锡山感到山西兵力的不敷使用。山西北邻绥察，南接河南，东靠河北，西挨陕西，边界很长，仅靠现有兵力，是很难应付邻省军阀对山西的进犯的，更不用说与其他军阀相抗衡，并进而与之争雄了。特别是晋军入湘的失败，更使其实力大减。因此，当反对张勋复辟之战刚一结束，阎锡山即将原第十二旅与金永的警备队合编扩充为4个混成旅，每旅下辖两个步兵团，外加1个炮兵营。一、二、三、四旅的旅长分别是商震、马开菘、孔繁蔚、赵戴文。一团至八团的团长分别为蔡荣寿、王嗣昌、张治圭、谢濂、刘树蕃、应之、龚奉山、丰羽鹏，各混成旅的炮兵营长分别是周玳、张培兰、顾祥麟、张振万。同时编有晋南、晋北两个镇守使，镇守使分别为张培梅、张树帜，每镇守使下辖1个混成团。此外，还成立了两个骑兵团（一、二团长分别是路福保、孙祥麟），以及工兵营、机关枪营、卫生营、宪兵营、卫队营这5个特种兵营，各营营长依次分别是杨澄源、关颖凯、陈鸿庆、张建、朱灵昭。第二年即1918年秋，又增设了两个步兵团，即第九、第十团。第九团为学兵团干部训练队，团长由商震兼任，第十团团长为蔡荣寿，蔡之遗缺由营长杨爱源升任。新增之九、十两团，名义上归第四混成旅建制，实际上人事、经费等一应事项均直接由督军署统辖。经过这次扩军，山西地方总兵力达10个步兵团，2个骑兵团，2个混成团，4个炮兵营，5个特种兵营，共约2万人左右，晋军数量上不仅倍增，而且有了正规的建制和统一的指挥，从而使晋军初具规模。

阎锡山的第二次扩军是在1924年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开始的。他为要出兵石家庄，阻击直系军阀吴佩孚北上，虚张声势，将原有步兵10个团改编为10个旅，但只是改变了一下番号，实际上并未增加人枪，及至军队返回太原后，才陆续进行扩编，充实装备，并且又增加了1个旅，共11旅，还成立了第一、第二两师，每师下辖2个旅。

第一师师长商震，下辖之第一、第二旅旅长分别是傅存怀、王嗣昌，每旅下辖两个团，第一至第二旅所属之一至四团团长分别是杨效欧、卢丰年、李培基、侯守常；

第二师师长孔繁蔚，下辖第三、第四旅旅长分别是李维新、谢濂、三、四旅下辖之五至8团团长分别是文海、荣鸿胪、程廷栋、傅作义；

第五旅旅长丰玉玺，下辖之九、十团团长分别是傅汝钧、张荫梧；

第六旅旅长杨爱源，下辖之十一、十二团团长分别是赵承绶、孙楚；

第七旅旅长杨中科，下辖之十三、十四团团长分别是杨呈祥、高冠南；

第八旅旅长丰羽鹏，下辖之十五、十六团团长分别是关福安、金铸洲；

第九旅旅长荣鸿胪，下辖之十七团，即学兵团，团长由荣鸿胪兼任，第十八团团长为辜任发；

第十旅旅长蔡荣寿，下辖之十九、二十团团长分别是白毓晋、许晟蔚；

第十一旅旅长李德懋，下辖之二十一团（炮兵），团长为周玳，第二十二团（警卫营、宪兵营）

以上各步兵团每团均辖3个营，每营辖3个连及1个机炮连。炮兵团每团辖3个营，每连配炮4门。

同时还设立了1个手榴弹旅，旅长张振万，下辖两个团的团长分别是赵永胜、王万胜；另外，又成立了9个手榴弹营。迫击炮团，团长冯鹏翥，辖6个迫击炮营。

扩军不久，即遇上樊钟秀所部犯晋，阎锡山在几乎用全部晋军击败樊部后，又于1927年春，将其炮兵扩充为8个团，任周玳为炮兵司令，第一至第八团的团长依次分别为辜任发、杨耀芳、温玉如、曾延义、卢光、周俊杰、冯鹏翥、王锡符。

第二次扩军先后进行了二年多时间，经过这次扩军，使晋军在原有的基础上再翻了一番，由第一次扩军结束时的2万兵力，增加到大约4万人左右。

在这期间，1926年，阎锡山又把第十七团即学兵团改为了北方军官学校，以荣鸿胪为校长，校内分设步、骑、炮、工四科，各科科长依次分别为曹鉴清、张甲龄、范殿杰、周承理。1927年即大量招收中学生，施以二年的军事教育，毕业后分派至各部充任下级军官。同时，在1926年冬，阎锡山为整顿军队，还委杨爱源为训练总监，孙楚为副监，负责督促部队施行训练，并且成立了军官教导团，委张荫梧为团长，楚溪春为教育长，收容训练编余军官和轮训在职军官。

阎锡山于第二次扩军后不久，由于在与冯玉祥的作战中，晋军占有了国民军的地盘绥包，于是阎锡山相应地将晋军改称为晋绥军。同时，将原来旅的编制扩充为师，编为17个师，师辖1个旅及1个团，旅辖两个团，团约1500余人。扩编后的第一至第十七师，各师师长依次为李培基、赵承绶、杨士元、傅作义、傅汝钧、孙楚、张会诏、关福安、李维新、卢丰年、杨效欧、高鸿文、丰玉玺、李服赝、李生达、吴藻华、孟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