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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美国诞生了。很多人把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看成是工业革命的真正开始，从理论上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而瓦特的蒸汽机从技术上奠定了基础，从此，世界就变成了一个机器的世界。

机器的特征是什么呢？机器可以不断改进、不断升级，它可以跑得更快，功能更强大，是男性资本主义的逻辑。有一个哲学家，曾经把人的幸福感分成了两种：男性的幸福感和女性的幸福感。男性的幸福感往往跟数量、规模、速度、视觉形象等联系在一起，女性的幸福感则跟切身的感受连在一起；男性更关注规模，女性更关注感受的品质。

人们总是从规范的意义上来理解道德，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道德也是一种经济学，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衡量利害得失的一种经济学。

很多做用户体验管理的网站，女孩子做得比较好，因为她们能比较细微地感知差别。如果用过豆瓣网就知道，豆瓣网上那些提示语写得很好，简单一句话，就算不是一个女孩子写的，也一定是一个具有某种更柔软灵魂的人写的。

女性的幸福感来自切身的感受、亲身的体验，来自听觉。这怎么解释呢？我们老说“大厦千间，夜眠八尺”、“良田千顷，日食一升”，这两个是分开的。外在规模的幸福感跟切身的幸福感不一样，前者是男性的幸福感，追求更高、更快、更强。

英特尔处理器不断升级，机器的性能极其强大，已经超出了本来够用的那些东西，这是一种冗余性能。但是，它利用时尚的营销手段，用他人的眼光，用邻居、年金、同事来压迫人，给人的感觉就是贫困。为了摆脱这种贫困，人们就要用钱来赎回幸福感。结果，不幸福感占据了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就像吸毒一样，平时很难受，挣一点儿钱，然后去买“毒品”，吸一把爽一把，过后又很痛苦，又去买“毒品”。当然，各种消费品不是毒品，但其品质、逻辑是一样的，导致现代人的生活越发焦虑，而且是无法逃脱的怪圈。

哈佛大学的教授阿马蒂亚·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98年，他开始更多地关注如何消除这个社会的痛苦和真正的贫穷。森看到的，是欧美主流经济学家看不到的东西，他们总是看到英特尔更高、更快、更强的那一面，但森在印度的家乡看到的是贫困。

经济学应该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必须消除这个世界上的绝对贫困。这个世界有双重标准，一部分人在关心更高、更快、更强，另一部分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第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需求多向度。要创造一种很好的体制、一种游戏规则，不把人们套牢，不把一个逻辑强加在人们的头上，用这种痛苦感、这种紧箍咒来为这种逻辑服务。做广告或者做营销的都在念紧箍咒，一念，人们就很难受。某一款新车出来了，买了一辆，幸福了刚一年，结果又推出了一款新的，幸福感又没有了。汽车公司的营销战只有两个策略：新车降价，没有新车的时候就打价格战，然后又推出新车。新车不能常有，第二年、第三年没新车了，又打价格战。汽车公司的竞争，就表现在推出新车的速度上。

有些时候，我们讨论问题时意气风发，但当我们真正接受并身体力行这套逻辑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成了社会的失败者。当我们提倡简约、少花费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与那些主流人群、那些成功人士，或者与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出现了某种不和谐。

哲学家约翰·瑟勒说，当你攻击一种价值体系的时候，背后是一种怨恨抑或嫉妒，你要摧毁这个价值体系。所以，攻击现存的财富逻辑，是因为你被这个财富逻辑抛弃了，而人们会认为你是一个失败者，是一个游离于这个社会之外的人。

如果只有个别的人在推行这个逻辑，他就会有一种悲哀的无力感和无助感。最后，那些希望让这个社会少一点儿浪费、多一点儿重复利用、多一点儿和谐的人，就变成了社会的边缘人士。

亚当·斯密的墓碑上写着：“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墓碑上没有提他是《国富论》的作者，这是他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证明他自己不太看重《国富论》，他并不为这本书自豪。《国富论》的哲学逻辑影响了整个地球，但是亚当·斯密临死前有了反思，那么《国富论》的逻辑，是否真正代表了他的初衷？

道德情操跟内心的生态平衡很有关系。人们总是从规范的意义上来理解道德，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道德也是一种经济学，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衡量利害得失。

环保就是一种环境道德，不为短期所得而牺牲未来所得，或者说，不为这一代人的所得而牺牲未来人的所得，这是一种可持续的观念。康德认为，所谓道德就是可持续。衡量一个行为道德不道德，首先看这个行为能不能持续，其次看别人这样对你，你接受不接受。比如，借钱不还不道德：第一，它不可持续；第二，别人要是借钱不还，你也不干，它既无普遍性，也无持续性，所以它是不道德的。

《道德情操论》中认为，在我们的内心世界，要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性、可持续性的游戏规则，这就是亚当·斯密要强调的。前面讲的更高、更快、更强，为了创造财富，不断地刺激需求，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再生产更新的东西，不断地让人去追逐更高的财富，却给人造成了痛苦，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内置的一个逻辑，就是所谓GDP跟GNH一定是背离的。

不丹提出以GNH为国家增长的指标，有些人认为是因为在GDP的增长上，不丹很难达到某种标准。在不丹，你会发现，由于它整个宗教、逻辑、伦理和哲学的支撑，这个国家的国王和国民，都能够接受这样一套体系。

价值是多维度的，人的动机是多面向的。

经济学被称为现代社会科学的长子，因为它是最早具有科学形态的，模仿自然科学是最像的，引入了很多公理体系。

经济学的起源，最早是一些研究伦理学的人。伦理学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学，只不过是一种更强调普遍性和可持续性利益的经济学。不道德实际上是不经济、不明智的。经济学最早用到了一套自然科学的方法，严格地说就是数学的方法。

数学就是从简单的几条公理推导出一套定理体系。经济学模仿数学，认定一个公理，再来推论其他的。就像美国的《宪法》，认为人生而平等之类是毋庸置疑的，然后再推导出其他的东西。西方的科学思维都是这样的。

经济学也模仿数学，认为以下几点是毋庸置疑的：第一，人是理性的；第二，人都是自私的，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诸如此类的公理，从中推出了一条一条的定理，最后搭建起整个体系。但这些东西是一个个假设，比如“人是理性的”，根据《怪诞行为学》，人并不是理性的。“人都是自私的”也不对，母亲跟婴儿之间是自私的吗？看见乞丐很可怜，就给他一块钱、十块钱。就像孟子讲的，“人皆有不忍之心”，看见一个小孩往井边爬的时候，不管这小孩是谁家的，都会赶紧去把这小孩抱过来，不让他掉井里。这件事没谁雇你，没谁给你钱，因此很难计算回报。

人的很多动机并不是为了利益最大化。人是多层面的，需求也是多层面的。但经济学为了推导简单，就像物理学上设想匀速直线运动和自由落体一样，建立一种理想的环境，结果把理想环境的这种假设当成是前提了，当成是想当然的了。

“人就是自私的”、“人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就是理性的”，这些都只是假设而已。如果大家都按照这套逻辑去生活，会发现对财富的追逐与对幸福的追逐不仅不是正相关的，有时候甚至是负相关的。虽然有大厦千间，但是只能睡一张八尺的床，而且也许正因为有大厦千间，晚上睡不着觉。这就是对财富的追逐与对幸福的追逐之间出现了一种背离。

所以，盲目地追求GDP的这种迷失，就是一种迷信，跟宗教是一样的。我们接受它，变成了一种习惯，不去考量它，然后被套牢了，永远在为这条逻辑服务，就像吸毒一样。

西方医学有一个逻辑——身体哪个零件坏了，比如肝坏了，把它切掉，全然不顾这个肝是属于我们生命整体的一部分。这种近现代西医的逻辑，来源于牛顿物理学，是没有光速、没有信息概念之下的物理学观点，是基于机械情况下的讨论。

那么身体的问题、经济的问题，以及个人成长的问题，其背后的逻辑有没有问题呢？那些最基本的、最隐秘的、最底层的假设，那些习俗，其实是有问题的。接受了这种逻辑，久而久之成为自然，认为天经地义，其实不然。

所谓科学，只不过是民主的另外一种形式。因为大家愿意相信它，这就是科学。我们崇尚科学，但是反对唯科学主义。唯GDP主义的危害就在于，我们为了一个数字而生活、生产。如果一个国家都被这种逻辑所笼罩，就会陷入恶性循环，把这种更高、更快、更强的逻辑，不恰当地运用在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不丹这个国家是特例，人口少，交通也不太发达，有浓厚的宗教传统。小国寡民，它所通行的逻辑，很难在中国这个大国行得通，但是它的国家在追求发展的过程当中，引入多维度的价值，使经济生活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态下发展，这种思路还是比较可取的。

科学发展观，包含了人的成长的一部分话题，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观念。可持续跟道德有直接关系，我们要思考如何让我们的经济成长变得更具道德性。丹尼尔·卡尼曼说，不要去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而应转向追求最重要的事——幸福。

幸福是什么？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让大家都接受的定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定义。如果整个社会在用一种统一的指标体系来衡量我们的幸福，这就是经济的指标体系，是竞争的逻辑。把竞争的逻辑强加在个人生活上，这是一种隐性的社会暴力，忽视个人的感受，每个人都被迫用这个可以衡量的体系来衡量自己的幸福，用一个统一的、不容争辩的标准去衡量、规范那些丰富多彩的体验，每一个人都被空心化了。

当你试图用一种大众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幸福时，就算最终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买了房子买了车，也会发现自己仍然不幸福，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开始追求的目标。

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人的幸福感在他5岁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回忆一下你5岁的时候梦想是什么，然后再择业、创业。在选择妻子、选择家庭、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理解这种幸福，这样才会真正在成功的时候获得幸福感。

幸福是反统一化的，这也是现代人频发抑郁症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德国，超过1/3的人口患有抑郁症。在中国的城市中，抑郁症的人数越来越多，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患抑郁症的人越多。这说明，GDP增长最快的地区，往往是幸福指数下降最快的地区。抑郁症的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人们的幸福指数在降低，GNH在降低。如果哪天大街上用于治疗失眠的药卖得越来越好，生产失眠药的公司股价越来越高，人们一定会觉得悲哀，因为这是整个社会幸福感下降的一个特别有力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