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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0章国事

“两位阁老都是什么病？”朱怡炅问道。

御医叶桂回答：“梁阁老气虚体弱，风邪伤寒，开几副药吃了就好。至于王阁老，病得倒是不严重，只是些风寒湿邪的痹症。”

朱怡炅一琢磨：“风寒湿邪？风湿病？”

叶桂点头：“可以这么说。而且二位阁老年事已高，此疾虽不严重，但每到秋冬伤寒，就会容易害病。治起来殊为不易，只能静心修养，或可缓解病痛。”

朱怡炅明白了，风湿病别说在这个年代，就是换到后世医学，也很难治好，只能通过药物手段缓解病痛。

朱怡炅说道：“有劳叶卿了，专程跑这一趟。”

“不敢。”

叶桂拱手告退，于宫门外乘坐马车，御营军卫随从保护，返回太医院。

大明新朝的太医院，虽然还是隶属于皇室，但整体已经并入到了科学院，它的全称也可以说是太医学院。

太医院御医的职务，已经不再只局限于给皇帝看病，还有负责利用朝廷给的新设备，钻研医学药理。

经由皇帝“启发”下，科学院经手研制打磨出来的光学显微镜，早已经在太医院量产普及。依靠这些不惜财力制作的光学显微镜，太医院御医们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原来在主观世界外，还有另一个肉眼看不到的微观世界。

单单只是微观世界的发现，就足以掀起中国传统医学上的革命。

虽然现如今的光学显微镜倍数太低，只能看见寄生虫，再小一点的细菌都难以发现，更别提让人闻风丧胆的天花病毒，但这也已经相当不错。

在大明月报几年宣传普及下来，现如今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四川西南州县。无论官民百姓，基本都已养成烧开水喝的习惯。

除非实在没有条件，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少量的去喝一些没烧过的生水。

现如今的昆山县，每逢汛期过后，大肚子病的病发率已经得到大幅降低。因为朝廷通过报纸告诉百姓，大肚子病就是血吸虫病，而这血吸虫就来自于钉螺。

只要食用钉螺，就一定会患病，哪怕能治的好，也要花费不少银子。

这样一吓唬，甭管是不是真的，老百姓为了兜里的银子铜板，也不会再去吃钉螺了。甚至昆山县衙门还大张旗鼓，组织百姓捕杀钉螺，收集到了以后就用火集中焚烧，喂鸡都不行。

朱怡炅收回思绪，在御案上摆有两本奏章，分别是王礼、梁文煊呈递的请辞奏疏。

略一斟酌，提笔朱批：“不允。”

不允是假的，这俩主动称病请辞，正好可以给年轻人腾挪让位。

但与吕犹龙不同，作为没犯错的从老元老，三请三辞的流程还是得走。

就算之前儿子犯错，引咎辞官的吕犹龙，其病逝以后朱皇帝还是给了个“文襄”的谥号，并且追封了一堆荣誉散衔。

这不是什么不计前嫌，而是政治需要。

否则朝廷就容易人心浮动，百姓也会觉得皇帝太过刻薄寡恩。

批驳了王礼、梁文煊的辞呈奏章，朱怡炅旋即便开始拟旨，为二人加官晋爵。

接下来，二人会明白意思，按流程继续找机会请辞，每请辞一次，皇帝就加官一次。

直到三请三辞，风光辞官。

内阁一次性辞官两位阁老，而且还是首辅与次辅同时请辞，接任的阁臣朱怡炅已经想好，内阁诸部也都心知肚明。

新首辅可以确定是朱承训，因为只有他的资历与威望，目前能压得住内阁众人，而次辅可暂定王远。

同样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在于资历和履任，而且王远又是前首辅王礼提拔，由他来做这个次辅也不会有太多反对意见。

不过还是得看实际，要实在不行，大不了就等几年换人便是。至于七人内阁变回五人内阁，朱怡炅则暂时不打算再提人入阁。

现阶段的内阁五人已经够用，而且他属意的陈弘谋与刘统勋，目前还在辽宁当布政使，资历和履任都还不够，得再压一压，等一等再说。

朱怡炅继续批阅奏章，随手一翻就是内阁呈递，专门标注放在了第一本：“土尔扈特请求朝觐册封，并献上永乐年间汉篆玉印。”

内阁的处理意见，可以下旨宣见，并予以册封。

朱怡炅再去看奏本里夹着的地图，里面专门圈出了土尔扈特汗国的具体方位。

当看到这个汗国竟是在中亚地区，而且夹在了奥斯曼帝国与哈萨克汗国之间，朱皇帝瞬间就明白内阁意思了，随即朱批：“可。传旨陕西巡抚，遣送土尔扈特汗国使节，入京朝觐。”

批过土尔扈特使节团的奏章，从下旨到使节团入京朝觐，起码得等到接近入冬。

接着批阅奏章，多数都是地方上的报事奏，而且以江南地区州县官员汇报水灾赈济的居多。

如今正值江南汛期，虽然朝廷已经开始治河，但到现在几年下来，也只能算是开了个好头，几百年留下来的烂坑可不是那么好填的。

幸好大明新朝定都南京，漕运河路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民船商行已经完全不走，只有北地军粮和移民人口会走一部分的漕运河路。

而且大部分还不全走，只一部分走大运河，再通过天然内河通渠，去往北方各省府县。更多船运，包括辽东、朝鲜诸地官船商人，都已经开始尝试走起了海运航路。

海运航路也更加快捷省钱，唯一不好就是遇到风暴天气，可能会有翻船的风险，但这个概率其实非常低，真遇上那你这运气也只能说真的太“好”了。

地方水患赈灾的奏章送到南京，只是报备请示，实际上地方官衙已经在做，真等到朝廷来下旨，怕是百姓早就饿死不知多少人了。

朱怡炅手上动作批的很快，字也写的极好，都是清一色的“阅”、“可”、“朕知道了”。

期间，还有户部呈递上来，河道总督孙嘉淦找朝廷要银子的奏章。

看着对方一张口，便是百万两的治河银子，朱怡炅不由脑壳发疼：“这个孙嘉淦，找朕要银子倒是要的勤快。”

说归这么说，但该给还是要给，就连内阁的票拟都是尽快批复，防止延误河工。

而且，这孙嘉淦要银子要的也很是时候，每次都是算好了朝廷征解税银的时间，不至于在国库没钱的时候上奏跑来要银子。

可以说，让户部连哭穷的机会都没有，总不能各省税银刚押解入京，户部就没钱了吧？

朱怡炅提笔批复：“户部从速拨下河务工银，不得有误。”

大明新朝对黄河进行人工改道，从现有的工程河道走向，就已经与几百年后的黄河有所不同。

几百年后的黄河从兰阳县突然大改道，向北一路冲流山东入海，主要便是在于铜瓦厢的决堤导致。

铜瓦厢决堤，既是天灾，也是人祸。

满清窃据中国以后，便沿袭前明政策，为保漕运，一直加筑河堤，致使黄河北岸河床不断抬高，到了道光初年，黄河的背河面堤高，就已经达到了三、四丈之多，个别地方达到五丈以上。

而且，从乾隆中期开始，黄河河道财政就已经日趋腐烂。上下官吏串通舞弊，河工开支极大。在官方的奏报中虽然难以看出真实情况，但在野史中却有这样的感叹：“嗟呼！国家岁靡巨帑以治河，然当时频年河决，皆官吏授意河工掘成决口，以图报销保举耳……南河岁修经费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上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以供官员之挥霍……竭生民主膏血，以供贪官污吏之骄奢淫僭，天下安得不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