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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张启云注意到了母亲的手臂正在发抖，细微地战栗。如果不是他跟她贴得很近，几乎就无法察觉。不不，不光是手臂，她的整个身体都在哆嗦，衣服和身体间摩擦出了悉悉索索的声音，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小老鼠在废纸堆里不停地穿梭而出声响。

张启云紧张起来，猜想她是不是病了？之前他就观察到了母亲在葬礼人群中的孤独:独自一个人来（顺便说一句，她拒绝了住在爸爸家中，宁可出钱去住旅馆），独自在爸爸墓地上放下一束菊花，独自一个人，远离人群站在路边。

谁也看不出她脸上的表情:悲哀？同情？无所谓？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是。张启云自作主张地想，所以她才会哆嗦，一个人心里有事不说出来，心事就会变成小虫子那样的东西钻进皮肤，皮肤会刺得很疼，疼极了就要哆嗦了。

张启云不想帮那几只找不着方向的蠢虫子了，他想帮助母亲。不管怎么说，母亲现在病了，难受，他要帮帮她。

可是，张启云还没有想好怎么帮的时候，两个农民工急匆匆抬来一桶搅拌好了的水泥，在土堆旁边蹲下去。其中的一个人用铁锹把墓坑象征性地又挖了挖，另一个人就用两只手端起爸爸的骨灰盒，将它放入泥坑。

这个人的十个手指甲糊满水泥，端起骨灰盒的时候漫不经心，好像从快餐店里花五块钱端起来一个装满了米饭和炒豆芽烧杂烩的快餐饭盒似的。

人群中有了轻微的骚动，亲戚们开始放开声音哭，婶婶的哭声像吟唱，姑妈哭得一口气接不上一口气，叔叔的声音尖细悠长，叫人心里难受。

更多的人排着队走上前去，往墓坑里扔花，一些粉红色的玫瑰和淡绿色的百合。反正这些花束不能从墓地带回家去，就让它们陪伴着死者的骨灰吧。

母亲的叫声在这样的时刻显得非常突兀。某种程度上，它打破了气氛的庄重和悲哀，让葬礼染上了些许戏剧性的惊诧。

母亲是这么叫的:“你们杀死了他！你们孙家的人亲手杀死了他！”

在姑妈、姑夫、叔叔、婶婶同心合力的围剿中，母亲扭动肩膀，拼命挣脱，眼睛里带着痛彻的疯狂，直到在快要封好的墓地旁瘫软，昏晕。

几年之后，已经九岁的小朋友张启云回到海边小城过暑假，借住在姑妈家中。他跟姑妈提起了葬礼上的这一段插曲。小朋友尖锐地问姑妈道:“那时候她恨你们吗？”

姑妈在包饺子，指甲上沾满白色的面粉，头里散出韭菜和肉馅的混合气味。她摇头说:“不知道。也许吧。她以为我们家里的人拦着你父亲，不让他去谷阳，去找她。她觉得要是你父亲当初带你去了谷阳，就不会生那样的事。”

“父亲为什么没有去？”

姑妈茫然:“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事。”

“那么，”张启云又问，“你们恨她吗？恨我母亲？”

姑妈把双手搁在面盆边，想了一会儿，说:“不恨。”

可是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母亲是疯子，神经不正常。十年前她丢下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离开小城，离开丈夫，一去不回，却在葬礼上指责别人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姑夫的自私和婶婶的尖刻，张启云也许就不会跟着母亲走了。他记得葬礼之后有一个胖胖的被人称为“局长”的女人俯身问他:“你愿意跟谁生活？”

他紧张而又胆怯，不知道如何回答问题。亲友们都在门外站着，抛下他孤独的一个人，面对着虽然和蔼却令他紧张的“局长”。

他左右张望，目光张惶，心跳得像揣了一只兔子。他想起已经被诊断为“老年痴呆症”的奶奶。假如奶奶还像从前一样精干，他会毫不犹豫选择好自己的归宿，不需要面临此刻的窘迫。

现在他怎么办？比起墓地上那几只懵懵懂懂的爬虫，他的前面不同样是一堵高高的墙壁吗？他丝毫也不比小虫子的境遇更好，甚至因为生活的能力不及一只虫子，而更加无助和惊惶。

甜橙的香气从玻璃窗外蜿蜒钻进来，仿佛什么东西从天而降，咣啷一声砸落在张启云的头上。他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喃喃地吐出一个词语:妈妈。

不错，他说的就是母亲。之前从来没见过面的母亲，散着甜橙香气的母亲，因为葬礼上的歇斯底里而被人们强行按倒的母亲，有能力照顾好儿子、却不知道肯不肯照顾好他的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张启云说出这个温暖的词语之后，自己就被自己吓住了。他留在房间里，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恍恍惚惚地听着女局长在门外跟人们的交涉声。他双手并拢，十指交叉，紧紧地绞缠在一起，如果不是因为骨头的柔软，差不多就要掰断了它们。

最后，在他已经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门被母亲轻轻地推开，她穿着米黄色短风衣，咖啡色软底鞋，带着挥之不去的甜橙的香气，面无表地走过来，站在张启云面前，简短地说了两个字:“走吧。”

母亲带走儿子之前，去过一趟京沪市水乡幼儿园，为他办一系列繁杂的转学手续。顺便，她找了张启云的班主任，一个胖胖的、在头上别了一枚粉红色蝴蝶夹的年轻老师。

有那么一点点的故意作态，那个女老师手撑着下巴，苦苦地想了很久，没有能够总结出张启云的任何一条优缺点。

“这孩子不引人注目。”她微带羞涩地说，为自己对这个孩子的漠视而开脱。

在老师的眼睛里，张启云什么都是平常:成绩平常，表现平常，甚至连个头和长相也都平常。哪怕他有某一个方面比别人突出也好啊，眼睛小一点呢，鼻子肥一点呢，牙齿呲一点呢，这样就容易让别人记得住了。

可是张启云真是没有。白净净的一个小男孩，五岁，上中班，安静得像教室里的一把椅子，好事没有他，坏事更不可能有他。

曾经有一次被选中去表演团体操，可是团体中有他存在就显得郁郁寡欢，整体思绪“飞不起来”，导演只好撤下了他，另外换上了一个脑袋偏大却活泼好动的。

女老师惋惜地告诉母亲说，那是一次机会，因为团体操上了电视，那可是不容易的事。

从团体操谈开，女老师忽然记起张启云在学校里好像是有一个绰号的，不那么好听的一个绰号，叫什么来着？噢对了，搬家鼠！“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绰号，搬家鼠。”回忆起这个奇怪的名字，女老师显然有些兴奋。总算是有东西可以向孩子的母亲交待了。

为什么叫“搬家鼠”？因为张启云喜欢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拣回来往抽屉里放。什么小瓶子，小夹子，电话卡，广告画，用剩的原珠笔签字笔……有一次还拣了一台被人遗弃的手提电脑，抽屉里放不下，放到班级的“生物角”里，又无巧不巧被检查卫生的副校长看见，扣掉了班里一星期的卫生小红旗。

为了张启云这个说不出口的坏毛病，几乎每天都有人向班主任告状，说他的抽屉太脏，影响班容。班主任找他谈过两次话，答应改正，可是总改不了。“是一种癖好，顽症。医学上大概叫强迫症吧？”

年轻的女老师歪着头，小心翼翼看着母亲，仿佛生怕这个沉重的医学名词会吓着母亲。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有个古怪的孩子。

母亲笑笑，客气地跟女老师握了手，说了再见。对于孩子身上的问题，她不置可否，甚至连一点点惊惶不安的神气也没有。

母亲走了之后，女老师长出一口气，抬手摸一摸头上的蝴蝶夹，对办公室里的同事说:“我跟她说这一会儿话，汗都出来了。她对她儿子好像不怎么在意哦？”过了片刻，她又若有所思地自语:“不过她的气质是真好，说话的声音和语气也特别。她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没有人能够回答她的话。张启云的母亲是一个天外来客，从来不到学校，第一次来，就把孩子转学走了。

可是，如今这个世界，什么样的千奇百怪的事没有啊？女老师说过这话不久，很快便忘记了张启云这个学生，以及他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