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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很快就进入了审理程序，按照程序，法官询问了控辩双方，是否就庭外和解进行了磋商和有了结果，在得到了答复后，法庭进入到下一步程序。

恩格尔坐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心里就感觉很别扭。这个案子似乎太刻板了，各方面的证据和因果关系都太清楚了，这样的条件，原告为什么不肯庭外和解呢？而自己代表的被告古斯塔夫，似乎也傻乎乎的认为有人会帮他出钱，只要不公开案件的审理和结果，古斯塔夫就觉得没问题，难道这仅仅是个钱的事情吗？

作为律师，恩格尔心里很清楚，许多事情，人们要争的并不是钱的事情，在他经手的案件里，许多人为了信仰，为了亲情，为了心中的念想而龃龉。虽然最后似乎都是用钱摆平了，可他知道，那些案件的缘起都不是为了钱。

古斯塔夫是个典型的白人，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用钱来衡量，只要是给钱，就没有摆不平的事情。而且古斯塔夫还认为，那天聚会的朋友是有责任也有义务帮他出钱，是他们忽悠了自己，让自己陷入这个麻烦的。

西方社会在本质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也好，现实主义也罢，哪怕是当今在西方社会上高喊的“自由”“**”等等口号，其本质都是建立在“自我”这个基础上的，如果是忘我的，是为了社会共同利益的，西方社会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悲喜剧了，这一点与东方文化完全不同甚至是格格不入的。

东方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是集体，是大家。你可以自私，可以为自己多想一点二点，可一旦碰到与家庭和集体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个人利益必须让位集体利益。这种文化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为了别人去牺牲自己，这样的人是被称颂和尊重的，是被崇拜的，可是在西方，这样的人是傻子，是被嘲笑的。

也许是丽萨要把这个案子做成铁案，在法庭上出具的证据非常多，从一开始李凡他们在一起吃饭的证言证词开始，逐步到后面的购买发票，彻底推翻了古斯塔夫在视频里说的走私提法，跟着，那幅画的鉴定证书和关于画家留下的暗记等等，都证明了那幅画是现代作品，与文物无关。林林总总的拿出了诸多的证据，这在法庭上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等到法庭让恩格尔拿出辩方证据的时候，当天的时间已经不够了，法官只能宣布延期再审。对此，控辩双方都没有意见。

可是恩格尔一出法庭的门，就被一群记者给堵住了，长枪短炮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话筒，各种提问蜂拥而来，这让恩格尔完全没有想到。不是不公开审理吗？这个消息是如何透露出去的？这些记者是得到谁的指点前来围堵律师的？

让恩格尔奇怪的是，控方律师怎么就没有出来？她怎么就知道外面有记者？难道说是对方故意答应，然后泄漏消息，让自己面对记者难堪吗？恩格尔心里窝火。面对记者他可以一言不发，可面对对方如此的不讲究信用他不能沉默。

“我提请法院注意，我们今天开庭显然是被人泄漏了消息，我在离开的时候受到了大批记者的围堵，这是不是控方破坏大家事先达成的协议？我表示怀疑。”

恩格尔坐上了汽车，在车里就给庭审法官打去了投诉电话。

“你有控方泄漏消息的证据吗？如果有，我可以把这个行为列入案件最后判决的要件里，如果没有，我还请你用词要严谨。根据我的了解，丽萨律师并没有泄漏什么消息，她之所以没有从正门离开，而是走了另外一个侧门，是因为她在手机上发现了沸沸扬扬的募捐消息，她预计到消息已经走漏，还特别的提醒我注意了一些细节，在这一点上，你显然是疏忽了。”法官李希特声音平和的说道。

李希特法官的话语看似平淡，可这话里的含义一点也不平淡，如果是普通的对话，他用不着暗示和提醒恩格尔疏忽了手上上的一些募捐消息。作为一名法官，在案子进入审理阶段后，他的一言一行都要小心，这也是大多数法官在庭审的时候语言非常少的原因。为了确保公正，几乎任何一个法官都不会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接受任何人的采访和询问，这也是法制国家的一个通例。

丽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时候，习惯性的看了一眼手机，结果，她惊愕的发现上面几乎是铺天盖地的募捐消息，而且，募捐的理由还很具有煽动性，作为一名律师，哪里能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她立即就与也要离去的李希特法官通气。

“尊敬的李希特法官，事情可能变得严重了。”丽萨说着举起了自己的手机，“这不是简单的募捐，而是一种煽动啊，甚至是煽动对我的当事人的人身攻击，这不能被接受，如果按照这样的募捐方式发展下去，一旦正规的大媒体进入，比如电视台，报纸，国际知名通讯社等等进入，最后引发出什么样的舆情就很难说了，一些不知道真相的人会被蛊惑，会被误导，引发出社会问题就麻烦了。”

丽萨说着话，也向法官示意，自己的这段话她已经录下了视频，可以说，她非常机警的把“丑话说在了前面”。然后微微一笑，转头向旁边的工作人员打听这里的洗手间在哪里？然后拿好自己的东西，带上助手离开。这几乎就是向李希特暗示，“我不会走正门的，正门的麻烦你们自己去弄吧。”

丽萨提出来的问题，在西方的社会体制之下，都很难处理，一个法官，即便是认定丽萨说的情况马上就会发生，也是无法去阻拦和遏制事态的发展。他甚至都不知道给谁打电话去提醒。媒体有采访的自由，有随意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没有这些基础，希特勒是如何忽悠德国老百姓上他打造的战车的？没有这个基础，美国如何调兵遣将的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当民众被媒体忽悠，被媒体麻醉后，留下来的就是一个疯狂的社会动乱，这在历史中不断的发生和演绎着。

其实，西方人玩的这套在华夏历史上早就玩腻了，也深知其中的厉害和给国家、社会带来的危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很早就有谏官和言官，在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里都有干这个事情的人，那个时候大多数是兼职，提出的叫“谏策”，上面听了，叫“纳谏”，到了秦朝，秦始皇设立“御史大夫”，成为专职的“谏官”，在其后的朝代里都保留了这个专业，而到了宋代的时候，这些谏议官职已经开始左右朝政了，成为党争的重要工具，而到了明清两代，更是左右朝局的重要衙门，成为宫斗乃至夺嫡等诸多事件里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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