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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明朝的中国人，与唐宋时代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一个物种。唐宋时的中国人清新刚健、风流儒雅；然而到了明朝，中国人的精神品格却大幅劣化，不仅底层民众变得麻木、狡猾、虚伪势利，连上层的士大夫都变得不知廉耻，整个社会充斥着一种尔虞我诈的市侩气息。这在明清小说和许多野史笔记中都有生动的写照。

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

明朝作为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在今天的历史爱好者中拥有众多粉丝。他们不仅欣赏明朝的“骨气”，赞美明朝的“强大”，更是对明初的两位皇帝——朱元璋和朱棣崇拜有加，让他们在帝王排行榜上占据很高的名次。

我认为这种评价并不合理。评价帝王的功过，不能只看他对当世的作为，还要看他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无论朱元璋还是朱棣，他们的治国理念和制度设计都存在巨大缺陷，这些缺陷不仅为明朝中后期的黑暗腐朽埋下了祸根，还对中国人的国民性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这种伤害侵入中国文化的基因，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道德观念，其负面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这要从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说起。很多人把朱元璋和刘邦类比，这其实并不恰当。刘邦好歹是个亭长，在乡里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况且刘邦生性豁达，贪酒好色，这种品行虽不高尚，却使他活得潇洒自在，同时保持了一种相对健康的心态。朱元璋则完全不同。他是真正的贫民出身，自幼受尽了权贵的欺凌，父母亲人先后贫病而死，自己又被迫做过和尚乞丐。这种悲惨遭遇在他心中积累了无数仇恨与怨毒，也种下了深深的自卑，使他的性格和心理发生了严重的变态。

明太祖朱元璋

正因如此，刘邦的西汉与朱元璋的大明，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西汉王朝雄健、大气、开放，一如刘邦的《大风歌》；朱元璋的大明却阴冷、苛刻又无赖，充满各种奇葩的制度，就像一个苦大仇深的农民在报复社会。这样的朝代气质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客观地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沦落、中国人道德精神的退化，发端是在元朝。元朝政治黑暗，贪官污吏当道，地痞流氓横行；统治者是一群粗鲁野蛮的蒙古人，他们极端鄙视中原文化和知识分子，连忽必烈都说“汉人整天吟诗作赋，到底有什么用？”所以，读书人在元朝的地位十分低下，不能考试做官，只能在社会底层和妓女伶人厮混，靠写一些戏曲和小说混碗饭吃。也正是在元朝，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俗文化”第一次取代诗文辞赋代表的“雅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与之相对应，元朝整个世风普遍呈现一种低俗化、流氓化的趋势。

然而，元朝虽然世风恶化，但毕竟只有短短几十年。朱元璋在恢复汉人江山之后，想重拾儒家的斯文传统、回归唐宋的风雅社会，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朱元璋没有这么做。他的所谓“日月重开大宋天”仅仅是针对政权而言的，其治国理念并没有多少大宋的影子，相反却深受大元的影响，同时还带有强烈的“农民”色彩。所以明朝的政治较之唐宋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大幅倒退。

朱元璋继承了元朝的许多奇葩制度，最典型的如职业世袭制，把百姓强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三大类下再分若干小类，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在此基础上，朱元璋还创立了史上最严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大明，每个人一生下来，就被官府登记在户口本上，长大之后，子承父业，一辈子不准随便迁移，连外出逃荒要饭都不行。

这种奇葩的制度设计在明朝比比皆是，从衣食住行各方面把老百姓限制得死死的。但若从中国文化和国民性的角度，朱元璋影响最恶劣的举措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君主专制的全面加强，深化了中国人的“奴性”和“流氓气”。

今天的中国人对于“皇帝”的印象是想干啥干啥，想杀谁杀谁。其实直到宋代，皇权并不能像这样为所欲为，而要受到来自丞相、朝臣、贵族等多方限制。然而朱元璋打破了这种限制。他要按照一个农民对于皇权的想象去做皇帝:自己决定一切，操控一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所有人头上，绝不允许任何人分享自己的权力。在他眼里，普天下的臣民都是他的私产，可以由他任意处置。

正是在这种理念支配下，朱元璋废除了实行两千年的丞相制度，宁愿凡事亲力亲为，也要把一切权力抓在自己手里。任何规则他都可以轻易推翻，任何臣民他都可以随便杀戮，不允许任何人有任何争辩。为了巩固皇权，同时也出于内心的自卑与不安全感，他还设立了锦衣卫，雇佣社会上的流氓恶棍充当特务，监视臣民的一言一行。

这种专制与高压，最直接的影响是让中国人在皇权面前彻底“奴化”——从身到心的全面顺从，社会个体的自主性摧毁殆尽，奴性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哪怕皇帝要杀你全家，你也要跪在地上谢恩，高呼“皇上圣明臣罪当诛”。与此同时，由于锦衣卫的存在，大批流氓进入了体制，他们经常以办案的名目敲诈勒索横行不法，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迅速败坏。“奴性”与“流氓性”相结合，在中国人的精神肌体上形成一颗巨大的毒瘤。

二是对文人士大夫的折辱与杀戮，消解了中国人的道德感。

几千年来，中国的皇帝总体上给了士大夫很高的尊重，“士可杀不可辱”成为社会共识，并逐渐形成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观念。特别是到宋代，文臣的地位空前尊崇，对君权的制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包拯在争辩时把口水溅到宋仁宗脸上，皇帝也无可奈何。对文臣实施侮辱性的刑罚，在唐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到了元朝，君臣关系出现了重大倒退。草原贵族无论功劳多大地位多高，在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面前都形同奴隶，而他们也以这种“奴隶”身份为荣。元朝宫廷有随意鞭打大臣的习俗，皇帝可以在朝堂上命令大臣互扇耳光，连丞相都不能幸免，扇完后大家照样一起办公议事，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这种明显带有部落野蛮色彩的制度，朱元璋不仅完美继承，还发扬光大成了著名的“廷杖”:不管你是文臣还是武将，也不管你什么地位和品级，只要惹怒了皇帝，就可以在朝堂上扒掉裤子打屁股。挨打的大臣嘴巴啃地，轻则皮开肉绽，重则当场毙命。文人几千年来引以为傲的儒雅风流，就在这重重的棍子下被打得粉碎。

如果只是打屁股，还可能拣回一条性命。但朱元璋对文人还频频大开杀戒，而且理由多种多样:胡惟庸案杀掉的大多都是文臣，以各种文字狱杀掉的也不在少数，以贪污等罪名杀掉的则更多。此外，明初的士人还有一种独特的死因:拒绝做官。

前文说过，朱元璋的出身和经历使他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他没受过什么教育，对于饱读诗书的文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仇视。他不仅从文人的诗句里挑出“冒犯”的字眼，还把文人对他的不合作视为一种严重的轻蔑。所以，即便是深山老林的隐士，朱元璋也会把他们抓出来做官，如果不愿意就杀头。

面对这样的折辱与杀戮，明朝的士大夫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风骨。“保命”取代了“气节”，成为他们最高的价值追求。有的文臣可以为了保命而装疯卖傻，趴在地上吃鸡屎，只为骗过特务的耳目，有的文臣仅因为免除了死罪而被流放，直到多年后还对朱元璋感激涕零，高呼“圣恩”……

文人士大夫是一个社会的道德标杆。如果他们放弃了原则和操守，选择苟且偷生，那么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就不可避免，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三是对契约的公然践踏，严重冲击了中国人的诚信观念

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有着守信重诺的传统。到元代，随着世风的流氓化，诚信文化受到严重冲击。明朝的建立，非但没有对这种风气拨乱反正，反倒推波助澜，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股奸猾之风。这个过程中，朱元璋的一个举措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这个举措就是大杀功臣。

很多人把朱元璋和刘邦类比，除去出身之外，还认为他们都杀功臣。但细数被刘邦杀掉的那些功臣，没有几个是冤枉的，甚至不少都有谋反之实。但朱元璋则不同，通过胡、蓝两大案，明朝开国功臣几乎被屠戮殆尽，而其中大多数人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

最糟的是，在开国之初，朱元璋是向这些功臣发放过“丹书铁券”的，其实质就是皇帝与功臣之间的一种契约，承诺在他们犯死罪时可获赦免。但这种契约却被朱元璋轻易撕毁，理由基本都是这些功臣要“谋反”，而谋反不在赦免之列。

如果这还不足以体现朱元璋此举有多恶劣，那么可以看看宋太祖的做法。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对柴氏宗族一直信守承诺，关爱有加，同时还在太庙中立下誓碑，要求后代子孙不杀士大夫。宋朝的皇帝基本都奉行了这一承诺，从而让文臣与皇帝叫板时更有底气。宋代士大夫地位之高、社会风气之好，都与此不无关系。

然而，朱元璋的出尔反尔，却使世人明白地看到，原来再庄严的契约在强权面前也不过是一张废纸，随时可以不算数。皇帝带头违反契约、带头不讲诚信，那么谁再拿契约当回事、谁太讲求诚信，反倒成了冥顽不灵的蠢货，而奸猾善变则被视为“聪明”的表现。整个社会的诚信根基就这样逐渐瓦解了。

通过这种近距离的审视，我们会发现朱元璋极大的冲击了中国文化中的那种高贵之气，而把一种狭隘而粗野的农民意识充塞到整个帝国空间。我们民族性格中的许多阴暗面是时代积累的结果，而朱元璋在这些因素的传承中起了重要作用。基于他自己的出身、视野和心理，他把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面无限放大，给整个民族的精神和素质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到了朱棣时代，明朝的世风进一步恶化。

朱元璋死后，继位的是以儒雅仁孝闻名的建文帝朱允炆。他笃信儒家经典，重用方孝孺、黄子澄等文臣大儒，渴望通过“教化”使社会脱胎换骨。这种努力也许是徒劳，但至少给世人做出了表率，如果天假以年，说不定建文朝的道德风气会有一定的改善。然而仅过了四年，他的四叔朱棣就发动了靖难之役。迂腐的朱允炆不愿担“杀叔”之名，屡误战机，最后让朱棣升级成了永乐皇帝，自己则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踪。

靖难之役

朱棣的上台，不仅是建文忠臣的噩梦，也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噩梦。

纵观历史，很多战争和政变的胜利者都会做两件事，一是宽恕对手阵营里的那些忠臣，二是严惩那些吃里扒外的内奸。比如司马懿在高平陵政变后宽恕了忠于曹爽的官员，并让他们官复原职，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也宽恕了忠于太子的魏征并委以重任。与此相对应，越王勾践灭吴后，首先杀死的是多次替自己说好话的吴国太宰…….这些做法，都是向世人宣扬崇尚忠诚正直的价值观，而不管这种忠直是为谁服务。

明成祖朱棣

然而到了朱棣时代，这种价值观被完全颠覆了。

在装模作样的劝降未果后，朱棣急不可耐地向建文忠臣们举起了屠刀，而且牵连之广、手段之歹毒，创下历史之最。以往的君主对于前朝宁死不降的忠臣，即便狠心杀害，一般也只止于其身，而且是一刀痛快，甚至在其死后还要厚葬。然而朱棣却完全不按这个套路:

他命人把黄子澄一家老小六十五口、亲族三百八十人都押到自己面前，先是砍掉黄子澄的双手双脚，接着又砍成肉泥。黄氏一家不分老小，一律斩首，三百八十名亲族全部发配边疆。方孝孺被割嘴、凌迟，并成为史上唯一被“诛十族”的人；礼部尚书陈迪，被朱棣逼着吃下自己儿子的肉，还要问他好不好吃，最后父子六人都被凌迟…….这还不算完。许多忠臣家的女眷都被朱棣送进了教坊司（官办妓院），让那些军汉昼夜奸宿，被蹂躏至死的就让太监拖出城外喂狗。

方孝孺像

古往今来，忠臣的下场从未如此之惨。而如此残忍变态的兽行，也只有朱棣能干得出来。

收拾了建文忠臣，朱棣没忘记论功行赏。令人诧异的是，受赏的不光有跟朱棣起兵造反的人，连向朱棣开门迎降、直接导致南京失守的李景隆，也获得了高官显爵；很多建文帝身边的太监同样被重赏，只因他们曾向朱棣通风报信。

可见，朱棣眼中的善恶忠奸已和传统的道德准则无关，而完全取决于对方是否为己所用。不能为己所用，忠臣也是“奸恶”，能为己所用，小人也是功臣。这在所有改朝换代的故事中是很少见的。

李景隆

朱棣的表演让世人看到，原来“忠臣孝子”不仅不会有好下场，还不一定有好名声。那么，与其顶天立地的死，还不如苟且偷安的活。皇帝都可以如此流氓，小民又何必坚守节操呢？

但篡位的朱棣毕竟做贼心虚。为了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他发扬朱元璋的余烈，创立东厂，恢复锦衣卫，大搞特务统治。特务遍布京城内外，上至太子亲王，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朱棣还鼓励人民告密，不少人靠揭发他人得到好处，帝国上下各个阶层都处于恐怖气氛之中，人人相互提防，不敢乱说乱动。

朱棣的天下，从此安如磐石。然而这种安稳意味着什么呢？正如一位西方学者论述专制权力如何摧残社会道德时所说:“专横的权力毁灭道德，因为缺乏安全感就不会有道德……专横权力对人的影响，就像瘟疫对人的影响。每个人都会抛弃同命相连的伙伴。每个人都会公开放弃他们过去生活中的契约。”

就这样，经过朱元璋和朱棣的两番摧残，明朝的世风在所谓的“永乐盛世”就已彻底沦陷。

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那样标榜“礼法纲常”，但也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那样，社会的道德水准在开国之初就迅速下滑，人们的精神生命迅速萎缩。到明朝中后期，整个社会陷入了严重的道德危机，从上到下都充斥着颠倒的社会规则。官吏极度腐化，民间造假之风大盛，各种尔虞我诈都已成为常态。“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有钱就是爹，有奶就是娘”“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生存智慧”，大多是从明代流行开来的。

所以在明亡之后，许多士人把明朝灭亡归于人心的堕落，而且在永乐之世就已败坏。比如顾炎武就认为洪武、永乐两朝为“世道升降之会”，是中国人性格发生扭曲的时代。另一学者李清则说:“靖难以正气渐削，故酿为今日（明亡），狯猾之徒屈膝拜伪。”明亡之际，殉国的人还不如“靖难”时殉建文帝的人多，因为整个社会的“正气”早在永乐朝就已消解殆尽。

更为不幸的是，这种堕落的世风在清代并未得到有效的匡正。相反，满清皇帝对朱元璋的专制残暴大加赞赏，认为他的手腕超过了唐宗宋祖。明朝的统治理念和许多制度都被清朝继承和发扬，即所谓“清承明制”。于是，朱元璋、朱棣注入中国文化和国民性格的毒素非但未被清除，反而越积越多。从孟德斯鸠到马戛尔尼，西方人刚开始接触中国人的时候，往往惊讶于中国人身上的“流氓性”:善于欺骗，爱占小便宜，既麻木不仁，又冷漠残忍…….

在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民的素质始终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当今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许多劣根性，都可以追溯到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位既雄才大略又愚昧野蛮的农民帝王。他们的阴魂一直缠绕着这个民族，数百年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