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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指挥攻占南昌的战役时，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就收到了一份发自参谋本部的情报，正是这份情报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情报上说，武汉会战时曾打得金泽第九师团和第二十七师团无法前进的汤恩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长江南岸调到北岸去了，目前正在湖北随县和枣阳一带布防。

北岸当然不只有汤恩伯，那是整个第五战区的地盘，几十万大军云集在那里，但从参谋本部到冈村，眼里都只有一个汤恩伯，认为这才是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劲敌。

从武汉会战到南昌会战，冈村对中队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中队看起来很多，但占绝对优势的仍然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冈村也想到过，那么多地方军队，比如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桂军、粤军加起来会怎么样？能不能用以前“以华制华”的办法，鼓动它们联合起来与中央军展开内斗？但思考的结论让他自己都很丧气，且不说如今根本就没这可能，就算能成功，这些联合起来的军队也不是中央军的对手。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让冈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冈村曾如此评价汤恩伯：蒋介石手下最骁勇善战的将领，其部队是蒋嫡系中的精锐。

可想而知，这么一个勇将中的勇将，一支精锐中的精锐，一直虎视眈眈地趴在武汉附近，其用意不言自明，而假如能成功地将其削掉或者驱逐，又无疑会对蒋介石及中国政府造成沉重打击。

冈村决定集中第十一军的主力，对随枣地区（随县到枣阳）展开一次大进攻，这就是随枣会战。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进攻的目的不再是占城夺地，而是攻而不占，主要以打击第五战区部队为主，其中关键就是包围并消灭汤恩伯。

然而冈村并不知道，他的这一侵略计划已经提前飞到了汤恩伯的桌上。

无名英雄

在武汉会战后期，李宗仁已经病愈返回原任。不过等他上阵时，首先需要面对的不是怎样指挥作战，而是如何部署“转进”。

自从经历徐州大撤退后，李宗仁就培养出了一种神秘的第六感。当时第五战区长官部距离前线还很远，可他老是觉得这里那里不对劲，经常耳鸣眼跳，以至于绕室彷徨，辗转反侧，半夜三更都睡不着觉。

时为午夜，众人都睡得正香呢，他就披着衣服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并且把一干随从卫士都弄醒，嚷嚷着要转移。

参谋长徐祖贻揉着眼睛跑过来，看李宗仁那心神不宁的样子，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凶险，早走早好。

徐祖贻并没有收到任何敌情通报，但李宗仁是战区司令长官，不听他的又听谁的，遂安排长官部人员连夜西撤。

很多人嘴里不说，心里没准都在骂老爷子发神经，这么晚了都不让大伙睡个囫囵觉，穷折腾个啥。可说来也怪，李宗仁的第六感就是奇准，在他走后仅仅两个小时，日军骑兵就窜进了他睡觉的那个村庄。

“发神经的”现在精神了：看看，我没让你们大伙白跑吧。

第六感虽然灵，但是不科学，李宗仁大部分时间依赖的实际还是情报网。

要打好仗，情报十分重要。当年马占山在东北跟日本人兜圈子，兜到本庄繁都无可奈何，就缘于建立了效率奇强的情报网，而说起老李的情报网，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他安插在日军后方的神秘线人。

当年西南诸省反蒋，包括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这些人，都是日本人实行“以华制华”的重要目标。那段时间，到广西来做说客的“中国通”们有如过江之鲫，数也数不过来，这里面就有和萧振瀛进行过香港谈判的和知鹰二。

在与和知打交道的过程中，李宗仁发现和知的翻译官像是个“好人”。这种感觉，就如同他第一次见到张自忠时一样，仿佛善良就清清楚楚地写在对方脸上。

于是私下里，李宗仁便让人把翻译官秘密约到家里。

这是个年轻的东北人，热情、健谈，有什么说什么，但是当李宗仁试探着提到“你的家乡已被日本人侵占，你怎么还甘心为敌人服务”时，他忽然语塞，随之，两行热泪无声地从脸上滑落下来。

夏文运，辽宁省大连市人，家里世代务农，自小就读于日本人所办的中小学。据说他的一口日语说得比一般日本人都好，根本听不出是中国人说的，后因成绩优异，受“满铁”资助去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

“九一八”事变前，夏文运在东北的大学教书，之后书自然没得教了，只能随逃难人群进入关内。他原来并不想给日本人做事，可是以他那样跟敌国沾边的文凭学历，显见得到哪都不受欢迎，找工作时处处碰壁。他又干不了别的，给日本人充当翻译官，借此养家糊口就成了唯一出路。

灯火阑珊处的夏文运看上去有说有笑，其实那不过是戴着一副面具在表演而已。

他虽然为日本人做事，却良知未泯，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可也正是这样的人，却不得不以为侵略者服务来维持个人生计。

可以想见，当听到或看到“汉奸”“走狗”这些词语时，这个年轻人会多么难过，内心又会处于怎样的煎熬和挣扎之中。

有时候，活着远比死亡更残酷，特别是当你面前没有出路，没有希望，甚至连解脱都不可能，只有在清醒中一味痛苦的时候。

因为怕熟人或家乡的人知道自己的底细，夏文运甚至把名字都改掉了，因“夏”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他对外一直称自己叫“何益之”（益之是他的字）。

李宗仁的突然一问，瞬间击穿了“何益之”的心理防线，后者泪如雨下。

李宗仁马上意识到，有门了，便紧跟着又问了一句：何先生，假如中日之战爆发，你愿不愿意替祖国尽点力？

夏文运听后，一边擦拭眼泪，一边连连点头：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当万死不辞！

从那时候开始，夏文运便正式成为李宗仁的高级情报人员，两人通过秘密电台和专用密码进行单线联系。

在台儿庄战役的初期阶段，五战区要防津浦线那么狭长的一个区域，而能调动的兵马又那么少，可以说每时每刻都惊险之至，但是李宗仁左右腾挪，依靠一群杂牌部队，硬是兜住了日军的南北合击，看起来如有神助。

其实这个“神”就是夏文运，有了夏文运，李宗仁也就拥有了自己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夏文运从上海租界发来的第一份绝密情报是：日军南动而北不动。于是李宗仁就把张自忠从北面调到南面，在淮河挡住了第十三师团。

第二份绝密情报是：板垣师团将从胶济线南下。李宗仁急忙将庞炳勋调往临沂，以阻止板垣南下，可是后来眼看庞老爷子也吃不消，而当时南北又都很吃紧，怎么办？

就在此时，第三份绝密情报及时送到：日军北动而南不动。正是这份关键情报，促使李宗仁下定了从淮北前线抽调张自忠北援的决心。

可以这么说，没有夏文运作为超级耳目，李宗仁要想在前台当掌柜都颇难，更不用说取得台儿庄大捷了。

到了徐州会战后期，由于参谋本部对情报封锁得很紧，连和知鹰二这样的军部高级官佐都没听到一丝风声，这才导致夏文运的情报工作暂时失灵了一段时间，也因此造成了李宗仁的多次判断失误。

武汉会战结束后，一连串的“胜利”使日本放松了对情报工作的控制，夏文运在上海的情报站重新恢复运转。

李宗仁的这条情报线索，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被迫中断，那时日本人终于发现了这个藏在自己中间的超级间谍，立即在上海展开满城搜捕。夏文运东躲西藏，侥幸得脱。

在那些与魔鬼打交道的日子里，在没有正式的政府名义，也不接受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这个人始终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战搜集绝密情报，是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

唯一应该走的路

通过夏文运从上海及时发来的情报，李宗仁第一时间掌握了冈村的兵力分配及作战计划。

随枣之战，冈村准备动用三个主力师团，其战术明确为“分进合击，锥形突贯，两翼包围”，即从东西两路出发，最终将第五战区包括汤恩伯在内的主力包围起来并予以消灭。

由于事先知道了冈村的用兵目的，所以李宗仁的重点也不在据守城池，而是利用地形对日军进行持久消耗，然后再伺机实施反击。概而言之，大家都是朝着对方的兵去的，你要消灭我，我也想消耗你。

对于李宗仁来说，时间拖得越久，对日军杀伤越多，仗自然就打得越好，丢掉点地方尚在其次。

在五战区，汤恩伯虽属于不得不倚重的主力，但李宗仁最喜欢也最看中的还是张自忠。武汉会战结束，李宗仁便任命张自忠为右翼兵团总司令，授上将军衔。

仅仅一年前，张自忠身上还背着“撤职查办”的处分，之后不仅取消了处分，而且几乎是在以闪电的速度往上晋升。先是由军长升为军团长，再由军团长升为集团军总司令，现在又由集团军总司令升到了右翼兵团总司令，在五战区成了超过汤恩伯，仅次于李宗仁的一方统帅，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在接到任命后，张自忠曾向李宗仁去电请辞：任重才轻，万难胜任。

李宗仁不准——“任”是很重，但你的“才”可不轻，相信一定能够胜任。

张自忠不光是客气，他也确实有难言之隐。正所谓权力越大，能力越大，这副担子挑在身上是明显能感觉得出分量的。

右翼兵团看上去人很多，有十五万兵力，但实际上五战区的破烂家当都在这里面。其中，人数最多的为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这是一支川军。

当初刘湘首次出川时，包括唐式遵集团军等能战之师就被抽光了。再抽，抽了一个王陵基集团军，由地方保安团改编而成，不仅不如唐式遵，还不及邓锡侯。最后一个抽的就是王缵绪集团军，属于把刘湘留川的仅存一点部队都捆捆打包了。

王缵绪集团军足足有四万之众，可是论战斗力只能垫底。

显然，张自忠指靠不上这些部队，他能依赖也必须依赖的还是老二十九军的那点底子，即新编成的第三十三集团军。他深知，只有第三十三集团军勇挑重担，才能把整个右翼兵团带动出来。

可是仗打到这个样子，在第三十三集团军内部，从军长到师长，作战决心和勇气都大不如前，有的是被打怕了，有的则是想保存部队的实力。

这个世界每一天都会变化，而变化的结果又常常会令我们大吃一惊：今不如昔的名单中，就有时任第七十七军军长的冯治安。

在老二十九军的将领中，刘汝明和冯治安的部队军纪都不好，但因为失守张家口，刘汝明每战都要拼出老命，就算这样，还担心别人再在背后给他扣上“汉奸”的帽子。冯治安与他们都不一样，由于“七七事变”时第一个拔剑而起，所以他先前的声誉最好，渐渐地就开始躺在功劳簿上居高自傲了，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连宋哲元都不放在眼里，想骂就骂，想走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