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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那天，我急急忙忙吃完晚饭，放下筷子就要出门。父亲问：“你今天又要到哪里去？不是让你帮弟弟妹妹复习功课吗？”

我撒谎说：“今天学校里有事。”

父亲说：“所有中学都停课了，学生不读书，能有什么事？”

自我从北京回来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对我参加红卫兵的活动的事不再过问，采取了宽容和放任的态度，但自从报纸上揭露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陵江市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死于饥饿与程旭东有直接关系以后，他便又对我参加中学生红卫兵的活动表示出厌恶的态度，并怀疑我参加的一切活动都与中学生红卫兵有关。

我正要解释，谁知母亲却接过话头说：“你们学校的红卫兵是不是要保程旭东过关的那一派红卫兵？”

母亲一般是不过问我在学校的事的，这时却突然异常地激动，由于生病而有些泛红的两腮更加红了，还剧烈地咳嗽起来。妹妹赶紧站到她身后，用拳头快速而又轻轻地捶打她的脊背。

我连忙说：“我在学校参加的是独立师红卫兵，和程旭东没有什么关系。”

母亲咳嗽的声音空洞而响亮，我不知道她听清我讲的话没有，只听她一边咳嗽，一边困难地说：“自然灾害那几年……死了那么多人……他算得是一个什么东西……！”

母亲一提到三年自然灾害的事，父亲便矮了半截，一改平日里吃完饭就翘着腿抽烟的习惯，赶紧收拾起桌子上的碗筷，悄悄地送到厨房里去了。

我赶紧擦完了桌子，示意弟弟妹妹拿出他们的课本，做出要给他们补习功课的样子。

母亲仍在咳嗽，父亲便又从屋里出来，扶着她到里屋去了。

我胡乱地给弟弟妹妹布置了几项作业，说：“你们先做着，等我一会儿回来检查。”然后就跑出屋子，直奔码头去了。

到了码头工人俱乐部，天已经暗了下来，我瞥了一眼挂在屋里的那口大钟，还差几分就到七点钟了。

我不知道杨南雁约我出来有什么事，躲在路灯后面的阴影里，稍稍平静了自己急促的喘息后，便对未知的见面有些忐忑不安起来。许久以来，她在我心里象是宇宙中一个急剧坍塌着的星体，让我无时无刻不感到她强大的引力，同时对隐匿在黑暗深处的未来怀着深深的忧虑，于是我下意识地反抗着她的影响，却又强烈地希望看清楚在那里到底存在着什么，然而结果却总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陆续来到俱乐部里的码头工人们，开始拿出他们的“行头”装扮起来，明亮灯光的照耀下，花花绿绿地斑驳一片，有的人开始调弦和敲敲打打，弄出了一些川剧乐器“咿咿呀呀、咚咚锵锵”的声响。

一会儿，我看到杨南雁从青石板铺成的阶梯上走了下来，来到灯下，才看清她穿了一件绛紫色的缀着些小红花的衬衫，外面还罩了一件毛线编织的背心。这时候我才感到，天气确实有点凉了。

我从灯柱后走出来，相互间会心地一瞥，谁也没有说话，便顺着石级向江边走去。

枯水季节的嘉陵江，原先浩浩荡荡的一江洪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露出了原先淹没在江底的部分河滩和人工浇筑的用来保护河床的“姜疤石”，曾经淹没在水中的乱石坝，突兀地躺在水中，象一条黑色巨龙高高隆起的脊梁。江的中央只剩下一泓清浅的水流在静静地流淌，江边上一溜地泊着几十艘木船，每艘船的桅杆上都挂着一盏点亮着的桅灯，橘红色的灯光在江水的起伏晃动中被拉得很长，仿佛一条条不停地扭动着身躯的金蛇。天上的星光，两岸的灯光和桅灯发出的光亮交相辉映，在一江细碎的波浪中闪闪烁烁，梦幻般地五彩缤纷而又金碧辉煌。

一个船工打着手电筒，从一艘船上下来，我走上前去搭讪说：“驾长大叔，上码头干吗去呀？”

“天气冷了，上小酒馆喝口酒去。”

“到你船上坐一会儿，行吗？”

他这才抬起头来看了我们一眼，问：“干啥子噻？”

“就说几句话。”

“就在船头上，不要到后舱去。”他看了我们俩一眼，晃着电筒走了。

我拉着杨南雁的手，从搭在岸上的跳板摇摇晃晃地走上船去。看得出这是一艘刚下水不久的新船，柏木的船板散发出新鲜桐油特有的清香，在桅灯下一片金黄的颜色，摸上去光滑而又温暖。

在船头坐定后，我侧过头来才发现，清冷的月光下，杨南雁一脸青灰色的忧郁。

面对我询问的目光，她说“木生，我想问问你，你知道什么是右派吧？”

“有什么事儿吗？”当我听到“右派”两个字从她嘴里蹦出来的瞬间，心里便一激灵。

“原先，我参加红卫兵的活动，我爸妈都挺高兴，可是那天，我戴着红卫兵袖标回家，我爸突然很不高兴，说‘把你戴着的那个东西摘下来’。”

“那是为什么呢？”我不解地问。

“后来，我从我爸和我妈的讲话中知道，中央下了一个文件，对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或者右派的群众一律平反，厂里的造反派在销毁黑材料的过程中，发现我爸在运动初期讲的一些话也被写成黑材料装在了档案里，还发现我妈的档案里，也有一袋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论材料，处理意见上写着‘内控右派’。”

以前的猜测终于得到了印证，长久以来一直在我心中悬着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下来了，只是，当它砸下来的时候，却又是那么沉重，让我一点轻松感也没有，沮丧地问：“这和你参加红卫兵的活动有什么关系呢？”

“我妈的右派言论材料上有闻梅她爸的签字。”

“那还是和红卫兵没关系呀。”

“我回家跟我爸妈说过，我参加红卫兵是闻梅的爸爸亲自批准的，发现我妈的内控右派材料后，我爸说我受了闻梅她爸的利用，为她人作嫁衣裳，于是对我参加红卫兵的活动就非常反感。”

“那天我们一起去闻梅家，你没有去，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呢？”

“是。柳月来约我的时候，我感到左右为难。”

“哦……。”我感到遇到了麻烦。

“你知道你妈是因为什么事才成为右派分子的吗？”

“听我爸和我妈讲，那时**整风，邀请党外群众给党提意见，我妈就给支部书记提了意见，主要是说他政策水平低、方法简单，作风粗暴。没想到她讲的话全都给记录下来，作为了右派言论，还装在了档案里。”

“那个支部书记是闻梅她爸吗？”

“不是。那时闻梅她爸是党委书记，但是他掌握着对右派认定的最后决定权。”

我下意识地想淡化这件事情，就说：“听说一九六二年的时候，大部分的右派分子都‘摘帽’了，既然右派分子都‘摘帽’了，你妈又只是内控右派而已，即使当时有一点右派的言论，程度应该比那些‘摘帽’右派要轻得多了，而且，这件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都是历史问题了，别人也不知道，不管它就是了。”

她说：“哪里有这样轻松啊，公开了右派身份的还可以有一纸摘帽结论，让你获得赦免，而内控右派因为没有公开右派身份，也就无帽可摘，又不能象这次销毁黑材料一样可以一烧了之，你的右派身份就将永远地不明不白地呆在档案里。你知道当这种档案里的右派是什么感觉吗？我妈说，就象有一双眼睛，浓痰一样地粘在你的脊背上，你能感觉到，却永远无法摆脱，等你一回头，又发现那双盯着你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有时甚至还对你笑一笑；又象有一只苍蝇，坠子般地吊在你的耳朵上，总‘嗡嗡’地提醒你——你有错，但却永远不告诉你错在哪里；你在自己的工作中，要想得到一丁点儿的肯定，总要付出比别人多的努力，而你如果发生一点儿错误，却要受到比别人多的惩罚。你将永远生活在莫名的恐惧中……”

我想起了儿时记忆中托儿所墙上的那幅宣传画，眼前交替浮现出画上那张狰狞疯狂的面孔和照片上杨南雁母亲那年青漂亮爱意融融的脸，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二者协调起来，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中。仰望迷茫的星空，仿佛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我的心与那些纷乱的群星一起，在飞旋中被吸进那个黑洞的深处。

杨南雁问：“你认识闻梅她爸吗？”

我这才从遥远的遐想中被拉了回来，怔了一下，说：“认识，以前我们是邻居。”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我感觉他挺好的，那时我还小，他对我们一帮小孩子都是很和蔼可亲的。”

“哦……。那天在金鳞湾汽车站，那辆车急急忙忙地把闻梅拉走，说她家出事了，你知道是什么事吗？”

“工业大学战旗造反兵团的人到她家，把她爸抓去批判斗争，她妈一着急犯了高血压，要送到市里的人民医院去，所以让她赶快回家。”

“闻梅她爸是走资派吗？”

“我不知道。”

“从北京回来时是工人纠察队和中学生红卫兵要斗争他，现在造反派红卫兵也要斗争他，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对你很重要吗？”

“我妈的内控右派材料、我爸的黑材料，都与他不无关系。”

“内控右派的问题我说不好，但黑材料不是已经销毁了，你爸不也已经平反了吗？”

“但造成这些黑材料的人还在，不仍然是很恐怖的吗？”

她的话让我的心“咯噔”一下，感到了一种更为深刻程度上的“恐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牵涉其中的是太过于重大和复杂的问题，完全不是当时的我所能认识和理解的，但我凭直觉明明白白地感到这可能导致杨南雁与闻梅之间未可预知的龃龉，这在我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息事宁人地说：“销毁黑材料是贯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指示精神，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她再也没有说什么，我也没有话说了。

过了好久，她试探般地问我：“学校里不会有人知道我妈右派的事吧？”

我问：“那个给你妈通风报信的造反派给别人说过你妈右派的事吗？”

她说：“这我可不知道。”

我说“据我所知，所谓内控右派的事只有党内极少数人才掌握，只要那个人不向外说去，外面的人都是不可能知道的，也是现在金鳞中学的人所不可能知道的。”

“哦。”

我说：“你回家告诉你爸，中学生红卫兵已经解散了，现在你是金鳞中学独立师红卫兵，也是造反派了。”

她似有似无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不远处的一艘船上有人在做晚饭，随着岸坡上浓重的泥腥味和一阵浓浓的米香，飘来一个船娘悠悠的歌唱：

在娘家青枝绿叶，

到婆家骨瘦肌黄，

不提起倒也罢了，

一提起泪水汪汪。

这时，她突然抓住我的手，翻过来，一笔一划慢慢地在我手心上写字，写完一个，便抬起脸来看着我，眼眶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我点点头后，她再接着写下一个，我将她写下的字在脑子里连起来，是“你还和以前一样吗？”

我不知道在她心海深处，曾经经历过了怎样的惊涛骇浪，只是当她一次次地仰起脸来的时候，我的心便彻底地溶化了，在读出了那个“？”号后，我抓过她的手来，也在她手心里一笔一划地写起来。写的时候，我没有看着她的手，而是直盯着她的眼睛，从那里知道了她已经读出我写下的字后，再写下一个字。本来，我心里想着的只有“永远”两个字，但那墨一般黑、井一般深的眸子里所潜藏着的水一样幽深的柔情和期盼，让我无法让自己在写下那两个字以后就停下来，而是习惯性地一路写了下去，于是，我写的字连起来便成了：“永远和你并肩战斗在一起！”

当我画下惊叹号的那一个点的时候，她突然把头轻轻地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全身的肌肉顿时绷紧，一动也不能动地凝固在那里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把头从我身上移开，说：“我看了那本名叫《先驱》的书，知道你心里有我。”

我一愣，问：“你是什么时候找到那本书的？”

“我也记不清楚了，大概是我们到工业大学参观以前吧。”

仿佛一道的闪电，瞬间便照亮了我心中那团一直困扰着我的黑暗——她的那些无缘无由的兴奋、故作高深的矜持、欲说还休的忧郁、欲言又止的犹豫、欲迎还拒的矫情……，都是因为我给她出了一个我自己也不知所云的谜语：当我对那个谜语仍然盲然无知的时候，她却凭着直觉，一眼就看出了那个谜语中可能蕴藏着的意义；当我仍然盲人摸象般地在那谜面上瞎转的时候，她却早早地知道了那个谜底。

这让我心中涌起一阵难以言说的自卑和羞愧。

夜间的轮渡在江中拐了一个S形的大弯，从河对岸“突突突”地开了过来，在平静的江水中掀起了一层层的波浪，涌起的波浪在船舷上拍打出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锚泊在一起的木船摇晃起来，相互间挤得“吱吱嘎嘎”地响。一层层的波浪在船舷上碰碎了，倒映在水中的桅灯便闪烁出星星点点的光芒，象撒出去的一把金子。

这让我突然想起了《再别康桥》中的几行诗句——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以前，在书里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并没有真正还原出徐志摩潜藏在那些字句间的意象，只是当这些文字与此景此情不期而遇，才让我在瞬间便洞见了其中的美丽，只不过变成了此时此刻的模样：

——那黑夜中的一泓，

不是江水，

是天上星，

碰碎在波浪间，

闪烁着金子似的梦。

在这样的景色和这样的情感氤氲中，时间对我们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或许很长，或许只是瞬间，直到那支手电筒的光亮，仿佛一朵纯白色的雪花，沿着淹没在黑暗中的青石板路，晃晃悠悠地飘落下来。

于是，我们下得船来，避开了喝酒回来的船工，踏着一条新踩出来的小路，来到了那座古老的小化龙桥上。月色依稀，灯光朦胧，整座小桥都笼罩在了那座大桥巨大的阴影中。清冷的晚风吹过，干枯的芦苇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金鳞溪水“哗哗啦啦”地从桥下流过，码头工人俱乐部里传出一个川剧旦角那委婉悠长的演唱。

没有想到，这么沉重的开头，却有这么一个美妙的结局，一种绵长幽深的柔情在我心中漫漶开来，此前在我心中淤积起来的郁悒、感伤和烦恼都烟消云散了，留在心中的只是一片光风霁月，海阔天高的气象。

“你把那本《先驱》借我看一看好吗？”

“你真的不记得这本书写了些什么了吗！？”

她口吻里明显的惊愕，让我猛然感到了我做错了什么，连忙慌乱地说：“记得，只是有些不真切了，想再看一看。”

她顿时黯然神伤，而又故意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心里一片后悔，没敢再说什么，和她肩并肩地一路走去。

她一声轻轻的叹息，突然朗诵起一首诗来：

“啊

朋友

请陪我走一走

我别无它求

……”

我心事重重而又有些无奈地和着她，也轻轻地朗诵起来：

“我需要——

几分宁静

几分慰藉

几分温柔……”

我需要——

些许明月

些许清风

些许杨柳

……

又到金鳞电影院了，她面对我站住了，平静中带着几分淡淡忧伤地对我说：“我把那本《先驱》看完后就还给别人了，你知道，现在各单位的图书馆都关闭了，一本书都是许多人在看，互相借来借去的，不知道过多少时间才能传回来。”

那种距离感在无声无息地消失之后，又悄然回来了，我懊恼而又歉然地说：“不着急的，等传回来再说吧。”

看着她消失在围墙的阴影里，借着电影院广告墙上发出来的灯光，我发现那面围墙似乎微微地向着小路的一边倾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