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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十一

分别以后，我独自一人走回家去，眼前依然不停地晃动着杨南雁的身影，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那天在闻梅家她父亲讲到的杨南雁母亲一九五七年的所谓历史问题，心底掠过一丝阴影。$(n)$(小)$(说)$免费提供阅读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那一段时间大人们都比较神秘而压抑，讲起话来总是隐隐约约的，我们要问起来，他们总是讲这是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乱问。我记得那时候托儿所的墙上有一张宣传画，背景是一片篙草丛生的坟墓，其中一个坟墓的墓门被打开了，从坟里钻出一个青面獠牙的人来，一脸的狰狞和疯狂，还举着一枚“滋滋”冒烟的炸弹作投掷状。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保留在我最初的意识中的朦胧记忆，又再一次地被唤回到我的眼前。

这里是城市近郊工农混杂的地带，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一片片平缓的山坡被开垦出来，成了为城市提供蔬菜的农地，点缀在碧绿苍翠的山野和田畦间的，除了那早已存在的一幢幢别墅外，便是工厂里新建的职工宿舍，一簇簇白墙灰瓦的平房高低错落地散布在半山坡和山谷的底部。

金鳞溪从谷底缓缓地流过，两岸是连绵不断的竹林、芦苇和河滩。因为是在一片环形的山凹中，空气流动不畅，这儿的夏天常常很闷热。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沿山根挖了许多防空洞。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期间，为了备战的需要，由政府组织相关的工厂对这些防空洞进行了扩挖和修葺。有些防空洞很大，也挖得很深，直通工厂的车间或者仓库，有的直接就叫洞库，时刻准备着一旦战争爆发，就将地面的工厂转入地下，进入战时生产状态。如今，战争似乎一时半会儿不会发生，这些防空洞就闲置下来。为了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为了战争时对保密工作的需要，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战争并对这些战争记忆犹新的人们把这些防空洞封闭了起来，但这并不妨碍大家将防空洞的铁门做成栅栏状，让山洞深处“飕飕”的凉气从那些铁条的缝隙间流泄出来。工厂的工人们大多不识字，白天又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工，没有闲暇关注外面的世界，于是，这里也就成了家属区里的职工和家属们交流外界消息和展示自己见识的好地方。每当夏日的傍晚，辛苦劳作了一天的人们，便聚集在防空洞口外的平地上，摆开了他们的“龙门阵”。

这天，吃过晚饭，母亲刚将碗筷收起来送到厨房里，父亲便一手提着他的凉椅，一手端着他的大茶缸，弟弟和妹妹帮他拎着装烟叶的布袋和一个破蒲扇，就去“龙门阵”了。

我有些忧心忡忡，正斜躺在床上为杨南雁母亲一九五七年的所谓历史问题发呆。这时，弟弟跑回来说：“哥，张叔叔叫你去一趟。”

弟弟说的张叔叔叫张文彬，岁数并不大，只有四十多岁的样子，却是防空洞“龙门阵”里少有的“科室干部”，他看书看报多，消息来源广，又很健谈，不论是轶闻趣事还是时政新闻，总能娓娓道来，讲得清清楚楚，是“龙门阵”中的核心人物，深得大家的看重。

由于怕招蚊虫，“龙门阵”里并没有安装电灯，只是借助家属区的路灯获取最低的照度来辩识周围的情况，当我拿着小板凳来到“龙门阵”的时候。那里已经横七竖八地摆满了躺椅和小板凳，影影绰绰地坐了一地的人。张叔叔让人们在人堆里腾出了一块空地，待我坐下后对大家说：“山沟里飞出只金凤凰。咱们老林家的老大，今天上报纸了。刚才，我已经把报纸上写的事给大家简单讲了一遍，现在再让他给我们讲一讲事情的经过吧。”

以前，我来这里只是一个听众，从来没有讲过话，他的话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好在这时太阳已经下山去了，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人们之间并不能看得十分真切，使我从容了许多，便将那么天的情况又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引来人们的一片议论：

“啧啧啧……那么大的一河水，你们还敢去救人，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年青呀！……”

“瓦罐子离不得井沿上破，河中淹死会水人，还是胆子小一点的好啊……”

“火能烧死人，水能淹死人，可是死在水里的人总比死在火里的人多……”

“嘉陵江不是金鳞溪，哪年不淹死几个人？就拿我们这一片来说吧，前年是老叶家的孩子，去年是老吕家的孩子……唉，只要回来了就好……”

“毛主席游长江，你们也要游，你有那个命吗？他老人家是真龙天子的命！打了二十八年的仗，手下将士死伤无数，自己却毫发无损，想要跟他老人家比，玄了一点儿……”

也有的人起哄说：“老林家这次可出了个‘角’了，要请大伙儿看一台戏才是。”他是街道上运输合作社里的一名老戏迷，一个人住在我们这一片，却不是总装厂的职工，我们只知道他姓吴，从小就叫他吴伯伯，高兴时总爱“咿咿呀呀”地唱几句川剧，一开口，就能看到他嘴里镶着的两颗大金牙。他一时兴起，便唱起来：“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每日里在佛殿上烧香换水，几个弟子游戏在山门下。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觑着他……”

他那摇头晃脑挤眉弄眼的样子把大家都逗笑了。

父亲用蒲扇的把儿敲着我的头说：“以后要是再碰到这样的事儿，再逞能，看我不打断你的腿！”。他以前是不太轻易地说话的，这时我看不见他的脸，可是从他的口吻中听出来他心中有些许的得意和深深的担心。

这时，张文彬叔叔说：“你知道你们救出来的是什么人吗？”

“知道，工业大学的学生，后来我们回来的路上，是工业大学的同学给他送的衣服。”

“我听说，他是对立面红卫兵的一个‘头儿’呢。”他特别地强调了“对立面”几个字。

“不跟我们是一样的红卫兵吗？”

“红卫兵与红卫兵可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讲的正是周文龙那天在化龙桥上讲的话，我禁不住问。

“听说他们把市委派到学校里的工作组都赶出来了。”

有人惊讶地问：“什么？敢把市委的人都赶出来，这不是造反吗？”

张叔叔摇着蒲扇，淡淡一笑，说：“这次运动，越来越叫人看不明白了，我们这里陵江大学、工业大学的一帮学生闹事是跟着北京的学生起哄，那么北京的学生闹事，根又在哪里呢？可是你们看这篇《做毛主席的红卫兵，在**的大风大浪中前进》，怎么看都跟北京的精神有点‘拧劲儿’，看来，这次运动跟‘反右’不一样，跟‘四清’也不同，怕是真的要造反了呢。”

他的话有点“玄虚”，让大家联想到最近满街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不时穿街过巷的游行队伍，把话题引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上。

有人问：“造反！评书里说当年‘长毛’造反，张献忠剿四川，杀得血流成河，长江里流的都是人血，把四川人都杀光了。现在又说要造反，会不会也和当年一样呢？”问话的人姓郭，叫郭巨财，爱打鱼，如果不是河里涨水，这个时候他八成是扛着他的渔网到嘉陵江里打鱼去了。

又有人反驳他说：“你说把四川人都杀光了，那么我们陵江人又是那里来的呢？”

我父亲说：“说书人说的是，后来皇上灭了张献忠，就把湖广人迁到四川来，叫湖广填四川，我们这些人往上数几辈，都是湖广人。”

然而，吴伯伯却说：“你说的不对，张献忠剿四川，没有杀陵江人。戏文里讲的是，张献忠大军杀进陵江城的前一天，在城外官道上碰到一个女人往城里在赶路，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手里牵着一个孩子，背上背着的孩子明显地比在路上走着的孩子大许多。张献忠一看，很不理解，就拦下她问‘你为什么背着大的孩子，而让小孩子跟着你走路？’那女人回答：‘因为背上背的是我已经去世的前房大姐的孩子，而我手里牵着的是我自己的孩子。’张献忠大受感动，对她说，明天大军就要杀到，你回家在门上插一根柳条，我保你无事。那女人回到城里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街坊邻居，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结果全城的老百姓都在门上插一根柳条。第二天张献忠的大军得了他的令，看见门上插有柳条的人家一律不准杀，结果，全城的人都保下来了，直到现在，陵江城里还有一条街叫杨柳街。”

于是，大家又围绕陵江人是不是湖广人争执起来。

他们的争吵让旁边一个过路的人听得不耐烦了，插嘴说：“你们都扯得太远了，讲的都不对，现在不是过去了，过去的天下是皇上的天下，自从毛主席领导人民翻了身，现在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造反是为了防止那些干部还象过去皇上的官一样欺负老百姓，造反是要‘造’他们的‘反’……”

讲这话的是葛利江的爸爸。他原先跟我父亲在一个车间里工作，是铸造车间的浇铸工人，前些年车间出了一起事故，他被铁水严重烫伤，不能做浇铸工了，就安排在传达室工作。本来他也没有文化，在解放后兴起的扫盲运动中，跟他老婆一起参加了工厂里组织的职工扫盲班，学着认了些字，后来也与大多数人一样前面学了后面忘了，只是他老婆一直没丢，还做了俱乐部的图书管理员。他到传达室工作后，要收发信件和报纸，必须认得些字，于是他在老婆的帮助下发奋学习，几年下来，竟也能看书看报了，在老工人中算得是一个识文断字的人。由于他在传达室工作，经常上夜班，夜里闲来无事，有时能把当天的报纸从一版到四版一个字不落地都看一遍，所以见解就与其他的人就有些不一样。以往，他下班回家只是路过这里，并不参加这里的讨论，许是今天看见他儿子的名字也在报纸上了，也有些兴奋，特地站下来听听大家的议论，这时忍不住在旁边插了这么几句话。

但他的话，让大家都难以理解：

“造反！造谁的反？历朝历代，不都是造朝庭的反吗？”

“造反！那可是‘大逆’，杀头之罪？要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的！”

“书生造反，三年不成，五七年也有人造过的，结果怎么样……”

“造反，这不是又要天下大乱了吗？”

……

天已经有些晚了，明天还要上学，远处不断传来各家的母亲要自己家的小孩回家洗澡睡觉的呼喊。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走回家去，防空洞前的人明显少了许多。

突然间，我心中有了一个想法：何不就我心中的疑团，问一下张文彬叔叔呢？

正当张文彬也欠起身子，准备收了躺椅回家的时候，我抓紧问：“张叔叔，可以问您一点儿事儿吗？”

他又坐回到他的躺椅上，问：“什么事儿？”

我说：“我们学校有一个同学，参加红卫兵没被批准，厂里领导说是因为她妈妈在一九五七年的时候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按您的经验，可能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他想了想说：“一九五七年最突出的政治事件就是‘反右’，按照你说的情况，你的那个同学的妈妈可能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不过，一九六二年的时候，绝大部分右派分子都摘掉了右派帽子，应该不会影响到其子女加入红卫兵。”

我说：“她妈被评为右派分子，而本人却又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还有一种内控右派，就是被定为右派分子的本人也是不可能知道的。”

我好奇地问“内控右派是什么意思？”

“只是装在档案袋里，由组织上掌握，并不对群众公布的右派。”

“是哪种情况下才可能评为内控右派呢？”

“本人只有并不严重的右派言论，实际生活中没有右派行为，对自己的右派问题又有一定的认识，群众没有强烈反映，组织上认为可以留待观察的，就可能被定为内控右派。”

这就意味着，杨南雁的母亲在五七年的时候有可能被划为了内控右派分子了。

一种隐隐约约的忧虑，雾一般地在我的心中弥漫开来。

我又想起了贴在托儿所墙上的那张宣传画，记得托儿所的老师有时拿它来吓唬一帮调皮捣蛋的孩子，说：“你们要是不听话，长大了就和这个人一样”，大一点的孩子问老师这是什么人，老师说右派分子。从此，一想到“右派”这个名词，在我心中所唤起的就是一种神秘而恐怖的感觉。同时，我又想起了在杨南雁家墙上的那张照片，猜想其中在她身后的那一位将手搭在她肩上的就是她的母亲。记起那是一张年青漂亮，爱意融融脸。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这张脸与宣传画上的那张脸联系起来，我只能想，肯定存在我所不知道的另外的可能性，这决不是杨南雁母亲故事的真实版本。

我不明白，与杨南雁相关的事情为什么总是挥之不去地萦绕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