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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维纲打破了冷场，他说：“这时候，应该称非常时间，自行车公司的形势非常严峻。***

刚才刘书记已经讲了，那里随时会生群体上访，甚至预料不到的突事件，现在必须拿出有效的可行性办法、措施，去化解潜在的问题。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有大局意识，有奉献意识。自行车公司是我们q市的企业，过去为市里做过很大的贡献。现在有困难了，我们能袖手旁观吗？！q电也是我们q市的企业啊，现在形势正好，难道不应该为q市做点奉献吗，不应该拉兄弟企业一把吗？叫q电兼并自行车，这哪里是拉郎配，这正是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市场无人有嘛，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我们做领导的，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他把企业比喻为孩子）死掉吗？”这时候信访局的侯局长突然进来，告诉大家，市委大门刚刚叫堵了，是自行车公司的职工，大概有二百来人。打的横幅是“我们不破产！”“我们要活干！”“我们要吃饭！”侯局长还说，上访的人不知怎么知道咱们正开书记会，说非要同书记市长两个一把手面对面谈谈才中，别人出面人家根本不谈。

这时候，刘书记冲着侯局长说：“我和俞市长怎么能见他们？”他指的是围堵市委大门的那二百来人，“咱们正在研究他们的事，关键的问题尚没有最后定夺，怎么答复啊？史书记（政法委书记），你与政府那边的欧阳市长（常务副市长）一块接待一下上访的人，劝他们先回去，耐心地等待等待。好了，我们的书记会照常开下去，大家放开思想，畅所欲，不怕把问题揭出来，怕的是把问题包裹起来，这样看表面上风平浪静，天下太平，实际上呢，平静的下边惊涛翻滚，太平的背后事端丛生。”“刘书记说得对，咱们的书记会就应该把矛盾揭出来，把问题亮明白，把争议摆到桌面。

针对矛盾和争论研究问题，才可能保证决策不会失误。看来自行车公司的事的确是燃眉之急。但是，愈是这时候，愈不得匆忙草率，愈要求真务实，愈要拓宽思路，设想多种解决问题的渠道。”我说这话的意思很明白，想导向大家广开思路，别只是在q电兼并自行车公司这一棵树上吊死，也是企望能运筹新的办法。

“俞市长说得也是。应该多想些办法解决自行车公司的问题，事都到这关头了，大火已烧到大门口啦！不知俞市长有什么好办法？”维纲针对我的话表看法，他大概是想将我的军，或是以为我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是想请大家都谈谈，都出出主意，想想办法。我现在觉得，眼前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改变自己处事的态度。我现，咱们的干部已养成一种惰性，有的时候，一种本来就是谬误的思路，一旦被嚷嚷的遍数多了，时间长了，许多人就会跟着嚷嚷，似乎只剩下这一条思路了，似乎压根也只有这样一条出路。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干部常犯的毛病，久治不愈的老病，常犯常有理的顽症，叫人云亦云，不求甚解。特别是在大多数干部只唯上、不唯真（指真理）的厚厚的土壤里，只要是有些权力的人道出的什么看法、意见、构想、判断之类的东西，一下去就变成了所谓的指示。下边的人一味地唯上，拿着这类指示当令箭，就闷着头去抓贯彻，抓落实了；上边更高级的官员又官僚，也是不求甚解，通常会批示个什么‘我看可以’或‘这办法可行’之类的套话。实际上，做这样批语的领导，往往是随意点批，随波逐流，只要看到第一个领导圈阅的什么，就顺着那意思往下滑落，而跟着大流往下下。”我的话说过之后，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当然还是一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永远没完的各持己见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自行车公司该不该被q电兼并。倘若不兼并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路。实质上，这是维纲与我的争论。维纲的主张是马上由q电兼并自行车公司，否则就会因为自行车公司工人的波动影响q市乃至q省的稳定。而我不主张这种兼并，但是不用兼并这种办法，又能用什么方法挽救走至末路的自行车公司呢？尽管我有一些想法，一时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这样，我是当然说服不了对方的，然而，对手也说服不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