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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

1939年1月上旬。（历史上的会议是在11月份进行的）

当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的同一时间，在东京，天皇正召开大本营军事会议。中心议题是分析中国在武汉失守以后的形势，检讨在中国作战的得失，制定日军对中国作战的方针策略。由于华北、辽东半岛和海军的“意外”失利，以及在武汉会战中损失惨重的现状，在日本高层引发了一场巨大地震。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首相近卫文蘑，陆相的板垣征四郎、海相米内光正的日子当然也不好过。面对来自各方的指责和压力，近卫文蘑和板垣征四郎除了选择辞职之外别无他途。然而，天皇却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出人意料的拒绝近卫、板垣和米内的辞呈。他的理由非常简单，值此帝国用人之际，稳定才是最重要的国策。为此近卫等人恨不得每天抱着天皇的脚丫舔舐几次才能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但是不管怎么说，下一步中国的战争如何打下去，必须要有一个方略。缓过劲儿来的板垣征四郎和米内光正再次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之中。板垣力主继续既定战略，既进行广州作战，完全封锁国民政府的对外运输通道。米内则认为必须集中全力对付华北和辽东半岛的华侨军队。“现在的情况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几乎成为米内的口头禅，向祥林嫂一样每次上朝都要念叨一遍。面对陆海相之间的争执，天皇似乎早已经习以为常。他始终不发表任何意见。因为在这个时候，日本陆军在国内的兵力，仅有一个近卫师团，近乎唱着空诚计。而在中国已经配置了24个师团，而且损失惨重，不论关东军还是华中军队都急需补充。日军在短期内完全丧失了继续进攻的能力。天皇不得不承认：此次对华作战，在未能歼灭中队之主力之前即已达到攻击的极限。天皇面对这样的局势心乱如麻，尽管他在臣子面前必须要保持的镇定自若。他每天都要在列祖列宗面前祈祷冥想，希望祖先赐予他智慧和力量。

就在陆海相争执不休的时候，陆军以东条英机为代表、海军以山本五十六为代表的一群少壮派军官也竞相开始活动，游说、奔走。他们的观点虽有出入，但是核心都是力主按照“国家总动员法”把帝国完完全全纳入战争轨道。

“狸猫”也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通过来自支那可靠的情报显示，华侨军队此刻无意也无力继续再与大日本皇军，种种迹象都表明华侨军队希望谋求延长与皇军延长停火期限。因此帝国应该对华侨军队这股地方势力达成某种默契，既在帝国完成对国府的海上封锁之前，双方不宜再战。这样可以避免帝国陷入在两条线上作战导致兵力不足的尴尬局面。日后对华政策，应该转变到实施以华制华以战养战，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政权”上面来。狸猫的建议成功的引起了高层广泛关注。

此时来自中国武汉一份“折子”同时也引起日本高层的关注。“折子”由冈村宁次起草大意是：冈村攻占武汉以后，所部第11军面临着严重危局。他所率的第11军30多万人马驻扎的武汉好比一个人头颅，合肥至芜湖以下就如人的躯干，芜湖至武汉这漫长的水路，就是的脖子，一个被拉扯得特长特长的“脖子”。在冈村大军的“脖子”上卡着一把“钢刀”。这就是第九战区陈诚、薛岳的50多个师的大军。他们配置在江南鄱阳湖西面，以九宫山、幕阜山为依托，一直在积极整训，准备****，随时可能挥刀斩断冈村大军的“脖子”（长江水路交通线），使武汉日军陷入重围死地。武汉西、北方，更有李宗仁第五战区的30多个师，在靠近日军第一线的随县一带地区构筑阵地，窥视近在眼前的武汉城，这支大军恰如一把高举着的铁锤，随时可能砸向冈村宁茨大军的“脑袋”。冈村宁茨现在被这一“刀”一“锤”压迫得喘不过气来，迈不开腿伸不开胳膊。于是，竭力向中央统帅部请求补充兵员弹药，增

加战力，发动大的进攻，向外扩伸，驱除这一“刀”一“锤”的威胁，以确保武汉占领区的安全。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认为，冈村宁茨中将的意见不无道理，在未取得自给自足，以战养战之前，长江水路交通就是武汉几十万日军的生命线，必须确保。而在“刀”和“锤”的威胁中，以“刀”的威胁为最。认为应该适时发动南昌会战。

日本决策层在经过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角逐，酝酿和妥协，终于制定出所谓的纲要。

“帝国于1938年冬季（原历史为秋季），以获取结束战局的时机为目的，实施攻占武汉的积极作战，并取得了显赫战果。判断支那政权依然迷梦未醒，残存于西边数省，力图恢复其战力，以图继续坚持抗战以挽回颓势。

然而，帝国只需在未来几个月内，伺机攻占广州断绝其海上补给，在已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我方如采取适当的施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之沦为地方政权。因此，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因此，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央政权创造良好条件，支援其成长，是我军为达到战争目的的重要作业。

对华战争的本质属于持久战，对沦为地方政权的国民政府，与其一味以武力深入穷追，莫如保持必要的战力，对支那地方政权或诱降或歼灭向建设新中国迈进…”

天皇和大本营对形势的估计应该说是典型的日本式的鸭子死了嘴硬。在他们看来，委座及其国民政府已经降格为地方小政权。同时，他们尚有力量一直进攻下去，只是觉得一味深入穷追没意思，才停下来不追不打，而专心建设“新中国”。对于华侨军队的存在和华北辽东半岛的战事大日本帝国采取暂时选择性的“失明”政策。其实，不是他们看不见或者真的不想打，而是他们知道在现在的情况下他们的主要敌人依然是委座的国民政府。他们现在没有能力同时与国民政府和华侨军队同时作战。一切都要等到占领广州，完全切断委座的海上补给线之后，再集中力量解决华北的华侨军队。

根据天皇和大本营对形势的判断，日本陆军省于39年1月18日（原历史38年11月18日）起草了攻占武汉以后，中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其核心是：

第一、日军从战略进攻阶段将在占领广州、封锁海上通路之后转变为长期持久战阶段；

第二、日军应采取局部作战，以确保占领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

日本方面用主要精力在占领区扶持新的中央政权，其目的正如委座所估计的那样，是为了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

其后，3月中旬（原历史2月中旬）天皇批准了南昌作战，并派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中将来华主持协调这次作战。冈村宁茨得到大本营进攻南昌的命令，立即着手调动集结部队，抓紧进行战前准备。

3月28日，重庆。

委座和统帅部的将领们，已从武汉日军集结的种种迹象中，正确判断出：日军第11军将进攻南昌。当即电令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将军；速将武长路上可移动之兵力增进永修、武宁一带，而主力出击部队应用于武宁方面。4月8日。委座，陈诚等人根据日军的动向，判断敌将于5月份发动进攻，于是决定先敌下手，发动四月攻势。制定了“5月上旬先期制敌，御敌于修河以北，潦河以西”的进攻作战计划。李华雄完全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派遣4个飞行大队12个飞行中队支援南昌会战。此外还向****提供强大的情报支持。（此后如不另附说明所有的时间均比真实历史上的时间晚一个月）虽然如此，中队在实力、协同、机动、指挥等方面和日军依然存在巨大的差异。****随几经努力但是依然不能挽回败局。

就在中日双方在长江沿岸厉兵秣马之时。日本海陆军在4月发动了原本应该在1938年10月9日就该发起的广州作战。由于军事委员会的提前部署，驻守广州的中队节节抵抗，给日军以大量杀伤之后主动向广西方向收缩。因此，日军虽然完成了既定战役目的，但是并没有消灭中队的主力。

冈村宁茨在发动对南昌进攻的同时，于5月30日，又集结第3、第13、第16三个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共十余万兵力，配以轻重炮二百余门，战车百余辆，发动了对五战区的进攻。他仍然采取先发制人的突袭手段，一举突破第五战区防线。占领了随县枣阳地区。李宗仁命令汤恩伯和孙连仲等集团军，于5月15日奋起****，同日军激战数日，于5月19日和23日，先后克复枣阳、随县等地。是役、歼敌四万余名。第五战区将士亦有重大伤亡。

与南方的激战相比，中国北方，也在进行着另一场战役。那就是修建“归二”铁路公路，开发白云鄂博矿区。李华雄从衡山会议回来后，这两项工作就开始紧锣密鼓的展开。早在中日签订停火协议之前，修建“归二”路的各种准备工作开始进行。和苏联的秘密磋商也在进行。最终双方商定，特区政府负责修建中国境内的公路和铁路，苏联政府帮助蒙古国政府修建乌兰巴托至中蒙边境路段。中国向苏联采购修路的机械、铁轨等相关物资，苏联向中国提供技术支持。所有费用特区政府钢铁煤矿等矿藏、以及有关军事技术和产品等实物的形式分期向苏联政府支付。苏联之所以这么热衷于修建道路，其主要目的并非与特区政府展开各种援助合作项目，而是着眼于日后发动对日乃至对中国战争的需要。对于苏联政府的盘算，特区政府哪有不明白的道理，之所以选择用实物交付，一方面迫于苏联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特区根本就没有打算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并不仅仅是委座的允诺，而是与日本的延长停战协定的备忘录。相关谈判比第一次进行的顺利许多，不只因为主持这次谈判的是狸猫，更重要的在于日本此刻也迫切需要这个协议。

有国民政府的协调，更有华侨军队的浩荡军威，最重要的是可以从华侨军队那里获得自己急需的物资、教官，傅长官欣然应允了特区政府的要求，但是底线是不能突破的，那就是华侨军队不能向傅长官的防地派驻军队。

第十一章绸缪（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