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小说网

王天浩和沈险峰都没有参加这次重要的会议。

沈险峰作为教育科技发展委员会主任，是特区的科教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说实话，作为纯做研究搞科研出身的科学家来说，繁杂的行政工作令他不堪重负不厌其烦。也曾经向刘远洋力辞，但是没有成功。他接手这项工作之后就开始强力推行科教系统的改革，索性大干一场。他的改革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破除科教系统的官本位；二是为教育松绑还教育独立自主的地位。在他的强力推行下，科教系统所有的行政人员不允许专业技术工作者担任。现在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还清楚的记得他在上任后第一次演讲。

“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自古以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非常单调，可以总结为升官发财四个字。在这两项中成功标准中‘做官’更为人们重视。‘学而优则仕’成为千万知识分子唯一出路。这既是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前些年流行一句话叫做‘外行领导内行’，这句话似乎成为各种专业人才步入仕途的护身符。于是乎，有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混迹于官场。那么这句话对吗？我认为不完全对。很多人都错误的理解了这句话，似乎研究原子弹的研究所所长必须是一名物理科学家。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一个国家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都应该是在这个国家各个领域和行业出类拔萃的专家。显然这是荒谬的。即便是美国的哈顿工程这样专业的项目，是由一名对核物理一窍不通的军人负责管理和协调。

因此在行政领导的岗位上我们需要精于行政管理的人，而不是某个技术领域的专家，因为人家才是真正的专家。一名真正的行政管理专家应该放在任何一个行政管理的岗位上都能胜任，因为你只负责协调管理一个团队一个组织乃至一个国家，我们有什么理由非要一名专业技术人才担任呢？在我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就是因为官本位思想作祟，所谓高官得座骏马得骑。官位就意味着身份、地位，待遇、荣耀，直接相关的房子车子等等等等。在我们科研单位则意味项目、经费。于是乎局级和尚、处级尼姑等千奇百怪的事情就都出来了。似乎一个人不管你工作做得多么出色如果没有官职一切都等于零。我们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太单一。我们既然穿越就要改变这种看似合理其实非常可笑的东西。或许有人会说，你改变得了吗？我的回答就是事在人为。”

沈险峰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首先把各种专业技术人员从行政管理工作中解脱出来，为他们提供项目经费保障。项目、经费和待遇完全与相关人员的能力成就挂钩。阻力自然非常大，但是刘远洋给予沈险峰巨大的支持。在沈险峰和特区政府的强力推行下，这项改革虽然举步维艰但是却稳步推进。现在特区不是缺项目而是各种科研项目技术转化项目堆积成山，几乎每个科研小组都有长长的项目名录。沈险峰摆脱行政工作的束缚之后，在他的主持下一系列高精尖项目开始上马。科研之余，他还要抽时间给科研人员和在相关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上课。这也是他的改革之一。为了打破了学校理论教学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他一方面组织科研一线的科研人员定期不定期的给在校学生上课，让这些莘莘学子及时了解科研的最新动态。另一方面学校也承担了大量科研工作。教学科研工作实行无缝对接。

沈险峰改革科研单位体制的同时也为教育单位松绑。一是赋予学校充分的自主权。特区学校现在都是公立学校，对于高等教育特区教育部门除了发布指导性文件之外，不负责教材的编纂工作，教材由各个学校根据自身情况自行编写。学校完全自主招生。教育经费由政府优先提供保障、实行完全的免费教育。中小学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教材，并有权对教材进行修订。二是大幅度提高教师待遇，并通过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核心内容是：保障教师的收入始终高于本地区社会平均收入百分之五十。“要让教师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不仅要有令人羡慕的崇高荣誉，更要有令人羡慕的收入。”

对于这项改革沈险峰遇到的阻力更大，有来自政府部门的，有来教育工作者的，有自学生家长的。为此，沈险峰在电视台连续七天节目，邀请各方面的人士进行讨论，以便阐述自己的观点和做法的合理性。自过中国人就见官矮三分，节目中能够真正畅所欲言的人非常少。沈险峰根据网络以及收到匿名信上面反映的情况进行梳理之后一一作答。最后他总结说道：

“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竞争说到底其实就是人才的竞争。不论到什么时候，人才都是支撑一个国家和民族强盛与繁荣的最关键因素！如何培养人才是一个关乎国家命运的事情。我国建国后几十年，几乎没有培养出什么像样的大师级人才和科学巨匠。我国把教育的失败归结应试教育，又因为我国的教育体制脱胎于前苏联，于是极力摆脱这种体制，东施效颦般推崇美式教育。可是我们学习苏联也好学习美国也好总是学得不伦不类，而且总是无法学习人家最核心的东西。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更为突出。这个核心就是独立性、自主性。

咱们看看苏联的教育。苏联的罗蒙诺索夫大学是苏联最大最好的教学，科研和文化中心之一。产生8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俄罗斯政界和科学界的许多要人都毕业于这所学校。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以雄厚的师资、完善的设备、高质量的教学和高水准的学术研究享誉全世界。可是即便在苏联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让然让罗蒙诺索夫大学拥有独立自治权，学校的《章程》由大学的理事会研究制定。也就是说，这所学校基本上是独立的，它的科研、教学和管理不会受政府的影响。这是俄罗斯教育体制的一贯传统——政府不干预科学研究。苏联的教育体制经历了三次重大改革，可是苏联政府却始终保持这个好传统。即使经历数次大规模残酷的肃反运动，苏联的几乎所有学校和科研机构也没有受到波及。

再看我们，历次政治运动，高校、科研机构、知识分子都首当其冲。反右、“五七”干校、让科学家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许多优秀的科学家被迫中断了自己的研究，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直接导致中国出现了10几年的人才断层。也直接导致后来大批的人才流失国外。看似简单平常的一个教育政策，却在客观上为苏联培养了大批的科学人才。苏联科学的发达、工业的强盛几乎都源于这个政策！这才是中国人应该向人家学习的东西。

后来教育体制改革，各种专家声嘶力竭的高喊素质教育，理由就是美国采取所谓的启发教育或者说素质教育。把所有的教育弊端都归结于应试教育。说应试教育增加学生负担，可是所谓的伪素质教育更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各种兴趣班耗费着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苏联也是采取应试教育，他们却为本国和人类培养了大量灿若星辰的科学巨匠。这说明不论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都可以培养出出色的人才。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来？原因有很多，比如对教育的资金投入。国家队教育的投资严重不足，结果导致人们把教育、学校当买卖干，还恬不知耻地说什么教育产业化，严重背离了举办教育的本来目的。结果就是：一面是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大量落成，一面是大量辍学和根本上不起学的寒门子弟。各种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扯淡工程贪官污吏浪费着国家大量钱财，可是一提到教育都说没钱。后来没办法搞了一个‘希望工程’，腆着脸还当作某种功绩大肆宣传。弄出一个大眼睛女孩博人眼泪。耻辱啊！这是我们这个号称重视教育到无以附加地步民族的耻辱。但是，我认为问题的关键症结是科研教育的自主性独立性被扼杀。

我们学校的独立自主性甚至不如解放前。这也就是为什么解放前国家在那么多灾多难的情况下，西南联大依然为我们民族培养了大量出色人才，这些人才直到解放后依然在我国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改革的最根本的原因。”

说到这里，沈险峰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继续说道

“百多年以来，中国人都被一个理想支撑着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个理想几经挫折、蹂躏，却从来没有未因为政局的的动荡、政权的更替、政党的兴亡和国家而破灭。这个理想就是强国。为了他，中国人变法、改良、洋务、造反、起义、革命、内战，尝试了世间几乎一切想得到的手段不停的尝试；为了他，一代又一代人毁家、流血、捐躯，付出了能够付出的代价。求索中科教兴国的理念被提出，可是直到几十年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它的正确性。知识改变命运被政府倡导这当然是进步，可是在现实中很快就被庸俗化。

僵化的教育必然培养出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中国知识分子。‘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摆脱不了的思维。悠久的官本位思想依然在主流规则和潜规则中大行其道。行政领导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知识分子是什么？他们是一个国家的中坚力量，一个社会的良心。一个奴性十足知识分子群体不论如何也不可能担负起强国理想的重任。这也就是为什么纳粹德国原本非常强大的科技研发能力迅速衰落，无法在核物理等高精尖领域缺乏与盟国的竞争力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首先在科教领域破除官本位、大刀阔斧的改革，确切的说还科教与本来面目的原因所在。”

沈险峰的“公关”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虽然积重难返的教育绝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可以焕然一新，但是新政策毕竟开始撬动它那沉重的车身。当这些工作初步步入轨道之后，他就开始专心做他的教学科研工作。沈险峰一方面要进行科研教学、另一方面还要强力推行教育体制改革，繁忙和劳累几乎就没有从他身边离开。自从结束在国外网罗人才的行动之后。他经过短暂的休息就又接了一个大活儿——接西南联大回家。

西南联大全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正式开学。1938年4月西迁至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班一个选修班。

北大、清华、南开原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它们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有各自的教学作风，组成联大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学府。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是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科学家。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面对这样一个中国最大的头脑集团，沈险峰岂有不垂涎三尺的道理。他哪能等到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3校再迁回北京、天津复校呢？

第三章绸缪（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