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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道的贸易，则盛于交广一带。西洋史上，说在汉代日南、交趾之地，是东西洋贸易中枢。案《史记·货殖列传》说：“番禺为珠玑、玳瑁、果、布之凑。”番禺，便是现在广东的首府。这些，都是后来通商的商品。然在广州的贸易，也很发达了。《汉书·地理志》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徐闻、合浦，都是现在广东的县。其余国名，不可悉考。而黄支，或云即西印度的建志补罗。若然，则中、印的交通，在陆路虽然阻塞，而在海道，又久有使译往还了。又《山海经》一书，昔人视为荒唐之言。据近来的研究，则其中确实含有古代的外国地理。此书所载山川之名，皆及其所祀之神，大约是方士之书。其兼载海外诸国，则因当时方士，都喜入海求神仙，所以有此纪录。虽所记不太真确，然实非子虚乌有之谈。据近来的研究，《山海经》所载的扶桑，便是现在的库页岛。三神山指日本，君子国指朝鲜，白民系在朝鲜境内的虾夷，黑齿则黑龙江以南的鱼皮鞑子。又有背明国，则在今堪察加半岛至白令海峡之间。果然则古代对东北，航线所至，也不可谓之近了。

交通既启，彼此的文明，自然有互相灌输的。《汉书·西域传》说：当时的西域人，本来不大打制铁，铁器的制造，都是中国人教他们的。这件事，于西域的开发，大有关系。在中国一方面，则葡萄、苜蓿、安石榴等，都自外国输入。又木棉来自南洋，后世称为吉贝或古贝，在古时则称为橦。《蜀都赋》“布有橦华”，就是此物。《史记·货殖列传》所谓“珠玑、玳瑁、果、布”之布，也想必就是棉织品了。此等物，于中国的工业，也颇有关系。至于佛教的输入，则其关系之大，更无待于言了。

第六、佛教和道教

在中国社会上，向来儒、释、道并称为三教。儒本是一种学术，因在上者中竭力提倡，信从者众多，才略带宗教的权威。道则是方士的变相，后来虽摹仿佛教，实非其本来面目。二者都可说是中国所固有，只有佛教是外来的。

佛教的输入，据《魏书·释老志》，可分为三期：一、匈奴浑邪王之降，中国得其金人，为佛教流通之渐。二、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后汉明帝，梦见金人，以问群臣。傅毅以佛对。于是遣郎中蔡愔和秦景宪使西域，带着两个和尚和佛教的经典东来。建寺于洛阳，名之为白马。案金人乃西域人所奉祀的天神，不必定是佛像。博士弟子，从一外国使者口受经典，也没有什么关系。帝王遣使迎奉，归而建寺，其关系却重大了。所以向来都说汉明帝时，佛法始入中国，然而楚王英乃明帝之兄。《后汉书》已说其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永平八年，即公元65年，诏天下死罪，皆人缣赎，英亦遣使奉缣诣国相。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日，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当明帝时，楚王业已如此信奉，其输入，必远在明帝以前。

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考得明帝梦见金人之说，出于王浮的《老子化胡经》，浮乃一妖妄道士，其说殊不足信。然则佛教之输入，恐尚较耶稣纪元时为早。大约中国和西域有交通之后，佛教随时有输入的可能。但在现在，还没有正确的史实可考。这时候，输入的佛教，大约连小乘都够不上。所以和当时所谓黄老者，关系很密。黄老，本亦是一种学术之称。指黄帝、老子而言，即九流中道家之学。但此时的黄老，则并非如此。《后汉书·陈愍王宠传》说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宠共祭天神，希冀非幸，罪至不道。而魏愔则奏与“王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他冀幸”。此所谓黄老君，正是楚王英所奉的黄老。又《桓帝纪》：延熹九年，祠黄老于濯龙宫。而《襄楷传》载楷上书桓帝，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则桓帝亦是二者并奉的。再看《皇甫嵩传》，说张角奉祠黄老道。《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张修之法，略与张角同。又说张修使人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则此时所谓黄老，其内容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黄老为什么会变成一种迷信，而且和浮屠发生关系呢？原来张角、张修之徒，本是方士的流亚。所谓方士，起源甚早。当战国时，齐威、宣，燕昭王，已经迷信他。后来秦始皇、汉武帝，迷信更甚。方士的宗旨，在求长生，而其说则托之黄帝。这个读《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可见。不死本是人之所欲，所以“世主皆甘心焉”。然而天下事真只是真，假只是假。求三神山、炼奇药，安有效验可睹？到后来，汉武帝也明白了，喟然而叹曰：“世安有神仙。”至此，《史记》所谓“怪迂之士”、“阿谀苟合”之技，就无所用之了，乃一转而蛊惑愚民，这是后来张角、张修等一派。其余波，则蔓衍于诸侯王之间，楚王和陈王所信奉的，大约就是他了。秦皇、汉武的求神仙，劳费很大，断不是诸侯之国，所能供给得起的；人民更不必论了。于是将寻三神山、筑宫馆、炼奇药等事，一概置诸不提，而专致力于祠祭。在民间，则并此而不必，而所求者，不过五斗米。神仙家，《汉志》本和医经经方，同列于方技。不死之药，虽是骗人，医学大概是有些懂得的，于是更加上一个符水治病。当社会骚扰，人心不安定之时，其诱惑之力，自然“匪夷所思”了。

佛教初输入时，或只输入其仪式，而未曾输入其教义；或更与西域别种宗教夹杂，迷信的色彩很深。所以两者的混合，很容易。

然则为什么要拉着一个老子呢？这大约是因黄帝而波及的。黄帝这个人，在历史上，是个很大的偶像。不论什么事，都依托他。然而黄帝是没有书的，依托之既久，或者因宗教的仪式上，须有辞以资讽诵；或者在教义上，须有古人之言，以资附会。因黄老两字，向来连称；而黄老之学，向来算作一家言的，劝迷信黄帝的人，诵习《老子》，他一定易于领受。这是张修所以使人诵习《五千文》的理由。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所诵者，恐亦不外乎此。“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当初因黄帝而及老子，意虽但在于利用其辞，以资讽诵，但习之久，难保自己亦要受其感化。

况且至魏晋之际，玄学盛行，《老子》变为社会上的流行品。所谓方士，虽然有一派像葛洪等，依然专心于修炼、符咒、服食，不讲哲理；又有一派如孙恩等，专事煽惑愚民，不谈学问。然而总有一派和士大夫接近，要想略借哲理，以自文饰的。其所依附，自然仍以《老子》为最便。于是所谓老子，遂渐渐地取得两种资格：一是九流中道家之学的巨子；一是所谓儒、释、道三教中道教的教主。然而其在南方，不过是一个古代的哲学家，教主的资格，还不十分完满。直到公元四世纪中，魏太武帝因崔浩之言，把寇谦之迎接到洛阳，请他升坛作法，替他布告天下，然后所谓道教，真个成为一种宗教，而与儒、释鼎足而三了。这怕是秦汉时的方士，始料未及的。

第七、两汉的社会

汉承秦之后，秦代则是紧接着战国的。战国时代，封建的势力，破坏未尽，而商业资本，又已抬头。在汉时，还是继续着这个趋势。

《史记·平准书》上，说汉武帝时的富庶，是：

非遇水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大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绌耻辱焉。

富庶如此，宜乎人人自乐其生了。然而又说：“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果真家给人足，谁能兼并人？又谁愿受人的兼并？可见当时的富庶，只是财富总量有所增加，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故。所以汉代的人，提起当时的民生来，都是疾首蹙额。

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悬而待决，于是酿成了新莽时的变乱。莽末乱后，地权或可暂时平均。因为有许多大地主，业已丧失其土地了。然而经济的组织不改，总是转瞬便要回复故态的。所以仲长统的《昌言》上又说：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可见土地和资本，都为少数人所占有了。我们观此，才知道后汉末年的大乱，政治而外，别有其深刻的原因。

汉去封建之世近，加以经济上的不平等，所以奴婢之数极多，有官有私。官奴婢是犯罪没入的，私奴婢则因贫而卖买。当时两者之数皆甚多，卓王孙、程郑，都是以此起家的。所以《史记·货殖列传》说：“童手指千”，则比千乘之家。甚而政府亦因以为利，如晃错劝文帝募民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以拜爵。武帝募民入奴，得以终身复，为郎者增秩。又遣官治郡国算缗之狱，得民奴婢以千万数。前后汉之间，天下大乱，人民穷困，奴婢之数，更因之而增多。光武帝一朝，用极严的命令去免除。然而奴婢的原因不除去，究能收效几何，也是很可疑惑的。

因去封建之世近，所以宗法和阶级的思想，很为浓厚。大概汉代家庭中，父权很重。在伦理上，则很有以一孝字，包括一切的观念。汉儒说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在诸经之传中，对于《孝经》和《论语》，特别看重，就是这个道理。在政治上，则对于地方官吏，还沿袭封建时代对于诸侯的观念。服官州郡的，称其官署为本朝。长官死，僚属都为之持服。曹操、张超的争执，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军阀的相争；而臧洪因袁绍不肯救张超，至于举兵相抗，终以身殉，当时的人，都同声称为义士。然而汉朝人也有汉朝人的好处。因其去古近，所以有封建时代之士，一种慷慨之风。和后世的人，惟利是视，全都化成汉人所谓商贾者不同。汉代之士，让爵让产的极多，这便是封建时代，轻财仗义的美德。其人大抵重名而轻利，好为奇节高行。

后汉时代的党锢，便是因此酿成的。至于武士，尤有慷慨殉国之风。司马相如说：当时北边的武士，“闻烽举燧燔”，都“摄弓而驰，荷戈而走，流汗相属，惟恐居后”。这或许是激励巴蜀人过当的话，然而当时的武士，奋不顾身的气概，确是有的。我们只要看前汉的李广，恂恂得士，终身无他嗜好，只以较射赴敌为乐，到垂老，还慷慨，愿身当单于。其孙李陵，更能“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司马迁说他有“国士之风”，真不愧啊。他手下的士卒五千，能以步行绝漠，亦是从古所无之事。这都由于这些“荆楚勇士，奇材剑客”，素质佳良而然。可见当时不论南北人民，都有尚武的风气，所以后汉时，班超能以三十六人，立功绝域。一个英雄的显名，总借无数无名英雄的衬托。我们观于汉代的往事，真不能不神往了。

因武士的风气还在，所以游侠也特盛。游侠，大约是封建时代的“士”。封建制度破坏后，士之性质近乎文的则为儒，近乎武的则为侠。孔子设教，大约是就儒之社会，加以感化，墨子设教，则就侠的徒党，加以改良。所以古人以儒墨并称，亦以儒侠对举。墨者的教义，是舍身救世，以自苦为极的。这种教义，固然很好，然而决非大多数人所能行。所以距墨子稍远，而其风即衰息。《游侠列传》所谓侠者，则“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以赴士之阨困；既己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仍回复其武士的气概。然而生活总是最紧要的问题。此等武士，在生产上，总是落伍的，既已连群结党，成为一种势力，自不免要借此以谋生活。于是就有司马迁所谓“盗跖之居民间者”。仁侠之风渐衰，政治上就不免要加以惩艾；人民对他，亦不免有恶感。而后起的侠者，就不免渐渐地软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