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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儒者，本着儒家思想，对于骄奢的商贾自然主张制裁的。贾谊便是一例。他说，商贾剥蚀农民的结果，“饥寒切于民之肌肤。……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其）一也”。这里泄露一个重要的消息，当时得势的黄老派学者无形中竟成了商贾阶级的辩护士（司马迁推崇道家，而亦主张对商人放任。故曰：“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可为旁证）。这却不是因为他们拜金，或受了商人的津贴。道家要一切听任自然，富贾大商的兴起，并非由于任何预定的计划，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现象，道家自然不主张干涉了。他们从没有梦想到人类可以控制自然而得到幸福。“清静无为”之教结果成了大腹贾的护身符！这诚非以少私寡欲为教的老聃所能梦想得到，但事实确是如此滑稽。

但到了黄老学说成为大腹贾的护身符时，黄老的势力就快到末日了。

第二、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

儒家在汉朝成立之初，本已开始崭露头角。高帝的“从龙之彦”，固然多数像他自己一般是市井的无赖，但其中也颇有些知识分子。单讲儒者就有曾著《新语》十一篇，时常强聒给高帝讲说《诗》、《书》的陆贾；有曾为秦博士，率领弟子百余人降汉的叔孙通。而高帝的少弟刘交（被封为楚王），乃是荀卿的再传弟子，《诗》学的名家。高帝即位后，叔孙通奉命和他的弟子，并招鲁国儒生三十多人，共同制作朝仪。先时，群臣都不懂什么君臣的礼节，他们在殿上会饮，往往争论功劳；醉了，就大叫起来，拔剑砍柱。朝仪既定，适值新年，长乐宫也正落成，群臣都到那边朝贺。天刚亮，他们按着等级，一班班的被谒者引进殿门，那时朝廷中早已排列了车骑，陈设了兵器，升了旗帜。

殿上传一声“趋！”殿下的郎中们数百人就夹侍在阶陛的两旁；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都向东站立；文官丞相以下都向西站立。于是皇帝坐了辇车出房，百官传呼警卫；从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吏员依了次序奉贺，他们没一个不肃敬震恐的。到行礼完毕，又在殿上置酒，他们都低着头饮酒，没有一个敢喧哗失礼的。斟酒到第九次，谒者高唱“罢酒”，他们都肃静地退出。高帝叹道：“我到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贵呢！”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掌宗庙礼仪，诸博士即在其属下，故亦名太常博士），赐金五百斤。他的助手各有酬庸，不在话下。高帝本来轻蔑儒者，初起兵时，有人戴了儒冠来见，总要把解下来，撒一泡尿在里边。但经过这回教训，他对于儒者不能不另眼相看了。后来他行经鲁国境，竟以太牢祀孔子。

高帝死后，儒家在朝中一点势力的萌芽，虽然给道家压倒，但在文景两朝，儒家做博士的也颇不少；儒家典籍置博士可考者有《诗》、《春秋》、《论语》、《孟子》、《尔雅》等。而诸侯王中如楚元王交、河间献王德皆提倡儒术，和朝廷之尊崇黄老，相映成趣。元王好《诗》，令诸子皆读《诗》；并拜旧同学申公等三位名儒为中大丈。献王兴修礼乐，征集儒籍，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言行谨守儒规。山东的儒者多跟随着他。

武帝为太子时的少傅就是申公的弟子王臧，武帝受儒家的薰陶是有素的。他初即位时，辅政的丞相窦婴（窦太皇太后的侄子）和太尉田蚡（武帝的母舅），皆好儒术；他们推荐乃王臧为郎中令——掌宿宫殿门户的近臣，又推荐了王臧的同学赵绾为御史大夫。在这班儒家信徒的怂恿之下，武帝于即位的次年（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大夫、列侯、诸侯王相等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来朝廷应试。这次征举的意思无疑地是要网罗儒家的人才。广川大儒董仲舒在这次廷试中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在策尾，他总结道：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同时丞相卫绾也奏道：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这意见武帝批准了。卫绾不敢指斥黄老，因为窦太皇太后的势力仍在，但仲舒所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则把黄老也包括在内了。当文景时代，太常博士有七十多人，治《五经》及“诸子百家”的均有。经董、卫的建议，武帝后来把不是治儒家《五经》的博士，一概罢黜了，这是建元五年（前136年）的事。

武帝又听王臧、赵绾的话，把申公用“安车蒲轮”招请了来，准备做一番制礼作乐的大事业，举行一些当时儒者所鼓吹的盛大的宗教仪式。

儒家的张皇生事已够使窦老太太生气的了。更兼田蚡等，把窦氏宗室中无行的人，除了贵族的名籍，又勒令住在长安的列侯各归本国——住在长安的列侯大部分是外戚，且娶公主，不是窦老太太的女婿、便是她的孙婿，都向他诉怨。建元二年，赵绾又请武帝此后不要向窦氏后奏事。她忍无可忍，便找寻了赵绾、王臧的一些过失，迫得武帝把他们下狱，结果他们自杀。同时窦婴、田蚡也被免职，申公也被送回老家去了。但过了四年，窦老太太寿终内寝，田蚡起为丞相。儒家终底抬头而且从此稳坐了我国思想史中正统的宝座。

儒家之成为正统也是事有必至的。要巩固大帝国的统治权非统一思想不可，董仲舒已说得非常透彻。但拿什么做统一的标准呢？先秦的显学不外儒墨道法。墨家太质朴，太刻苦了，和当时以养尊处优为天赋权利的统治阶级根本不协。法家原是秦自孝公以来国策的基础，秦始皇更把他的方术推行到“毫发无遗憾”。正唯如此，秦朝昙花般的寿命和秦民刻骨的怨苦，使法家此后永负恶名。贾谊在《过秦论》里，以“繁刑严诛，吏治刻深”为秦的一大罪状。这充分地代表了汉初的舆论。墨、法既然都没有被抬举的可能，剩下的只有儒、道了。道家虽曾煊赫一时，但那只是大骚乱后的反动。

它在大众（尤其是从下层社会起来的统治阶级）的意识里是没有基础的，儒家却有之。大部分传统信仰，像尊天敬鬼的宗教和孝弟忠节的道德，虽经春秋战国的变局，并没有根本动摇，仍为大众的良心所倚托。道家对于这些信仰，非要推翻，便存轻视；但儒家对之，非积极拥护，便消极包容，和大众的意识相冰炭的思想系统是断难久据要津的。况且道家放任无为的政策，对于大帝国组织的巩固是无益而有损的。这种政策经文帝一朝的实验，流弊已不可掩。无论如何，在外族窥边，豪强乱法，而国力既充，百废待举的局面之下，“清静无为”的教训自然失却号召力。代道家而兴的自非儒家莫属。

第三、儒家思想之于武帝朝的影响

武帝虽然推崇儒家，却不是一个儒家的忠实信徒。他所最得力的人物，不是矩范一代的真儒董仲舒（仲舒应举后，即出为江都相，终身不在朝廷），也不是“曲学阿世”的伪儒公孙弘（虽然弘位至丞相）；而是“以峻文决理著”、“以鹰隼击杀显”的酷吏义纵、王温舒之徒，是商人出身的搜括能手桑弘羊、孔仅等。在庙谟国计的大节上，他受儒家的影响甚小，儒家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他却倾全国的力量去开边，他对匈奴的积极政策，董仲舒是曾婉谏过的。儒家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他的朝廷却“言利事析秋毫”。他的均输、平准和盐铁政策正是董仲舒所谓“与民争利业”，违反“天理”的。

不过除了形式上表彰六艺，罢黜百家外，武帝也着实做了几件使当时儒者喝彩的事。

一、是“受命”改制的实现，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自战国末年以来已成了普遍的信仰，在汉初，这一派思想已完全给儒家吸收了过来，成了儒家的产业。秦朝倒了，新兴的汉朝应当属于什么德呢？当初高帝入关，见秦有青、黄、赤、白帝四个神祗的祠，却没有黑帝，便以黑帝自居。在五行中说黑是和水相配的，高帝遂以为汉朝继承了秦的水德，正朔服色等和“德”有关的制度，一仍旧贯。这倒是百忙中省事的办法。贾谊却以为汉革秦命，应当属于克水的土德，提议改正朔，易服色，并于礼乐，政制，官名有一番兴革，亲自草具方案。在当时的儒者看来，这种改革是新朝接受天命的表示，不可缺的大典。贾谊把草具的方案奏上文帝，但在道家“无为”主义的势力之下，未得施行。

这方案的内容现在只知道“色尚黄，数用五”，这两点都给武帝采用了。为着“改正朔”武帝又征集民间治历者凡十八派，二十余人，互相考较，终于采用浑天家（浑天家是想象天浑圆如鸡蛋，地是鸡蛋中黄，天空半覆地上，半绕地下的）落下浑等的测算，制定“太初历”。这历法的内容，详在汉书律历志。这里单表它的两个要点。以前沿用的秦历以一年的长度为365日，现在以一年的长度365日，较精密得多。秦历“建亥”，现在改用“建寅”。这句话得加解释，古人以冬至所在月为子，次月为丑，余类推；建寅就是以寅月（冬至后第二个月）为岁首，余类推。相传夏历建寅，殷历建丑，周历建子。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太初历建寅（后来直至民国前相沿不改）就是实行孔子的话。

二、是商人的裁抑。除了特别增加商人的捐税外，武帝又规定商人不得“名田”（即置田为产业）。“告缗令”施行后，据说中产以上的商人大抵破家。

董仲舒曾对武帝建议裁抑富豪和救济农民的办法，他说道：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专，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卒）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无聊，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谓限制人民私有田地的数量），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废除奴婢制度），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这是第一次学者为农民向政府请命；这是封建制度消灭后农民生活的血史第一次被人用血写出。这血史并没有引起好大喜功的武帝多大的同情，但他禁商人名田的法令，似乎是受董仲舒“限民名田”的建议的影响。

三、是教育的推广。在西周及春秋时代，王室和列国已有类似学校的机关，但只收贵族子弟。孟子“设为庠序”以教平民的理想，至武帝方始实现，先时秦朝以来的太常博士，本各领有弟子；但博士弟子的选择和任用，还没有定制，而他们各就博士家受业，也没有共同的校舍。建元元年，董仲舒对策，献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教于邑。”后来武帝便于长安城外给博士弟子建筑校舍，名叫“太学”；规定博士弟子名额五十，由“太常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充当。这些正式弟子之外，又增设跟博士“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无定额），由郡国县官择“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少年充当。正式弟子和旁听生均每年考试一次，合格的按等第任用。于太常外，武帝又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但这诏令实行到什么程度现在无从得知。先是，景帝末，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市中设立学校，招各县子弟入学；学生免除徭役，卒业的按成绩差使；平常治事，每选高材生在旁听遣，出行则带着他们，让传达教令。县邑人民见了这些学生都钦羡不置，争着送子弟入学。这是我国地方公立学校的创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