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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障碍多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就会加重我们所信赖的几个朋友身上的负担。

你会觉得：我的好朋友应当对我好一点，我也会自觉地对他好一点。你会觉得：你们家有什么私事，比如两口子打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可以给你们调停啊！

可以看出，以上所引的几段实际上是于丹围绕着孔子所说的”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展开的。于丹试图告诉我们的主要是《论语》对我们现代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告诫。

她的心思很明显，也很善良，但我们首先想要知道的是，她是真从《论语》入手的吗？也就是说，她是先看到《论语》的论述对今天社会的确很有教育意义而拿出来告诫今人，还是说她想对现今人际关系的处理提出建议，再从《论语》中找出那些似是而非的语录来作论据？

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关系到于丹整个的表述逻辑。

子游所说的”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其实包括两个部分：”事君”与”朋友”，即侍奉君主和对待朋友，出现一种情况——也就是文中的”数”，之后分别得出”辱”与”疏”的不好结果。看来我们理解这话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解释”数”上。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先急着来看这个令人费解的”数”。

我们知道，《论语》里的许多提法有可能会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再次出现，这对我们真正把握《论语》的精义能提供很重要的”内证”。我们先来看”事君”，在《论语-先进》里有这么一个故事。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一天，季子然问孔子说：”仲由、冉求二人，是否能称得上-大臣-呀？”

孔子回答说：”我以为你会问些别的什么事，原来你只问仲由和冉求俩呀！所谓大臣，是能够用-道-来事奉君主，如果看到按照这样-道-难以实行，便宁肯辞职不干了。现在仲由和冉求这两个人，只能算是充数的臣子罢了。”

季子然接着问：”那么，他们会对季氏言听计从吗？”孔子说：”如果要是杀父亲或杀君主这样的事，我想他们还是不会听从的。”

乍看孔子的回答，至少有两个地方让我们觉得费解：

一是，孔子为何在季子然面前认为仲由、冉求二人只是”具臣”？二是，孔子所说的”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该如何理解。

我们知道，季子然是当时鲁国季孙氏的子弟，而仲由（字子路）和冉求（字子有）当时正好在季氏的手下为臣。也正是出于这种情况，季子然便不怀好意地问孔子何谓”大臣”。我们只要看看《论语-先进》的其他两个条目，大概便能理解当时孔老夫子对他的这两个学生是多么的不满：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这里孔子指责冉求不应该再为季氏聚敛钱财，还气愤地对门徒说：”你们要鸣起鼓去声讨他。”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孔子得知仲由推荐子羔去当费宰，指责仲由害了子羔，仲由当然不同意他先生的批评，说了些气话，孔子听后对他说：”所以我说厌恶那些利口善辩的人！”

看来在这里，孔子和他的这两个弟子的关系也并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完美。回到上面说的第二个问题，我们来仔细揣摩揣摩”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正如上面说过的，孔老夫子的为”臣”之道并非如人们想象中的一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和孔子所说的”不可则止”一样的为臣之道，我们还能从儒家的其他经典著作中举出好几处：”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礼记-曲礼》下篇）”子曰：是君三违而不出境，则利禄也。”（《礼记-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