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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就来看看《论语》是一部怎么样的”最简单”的语录。有关”论语”两字，历代论说还是有些小小的争议的，但是各种说法对于界定《论语》是怎么的一本书，起到了导向作用。首先，最早的论说可以溯源到汉初刘向的《别录》：”《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这是说，《鲁论语》总共二十篇，都是由孔子的弟子们记录的，记录的是孔夫子美好的言谈。这种说法，就是说《论语》是一部语言的记纂，与《汉书-艺文志》所持的观点基本相同。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我们可以查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一点说法，得到了众多的支持。今人杨伯峻先生在他所撰写的《论语译注》中，承认的就是这种说法。以上说的是关于”论语”两字的第一类解释。这第一类解释，最简单地可以概括为，《论语》是对有关前期儒家学派言谈的记录，是一本口水账。我们知道，儒家学派对中国两千年的影响非常巨大，这个学派的前期言谈，是否如于丹教授所说的一样”永远是简单的”呢？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向于丹教授和她读古代文学研究生时的导师请教。不知她的导师会如何回答呢？对”论语”二字的第二种解释是把”论”字解释作”伦理”。按照东汉经学家刘熙在他的著作《释名-释典艺》中所解释的是：”《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也就是说，《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叙说伦理道德的书。可以查证的资料有，东汉末年的刘玄所认为的相似观点，他认为：”论，伦也；经世，治世”。这种说法，比所谓的”伦理”更为确切，指的是经世治国之大业。这也正是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说法的来源。半部《论语》能否治天下，我们先暂且不论。但是，《论语》被历代的统治者和读书人认定作是经世治国的”圣经”，却是有证可查的。历代有关《论语》的注释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于朱熹的注释。

朱熹是宋朝人，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大师之一。朱熹的学说与孔子的学说有许多方面是有经过演绎的差别的。但是，朱熹所撰的《四书集注》（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自从元朝以后，成为了朝廷科举考试的指定参考书。从那时开始，读书人从小要求背诵”四书”、”五经”，进而接受圣贤的教育，知书达礼，大多数人要经过”十年寒窗”的苦读，而最终只有绝少的一部分人能在朝廷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像《论语》的影响这样类似的例证非常多。比如说《论语》里有关”孝”道对于中国人的影响。孔子所在的时代背景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他的种种努力都是在尝试重建周礼，期望恢复那种已经备受毁坏的传统。他所提倡的”孝”就是指子女对父母长辈所应该具有的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是符合”礼”的。在《论语-为政》篇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什么是孝”的回答：”无违。”无违的意思就是在侍奉自己的父亲长辈时不违背周礼。孔子具体解释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意思就是：当你父母长辈健在的时候，应当按照”礼”来侍奉他们，而当你父亲长辈逝世，应当按照葬礼给予安葬，并按相关礼仪来祭奠他们。有关孝道的言论，孔子寄予了强烈的人文道德关怀，如在《论语-里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意思即，父母还健在的时候，不可以长时间在外远游（因为那会让父母忧怀担心），假若真要出外，也要在近的地方，要让家人知道（可参见刘宝楠著《论语正义》，中华书局，第154页）。此外，与孝道相关的言谈非常多，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等等。

孔子在《论语》中所提倡的这种合乎周礼的孝道，这种人伦观，以及他对于孝道的言谈是温情脉脉的，感人而且合乎人道主义，让人容易接受。以上足以证明《论语》所具备的内涵被历代的读书人所看重，对平民百姓也产生深远影响。即使是那些没有读过《论语》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中都可以看出，他们骨髓里、血液里渗透着《论语》里所提倡奉行的种种道德要求。然而，《论语》是否如于丹教授所说的那样，”永远是简单的”，难道是历代读书人的智力全都比不上于丹教授？难道这个传道者——于丹教授的智力真的如她那令人惊叹的”口才”一样远超于一般读者？难道《论语》告诉我们的真的是”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