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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的秋天，我的老家，具体点说，是我父亲的老家，出了件事情。

这件事情引起了鲁西北一个叫南于的庄子里一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农民家庭里三个兄弟的分崩离析。这是这三兄弟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事情。

那年秋天，地里的光景令人喜悦。那年的风调雨顺加上土地的不薄加上三个硬邦邦的兄弟的齐心协力，庄稼长得格外的好。

我父亲的大哥在劳作了一天后撅着个瘦腚蹲在地头上望着玉米、豆子、高粱这些叫庄稼的绿油油的家伙们，久久不愿离去。父亲的大哥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但他望着满地的绿色，那黑黑瘦瘦的脸上还是撑不住渗出了许多笑纹来。

在农村，据说爹死了，老大自然而然地就顶了爹的位置，当家主起事来，这是不容置疑的事情。当然，这里的老大指的是男老大，女老大是不行的。女的早早晚晚要成人家的人，弄个人家的人主自家的事，那是要惹人笑话的。我父亲的1940年秋天的家就是这种情况，父亲的爹早殒，父亲的大哥就在家里当家主事。

秋收在望的时候，父亲的大哥早早地把家里几把诱死的镰刀磨得飞快。我十五岁的父亲在他们家空旷的院子里把那儿把磨得飞快的镰刀舞得呼呼乱响。父亲用大拇指小心翼翼地抚着那锋利无比的镰刀，喘肴粗气说，俺那娘哎，这玩意儿砍头可不费力气。

然而，那几把镰刀白白地被我父亲的大哥磨得飞快，在秋收的季节里没有派上任何用场。原因在我父亲的二哥身上。

父亲的二哥年龄不大，1940年的秋天刚满18岁，他的小名就叫秋收。

别看他小小的年纪，能耐却特别地大，吃喝嫖赌样样拿手样样精通，并且还都是无师自通。他长得乡下人少有的白净和清秀，走在路上文质彬彬的，见了大人小孩一律地不笑不言语。他笑的时候，露出一口庄户人家少有的整齐的白牙，像极了一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虽然他也像庄户人一样，汉字摆在他眼前他也只知道那是个字却不知道那是个捨字。但这并不影响他读书人的形象。那时的农村，对文化的要求并不清晰也不具体，见到字能说出它像个字，就够可以够不容易的了。

据说，当时南于一带大一点的闺女小一点的媳妇，几乎人人心里头掖着他。而他一般是来者不拒的，从不勉强，也不强求，没有什么庄里庄外之分，也没有什么亲戚里道的顾忌，一切都是你情我愿的，很有些农村里少见的爱情的味道。以至于后来那一带年轻一点的女人谁没跟他有点什么，反成了件很没面子的事。

这种广泛的爱情后来带给了南于这一带不太体面的灾害。几年后，一批眉清目秀彼此模样儿很接近的男孩女孩们引起了老人们的警觉，他们想起了那个死去很久的长得眉清目秀像个读书人的叫做秋收的男人。老人们拍打着一切能够拍打的东西，恨恨地骂：那个狗日的秋收！兔子还知不吃窝边草呢，畜牲不如的东西！

1940年秋天开镰前的一个夜晚。

那天晚上的月亮格外的大格外的圆也格外的皎洁，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那天晚上的月光，把鲁西北这个叫南于的村庄清洗得格外十净。准备秋收的人们早早地睡下，没有人注意这不同寻常的月光。

但是，这天晚上，我父亲的二哥却注意到了这种不同寻常。他荡着两只同样清秀的手在村口游荡。他注视着这一地细碎的月光，在这种清澈静谧中，他清楚地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

一个叫于丑的本家兄弟，突然地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他叫着父亲二哥的大名，这有点奇怪。村子里的人是不大习惯称呼彼此的大名的，一般都是按照辈分亲连亲地叫，差不多大小的同辈兄弟们就不那么讲究，不是呼小名就是喊外号。农村人的大名基本上是个摆设，一辈子也派不上几次用场。但是今天，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月光下，于丑很顺口地叫着父亲二哥的大名，而父亲的二哥竟一点不觉诧异地答应着。因此，月光下的两个人就显得有点郑重其事。于丑有点激动地对父亲的二哥说：

“于有庆，小斧子家今晚有场子，你去不？”父亲的二哥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像一晚上都在等人郑重其事地叫他的大名，指点他什么似的。于是，父亲的二哥像枝上了满弦的箭，在那天晚上清澈如水的月光下，射向庄西头小斧子的家，射中了那段很不祥且很让人费解的分崩离析的命运。

1974年的中秋之夜，对我们家来说是个真正意义的团圆节。我的当兵的大哥、工农兵大学生的姐姐、上山下乡当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小哥，在中秋节的前一天，突然一股脑儿地拥进了家门。这种有预谋的突然袭击对我父母和上初中的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喜悦。

不用说，我也知道这次突然袭击的主谋是我的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当工农兵学员的姐姐。那时的工农兵大学生，还不像现在这样灰溜溜地不受待见。那时候，人们在嘴上对知识不屑一顾，但内心深处，却情不自禁地对文化人肃然起敬。大学生啊！好家伙！你甭管他是怎么进去的，也甭管他考试的时候交的卷子是怎样的一尘不染，反正他们是大学生！一个个自我感觉先硬邦邦地戳在那儿。

我的姐姐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但还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别看她头上顶了块“工农兵”的牌？，但我知道那纯粹是挂着羊头的拘肉。她浑身就找不出哪怕一丁点工农兵的味道来。叫我看，她简直就是生错了年代，天生就是块资产阶级的料，把她搁回旧社会，那才算是鸟进了树林鱼人了水哩。可惜的是，她长在了红旗下。

我的姐姐是个讲究浪漫的人。这一点，她完整地甚至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地继承了我的母亲。这次突然袭击的探家方式，很符合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假如有一天，她背着个伞包，突然地从天而降，我一点都不会奇怪，更不要说吃惊了。

1974年的中秋之夜，我家的院子被我的母亲和我的姐姐布置得很像舞台上一幕即将开演的场景。一切都那么精致，那么有序，加上天上那轮皎洁的月，地下那层细碎的光，我坐在搭着桌布的圆桌前，简直不知手脚往哪放才好。

我的在部队当干部干事的大哥对这一切是无所谓的。他嘴里叼着母亲的牡丹牌带过滤嘴的香烟，一只手插在裤兜里，望着我姐姐的团团乱转，很不以为然地说，嗬！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姐姐警觉地问，像什么回事？大哥吐了口烟，说，像真事！

我故意很响地笑，笑声嘎嘎的肯定不好听。我的母亲端着苹果正好出来，马上制止我，于青！你那是怎么笑的！我止住这种笑，椅子下的双腿又不由自主地来回摇晃。母亲又制止我，于青！你就不能好好坐着吗？！我又停止了腿的晃动，将黑眼珠子挤到一边，把大部分的眼白倾海到母亲的背上。大哥看见了我这样子，走过来，掏出那只闲手，在我的脑袋上拍了拍，箅是对我的声援。

姐姐同大哥比起来，我比较喜欢大哿。但大哥同小哥比起来，我连比较也不用地喜欢我的这个上山下乡当了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小哥。可能是我俩年龄比较接近，在家里磨合的时间最长，彼此有许多的相似和默契，连毛病也像得比较厉害。

他用着两只水淋淋的手从屋里出来，找了半天擦手的东西没找着，就把两只湿手在屁股上来回蹭了蹭。

这个举动令我倍感亲切，我就是经常这样干的。但这样干时是一定要背着母亲的，母亲是绝不允许我们有如此粗鲁的行为举止的。母亲把所有她看不顺眼的东丙统称为粗鲁并坚决加以封杀。怛我发现，此刻，我的母亲就站在我的小哥身后，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粗鲁而没有任何举措。母亲对农民历来是无奈的，这是父亲家乡的亲人们给予她的馈赠。我想不通的是，难道母亲真的把下乡一年多的小哥当成了农民？虽然小哥经常把“咱是农民，咱不讲究”这句话挂在嘴边，但瞎子都能感觉出来，他不是个农民，起码不是个正儿八经的农民。

父亲挺着个胖肚子出来了。父亲同母亲比起来，我是旗帜鲜明地喜欢父亲。父亲对我的疼爱是放在心里搁在脸上的，不像我的母亲，生怕我长大了成不了淑女，对我成天一副嬷嬷相。加上家里的孩子就剩下我一个了，她把原来教育四个人的话统统语重心长地搁在我一个人身上。

父亲…屁股坐到我旁边的藤椅里，把藤椅压得嘎吱嘎吱响，我咯咯笑了起来。

父亲问我，你笑什么？我说，爸，你把藤椅压疼了，它直叫唤。父亲听了我的话，把屁股特别地拧动了一番，藤椅在他肥硕的屁股下更加疯狂地呻吟起来，父亲笑着说，我再使使劲，把它压哭。

我们全家都笑了起来。我的母亲像话剧里的贤妻良母那样，睥睨着曾经漂亮过的眼睛，噴怪着我的父亲：瞧瞧！瞧瞧！你哪有个当爸爸的样儿。

1974年中秋之夜的月亮真的好极了，连我这个从不为日月星辰所动的初中生都有点若有所思了。一切都是那么的清晰，远的山，近的树，连地上的一棵小草都在月光下楚楚动人。我从没有在夜晚这么清晰这么仔细地看这个世界，我发现，月光下的世界比阳光下的世界让人亲切和舒服，起码不剌激我的眼睛。在这么好的月光下放眼望去，眼睛都变得亮丽干净起来。

“多好哇，这月光！”话从我姐姐嘴里说出来。她的声音在月光下很迷人地响着，但我的汗毛还是被她的迷人给弄得林立起来。

幸亏没人迎合她。我的父亲不会，我的大哥也不会，我的小哥更不会，甚至连我的母亲都无动于衷。这点，你要感谢岁月，岁月能使一部分女人稍微地聪明起来。

院子里一片肃静，我的家人围坐在一张铺着白色台布的丰盛的圆桌四周沉默着。这种月光下的沉默显得我的家人们很有文化也很有质量。

突然，我的小哥破坏了这种很文化和很质量的氛围，他说，他很突兀地说，操！真没劲！

他说的那个字吓了我一跳。应该说，我对这个字不是没有抵抗能力的。我的问班同学们，包括相当一部分女同学，这个字在他们的嘴里很随便很亲切地进进出出，如履平地。但一旦这个字从我的家人嘴里出来，还是大大地吓了我一跳。本能的，我急忙看我们的母亲。果然，母亲的脸不出所料地泛着一层晚秋的寒霜。

大哥的声音紧跟着响起，他问，什么没劲？你干什么有劲？小哥回答，什么都没劲！干什么都没劲！大哥的问话使大家的注意力从教养问题转向了颓废的问题上。我松了口气，感谢大哥！

大哥说，于兵，你可不对呀。小哥说，咱是农民，咱不是部队，你才是部队呢！小哥插队那儿的老红姓把当兵的叫做部队，小哥的活学活用把我们给惹笑了。

笑过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父亲没笑，他望着地上清澈如水的月光在很深地想着什么。显然，小哥的教养问题和颓废问题他一概没有注意，否则，他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他可能放过子女偶尔的教养问题但决不可能放过子女的颜废问题。在我父亲看来，年轻人的颓废是件严肃的事情，是不能忽视的。这是件可能会要命的事情，会要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命的大事情。我父亲对这种事情是不会熟视无睹的。显然：父亲此刻脑海中的东西跟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无关。这就奇怪了，在我忠诚的正统的父亲的脑袋里，有什么比这些更重的呢？

我们有些不放心地注视着沉思中的父亲，父亲很快地感受到了几双眼睛齐刷刷的力量。他抬起头来，冲着我们比较勉强地一笑，然后，父亲叹了口气，说，今晚的月亮真好哇。

你可以想象我们的惊讶。这哪是我父亲这种人的语言！对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风霜雨雪，我父亲的态度跟上初中的我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那时的我对它们是混沌，而我的父亲则对它们是不屑，彻底地不屑。

我们有些担心了。不知道父亲这种反常的感慨从何而来。我们不可能不替父亲担心。那个年代，大家对政治异常的敏感，连我们做孩子的都异常的早熟。我们不可能对父亲的政治生命不动声色，那是跟我们一切的一切息息相关的啊。在我们不箅长的生活阅历中，惟有这种事情使我们饱经沧桑。

谢大谢地！父亲那天晚上对我们吐露的是别的事情，一些距我们久远与我们无关的事情。我们听得很轻松，一点也不往心里去。我的两条又细又长的腿又让我母亲讨厌地在椅子下边摇晃起来。我开始了东张西望，我对父亲的讲述不感兴趣。虽然父亲在叙述过程中，好像还动了点感情，但父亲的这种感情打动不了我。

1974年农历八月十五的晚上，在清澈如水的月光下，父亲有点动感情地回忆起了1940年那个令他刻骨铭心的夜晚。那个夜晚的月光跟这个晚上很相似，清澈如水的月光启动了父亲记忆的闸门。

父亲讲了他的大哥，又讲了他的二哥。父亲讲他的大哥时，情感比较明显也比较突出；在讲他的二哥时，父亲的口吻便犹豫起来，感情也复杂起来。给我的感受是，父亲同他的大哥是同父同母，而跟他的二哥则是同父异母或者是同母异父，反正是隔了层什么。但我知道，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没有享受两个女人的福气；同理，我父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也一样。

但我的父亲的的确确跟他的同父同母的二哥隔了层什么。这点连我这个初中生尚且能感觉出来，别说我的大学生的姐姐了。

姐姐插了一个父亲喝茶的空儿，冷不丁地问父亲：爸，这么说，咱们家是让二大爷给败的？

父亲咽下嘴里的茶，不容置疑地说，不是他是谁？姐姐问：你恨他吗？

父亲停住了。不知什么意思地刻意看了看我的竖着耳朵在听的大哥和小哥。父亲迟疑着，犹豫地说，兄弟间，谈不上恨不恨。姐姐又问：那你想他吗？

父亲还是迟疑，还是犹豫着说，人都死了几十年了，无所谓想不想了。

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这不是父亲对他二哥的真实的感情。父亲的迟疑和犹豫加深了我的这种感觉。我觉得父亲在回答对同胞兄弟的爱和恨的问题时，是有顾虑的，这顾虑来自在场的两个同胞兄弟。父亲对他二哥的关于爱和恨的闪烁其词，既想避免什么，又想印证什么，但他的迟疑犹豫和闪烁其词，既破坏了他的避免也破坏了他的印证。

我想，我的在场的两兄弟的大哥和小哥，是会跟我有同感的，甚至比我的感觉更背叛父亲的初衷。

那大爷呢？你想不想大爷？我姐姐在替我们乘胜追击。父亲似乎被追赶得精疲力竭。父亲深叹出一口气来，很压抑地说，失去联系这么多年了，想又有什么用？

1974年的这个有着清澈如水的月光的八月十五的晚上，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大概也包括我们的母亲，第一次惊骇地发现，在我们父亲的内心深处，三十多年来，始终藏匿着一个人。同时，我们知道了，这个不知生死不知去向的人，三十多年来，阴影般地一直若隐若现地尾随着父亲的政治生涯。父亲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但父亲又实在说不出什么来。他令父亲处境馗她。

1940年秋天那个有着清澈如水的月光的夜晚，我的小名叫秋收的二大爷拉着一个叫于丑的本家兄弟，箭一般地向庄西头的小斧子家射去。在光亮如昼的乡间土路上，我的二大爷肯定跑得满心欢喜，我甚至能想象出他那张像读书人似的白净的面孔上的笑容。

命运有时就是这个样子，它常常让你满心欢喜地去赶赴一个灭顶之灾。

小斧子在南于这一带是个家喻户晓的无赖。他爹娘死得早，他自生自长无师自通地长成了个无赖。用南于一带上了点年纪的人的说：“那小子生下来就是块无赖坯子！”

小斧子在庄西头的那个脏家是懒汉和无赖们的好去处，我的二大爷不可能不经常地出入那个脏家。二大爷跟小斧子他们在骨子里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別，惟一不同的是外貌。小斧子他们天生了一副无赖相，而我的二大爷那张酷似读书人的白净的脸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无赖联系起来。再就是小斧子他们一目了然地惹南于一带人的嫌，而我的二大爷则不，他的长相和他的和善迷惑了人们，尤其迷惑了大一点的闺女和小一点的媳妇们。

二大爷和于丑喘着粗气撞开小斧子家那扇破门板时，小斧子他们正在残缺不全的破坑上赌得热火朝天。小斧子一见我的二大爷，高兴得献着满口的黄牙直乐。他扬着垢手，招呼说，上炕，上炕！他们他娘的不行，你来，你来。

那天晚上，无赖小斧子那双污垢不堪的手简直神了，怎么着怎么行，赌什么赢什么。钱、烟，无赖们身上的破褂子破裤子甚至系裤子的破绳子，什么都行，什么都要。我的二大爷挤到炕上时，小斧子屁股下已经塞得满满的了。

二大爷很快地把身上能输的东西都输掉了，及至他下身仍穿宥的那条干干净净的土布裤子。他跟别的无赖区别也在这些地方显露出来：他没有当场把裤子脱下来，他答应明天送过来。

别的无赖们都在“日怪！日怪！”地惊叹，我的二大爷却多了个心眼儿。他退出那张破坑桌，坐在煤油灯照不到的暗处，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小斧子那只污塘不堪的脏手。只一会儿的工夫，二大爷就盯出了蛛丝马迹。等小斧子又一次如法炮制时，我的二大爷眼疾手快地摁住了那只作弊的脏手。

山东人的直肠子在搞阴谋诡计上是个缺憾，因此，山东人对阴谋和诡计就格外地深恶和痛绝。正经的山东人是这样，山东的无赖们基本上也是这样。

小斧子家那一炕的南于无赖们马上就义愤填膺起来，他们伸出树林一般的指头在小斧子的脑瓜子上指指点点，义正词严的正经话从无赖们嘴里員出来格外地有力量。

小斧子那张无耻惯了的脸在煤油灯下浮出一堆的羞愧。他很少饱尝这种滋味，这种滋味令他非常地难受。突然，他扬起粗壮有力的手臂，朝灯影深处的我的二大爷那张白净如读书人的脸上狠狠地掴去，那清脆无比的声音马上将一屋子的嘈杂清除得一干二净。

据说，我的二大爷先抚着自己的白脸愣了一会儿，但只是一会儿。他在暗处马上呼地一下跪起来，抄起炕桌上那盡不知被小斧子家用了几辈子的油灯，没命地朝小斧子那颗被剃头刀子刮得铁青的头上夯去。

据说，小斧子仰面倒下时连哼都没哼，那“咕咚”的一声骤响，吓了南于的无赖们一大跳。

油灯自然是灭掉了，但别忘了那天外边的月亮出奇地好。小斧子家破炕上的无赖们能清晰地看见彼此的眉毛甚至是睫毛。他们伸长了脖子去看倒下的小斧子，小斧子的身子在可怜地蠕动着，顺着小斧子糖动的身子往上看，他们看见了血，看见了小斧子光头上呼呼向外喷涌的血！

无赖们一下子炸了窝，不知谁喊了声：“了不得，出人命了！”长长短短的无赖腿就争先恐后地往地上蹦。

我的二大爷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沾了小斧子血的凶器跪在那儿发呆。有人捅了他一下，说，憨子！还不快跑！留在这儿找死呀！

二大爷丢了那灯，一个高蹿下炕来，连鞋也顾不上穿，光着脚丫子，一眨眼的工夫，就没了踪影。

我的二大爷杀人的时候，我父亲的一家在自家的土坑上睡得正番。他们一点预感没有地熟睡着，甚至连个牵强附会的梦都没做。

二大爷闯了弥天大祸逃得无影无踪。小斧子虽然没爹没娘没有兄弟姐妹，但他有同祖同宗的族人。一个家族的兴师问罪，加上这个罪的确是滔天大罪，我父亲家只能理屈词穷地按照人家的意志办事。等到这事彻底了结的时候，我父亲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家就没有力量跟任何人家比了。

签字画押的那天晚上，我的大爷蹲在自家肥沃的土地上久久不肯离去。大爷黑瘦的脸上始终淌着沉重的泪水，大爷用被这块土地磨得粗糙的手去抹那些眼泪，那粗糙的“剌刺啦啦”的声音令站在他身后的我的父亲永世难忘。

我的二大爷是我守寡多年的祖母最喜欢的儿子。虽然他明里暗里有许多的劣行，但他的眉清目秀和花言巧语首先打动的就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他的一下子的消失，似乎将我祖母生命中的什么东西一起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