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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曾国藩是一位相面大师，甚至有一本流传甚广的相面书《冰鉴》伪托曾国藩之名，卖得很好。

那么，曾国藩是不是一个迷信的人呢？如果是，他为什么会迷信呢？

执“迷”不悔

曾国藩留下的部分文字，似乎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说过：“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

他在家书中谈及风水时说：“我平日最不信风水。”

他还曾表示不信八字算命之术：“八字以理推之，当不可信。若果可信，则天下每年只生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记载，却证明他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

居京期间，曾国藩对风水曾经“姑妄信之”。

京官生涯中的曾国藩一方面精研理学，另一方面也热心功名。为求官运亨通，对官场中一些陋风庸习也亦步亦趋。道光二十二年，他的跟班陈升在口角之后一怒辞职。五天以后，朋友给他介绍了周某做跟班，曾国藩考查收用后，马上将此人改名为“周升”。直到咸丰八年，曾国藩日记中提及的五个仆人，还分别叫作“韩升”、“王福”、“何得”、“曾盛”、“曹荣”。可见他图吉利讲忌讳，与绝大多数官僚一般无二。

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曾多次搬家，阅读这一阶段日记，我们发现找房子这个事儿耗费了他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有几次搬家是因为官越做越大，越来越讲究体面排场；而风水吉凶方面的考虑则是另几次搬家的重要原因。因为据说阳宅风水与官运息息相关。

道光二十年，进京不久的曾国藩想租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因此“至琉璃街看房子”。看好了一处院子后，却听人说这个屋子里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虽然殉节乃是儒学伦理中的光荣之事，曾国藩却因此打消了租这套房子的念头。他在日记中说，“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节，……当时究非门庭之幸。”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翰城）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也是朋友圈中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谓余现所居棉花胡同房子冬间不可居住”，曾国藩因为“翰城善风水，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问他怎么办。王氏掐算了一会儿，说两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须于当月搬家。曾国藩因此心急火燎，坐卧不安，放下手中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最后，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终于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来。

风水之说宋代以后大兴于民间社会。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普通人举凡建房、装修、构园、搬家、迁坟、嫁娶，与土地相关诸事，无不需要求助于风水理论。风水先生因此也成了热门职业，为了寻找一块发家葬地，许多人家不惜让尸亲久厝，倾家荡产。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对官位升迁又如此热衷，曾国藩对于住宅风水自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不过，曾国藩京官期间穷心竭力精研理学，发誓“学做圣人”，并没有多少余力研究风水。另外，他的祖父星冈公（曾玉屏）虽然识字不多，却颇有些高明的见识。曾国藩终生敬仰这位颇有主见的祖父。这位老人在村子里以“三不信”闻名：不信和尚、道士、巫师，不信风水先生，不信大夫。想必他一生惯见僧道、风水、庸医的骗人把戏，故以“三不信”授子孙。他“平日最恶人子欲求吉地久暴亲柩”。因为星冈公的影响，也因为对风水吉凶之验并无亲身体验，所以这一阶段他对风水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谈不上笃信。直到风水对他家的家运产生“影响”了，他才一度转而真正相信了风水。

许多人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都是源于自身经验。祖母之丧，使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曾国藩的祖母王太夫人以八十余岁高龄去世。对于祖母的葬地，曾家发生了激烈争论。祖父星冈公执意将老妻葬于自己很喜欢的木斗冲，而其他人认为木斗冲地方狭隘，且风水不佳，都不赞同。弟弟们还特意写信到京，让曾国藩劝说祖父。

曾国藩也不赞成祖父的主张。他知道祖父不信风水，因此另选角度来进行劝说。他说自己身为翰林，祖母也得以荣封，因此选择坟地必须“面前宏敞”，有足够的地方树立牌坊，而“木斗冲规模隘小，离河太近，无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孙不甚放心。意欲从容另寻一地，以图改葬，不求富贵吉祥，但求无水蚁无凶险，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但是性格强硬的祖父固执己见，毫不动摇。对风水本不那么在意的曾国藩也就不再坚持，转而写信劝弟弟们听祖父的话。服膺理学的他以“天理说”来说服弟弟们：

日前所开山向凶吉之说，亦未可尽信。山向之说，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坚，而为子孙者乃拂违其意而改卜他处，则祖父一怒，肝气必郁，病势必加，是已大逆天理，虽得吉地，犹将变凶，而况未必吉乎？自今以后，不必再提改葬之说，或吉或凶，听天由命。

也就是说，风水吉凶之说，是“地理”；而孙子听从爷爷的话，是“天理”。当“地理”与“天理”发生冲突时，作为程朱信徒，当然应该选择后者，何况爷爷此时还在病中，怎么能因为这个事惹他生气。

巧合的是，就在祖母葬后不久，曾国藩家里喜事连连：“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愈，予之痹症亦愈，且骤升至二品。”祖父痊愈了，困扰曾国藩多时的风湿好了，且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这种好运仍然持续：家里添了三个男丁，九弟曾国荃也进了学成了秀才。当然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本人升任实职侍郎。

以前虽然听惯了风水发家的故事，但曾国藩对风水之说一直“存而不论”。但这次“亲身经历”，却让他确信风水对家运兴衰有着直接的影响。道光二十九年，他在家信中对此事总结出了两点：第一，很显然，祖母葬地风水上佳，因此曾家家运才如此顺风顺水。“九弟生子大喜，敬贺敬贺。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兜（斗）冲之后，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则升阁学，升侍郎，九弟则进学补廪。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验。”

第二，风水乃是天授，非人力所能强求。几个弟弟因认为此地风水不佳，差点和祖父冲突起来。而素来不信风水的祖父选定的地方，居然是如此上吉之地。“木兜（斗）冲之地，予平日不以为然，而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

虽然吉地非人力可求，但既然葬到了吉地，就万万不可更动。他嘱咐几个弟弟，祖母坟地“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但祖母坟地毕竟过于狭隘，“不便立牌坊，起诰封碑亭，亦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诰封碑亭”是体制和家庭荣耀所关，不能不修。他的解决方案是将来将祖父母分别安葬，将碑亭之类建于祖父坟前：

予意乃欲求尧阶相一吉地，为祖父大人将来寿台，弟可将此意禀告祖父见允否？盖诰封碑亭，断不可不修，而祖母又不可改葬，将来势不能合葬，乞禀告祖父，总以祖父之意为定。

经历此事后，曾国藩对风水之说的迷信度大涨。咸丰七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委军回家，将父亲葬于周壁冲。不过时间仓促，葬地未经充分选择，葬后有风水师说此地有“凶煞”，因此他对这个葬地“实不放心”。虽然祖父留下了不信地仙的遗训，但曾国藩却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先后请过朱尧阶、刘为章、杜茂才、许九霞等多位有名的“地师”为父亲选择另葬之地。无如千挑万选后，还是没挑到各方面都符合要求的“吉地”。曾国藩在家信中郁闷地说，“吉壤难得，即仅图五患之免，亦不易易。”

咸丰八年曾国藩再次出山，离开家乡时仍然为没有为父亲找到理想葬地而遗憾：“先大夫、太夫人葬地实不放心。……余于亲在日，不克笃一日之孝养；亲没之后，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灵。”因此嘱咐弟弟们再接再厉，甚至命曾国葆自学风水之说，必将父亲迁葬于大吉大利之地方才安心：

澄弟向不信风水之说，洪弟在家无事，可留心学习，为二亲求一佳城，不必为子孙富贵功名，但求山环水抱，略有生气，俾二亲之体魄少安，即子孙之福荫亦未始不在其中。……诸弟若能尽心竭力肩任此事，则余寸心之疚可少释耳。

可见他此时对风水之说，确是笃信非常了。

有人认为，作为“千古完人”、“理学宗师”，曾国藩如此热衷风水，似乎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谈论风水鬼神，是理学家的本分之事。换句话说，“风水鬼神”是“理学”庞大体系之内的一个光明正大的分支。

与早期儒学“之外，存而不论”不同，理学家们偏偏爱碰“天”、“人”、“性”、“命”、“宇宙”、“人心”这样的大命题。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理学兴起的原动力是为了与佛教抗衡。佛教理论宏阔奢华，特别是详尽解释了人死后何去何从这个大问题，吸引了大批信众。儒教要想与之争锋，就要求冲破“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局限，介入天道、性命的领域，建立一个可以解释一切宇宙现象的理论体系。第二，儒家学说建立在宗法传统之上，异常强调慎终追远的意义，对祠堂里的那块冷猪肉特别当回事。孔子虽然敬鬼神而远之，却不敢直接否认鬼神的存在。否则，冷猪肉岂不是形同虚设？以光大孔子思想，弥补孔子之不足为己任，发誓要“格”通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理学家们，因此对“鬼、神”现象不得不“格”得格外用力。

问题是今人“格”物，可以站在康德、黑格尔、牛顿、爱因斯坦的肩膀上。而曾国藩只能站在孔子和朱熹们的肩膀上。孔子和朱熹当然也很高明，不过中世纪以前的智慧与近代知识体系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朱熹以“格物致知”闻名，也就是说，提倡通过研究具体事物得出普遍真理。这听起来是很现代的观念，问题是他的操作思路实在太现代了。

且让我们来看看他格物的一项成果。他说他通过研究生物头部的朝向，弄明白了人、动物、植物的本质区别。他说：

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头）横生，草木头向下，尾反在上。物物间有知者，不过只通得一路，如乌之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耕而已。人则无不知，无不能，人所以与物异者，所争者此耳。

他说，天圆地方。人的头是圆的，像天。脚是方的，像地。人直立在天地之间，头顶天，脚踏地，所以能接受天地之正气，有知识，识道理。而其他动物足虽向下，头却向前而不向天，所以只接受了天地之偏气，只通得一路知识。比如乌鸦只知道孝顺（古人传说乌鸦能反哺），獭只会祭祀（獭喜欢将鱼排列在岸上，古人以为是在祭祀），狗只知道看家，牛只知道种地。而草木就更完了，头（根）向下，尾朝上，所以啥也不懂，乌漆麻黑。

你看，这就是他老人家格出来的“道理”。站在他老人家肩膀上，你能指望看多远？怪不得王阳明格竹子，格了整整七天，除了一场大病，什么也没格出来。

“天命”之说

曾国藩因祖母之丧对“风水说”产生的笃信并没能一直持续下去。咸丰八年曾国藩再度出山之后不久发生的一件大事又使他对风水之说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就在曾国藩再度出山之后不久，湘军在三河战役中遭遇惨败。悍将李续宾部被全歼，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失踪于乱军之中。事后曾国藩极力搜寻，只找回一具无头之尸。

这是几十年来曾氏家族中最大的惨祸。极重手足之情的曾国藩悲痛欲绝。在接到曾国华失踪之信的当日“万感交集，彻夜不寐”。此后一连多日“心绪极恶”，“悲恸填膺，减食数日”，甚至“不能办一事”。

离家以后，曾国藩一直因为父母葬地有“凶煞”而放心不下。得到曾国华的死讯后，他的第一判断是风水所致。曾国华生前曾力主为父母改葬，因此曾国藩马上写信到家里，要求尽快实施改葬：

如温弟（曾国华字温甫）之变果与二坟相关，则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若温弟事不与二坟相关，亦宜改葬，以符温弟生平之议论，以慰渠九泉之孝思。

按理说这件事足以使曾国藩死心塌地迷信风水。但是静下心来，曾国藩想起这一年四月他还家居湘乡时发生的一件怪事。

当时曾国藩闲居家中，终日无事，听说曾国荃家人请人来扶乩，也步行赶去凑热闹：“闻老九宅中有乩仙降，步往视之。”

扶乩和算卦一样，是旧时人们卜问吉凶的常用方式。其法是扶乩之人自称神灵附体，拿着一支笔，根据人们的提问，在沙盘上画字，据说画出的字句就是神灵的指示。

当时湘军刚刚攻下九江，军机颇顺，曾国藩原以为可以顺流东下，迅速消灭太平天国。不料扶乩的结果却十分不吉利。

乩初到，即判曰：“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字谜“败”字。余方讶败字不知何指？乩判曰：“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讶九江初克，气机正盛，不知何所为而云然？乩又判曰：“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

扶乩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吉利“败”字。曾国藩大惊，以为刚刚取得九江大胜，怎么会出来一个“败”字？乩又判说，这个“败”字与九江之胜有关。曾国藩问，九江初克，运气正好，“败”字何指？乩又判到，这个“败”字不但关系到天下大局，也关系到曾家自己的家运。

曾家人“又问仙何人何职位今欲何往”？也就是问降下这一预言的这是哪路神仙？“仙自称名为彭某人，河南固始人，生时官都司，死于咸丰年固始之难。现为云南大理府城隍神。赴任路过云云。”仙人自称叫彭某某，是河南固始人，生前是咸丰年间的一个都司，死于战乱，刚被上天任命为云南大理府城隍神，在赴任途中路过湖南，所以下来降言。

当时曾国藩听了之后，虽然“凛然神悚”，然终不解其故。也就只好将神仙的预言置于半信半疑之间。

直到曾国华丧后，曾国藩才恍然大悟此“败”字何指：

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符，岂非数皆前定耶？

多年之后，和赵烈文谈起此事，曾国藩还认为此事足以证明鬼神确实存在：

其效验昭昭之如此，且先半载知之，则世俗所云冥中诸神，造兵死册籍等语，非为荒唐之说矣。

这件事使曾国藩相信，冥冥之中，“风水”之上，有更神秘、更有力的“天命”存在。

相比风水之说在理学内部的聚讼不已，对“天”及“天命”的崇拜却是儒家毫无争议的世界观基础。早自殷周时代，人们就相信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力量，主宰一切。“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孔子却信天命。他五次三番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伦语·季氏》）；“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伦语·尧曰》）

所谓“命由前定”，天之崇高伟大，就在于天命的说一不二不可动摇。神仙半年前就预告了曾国华之死，足见天命有其定数，人力的巧计营救对冥冥天意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因为六弟之丧，曾国藩对“风水”与“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次深入思考。他从头回顾了曾氏家族三十多年来的兴衰历史，总结出家运中的这样一个规律，即咸丰年之后，每当大得意之后，必有大失意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