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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宏接信后火冒万丈，当即用特快专递回过去一封信：我有什么义务要替你抚养儿子？你有什么权利对我提这个要求？

钱运回信说：那怎么办？既不能把儿子杀了，又不能带到国外让老外做父亲，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两个人往返写信，彼此都是怒气冲冲，又都是理由十足。特别是钱运，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之意，她大概觉得领养一个孩子跟领养一条小狗一样，顺带的事儿，费不了多大的精力。

信件往来的结果，自然是马宏认栽。钱运她人已经到了国外，马宏就是想把那孩子送过去都没有可能。

木子对我说：”钱运是不是出国之前就有了这个安排啊？要不然她怎么想起来要把儿子的姓改成马？”

我不敢乱猜，可我的心里又忍不住地嘀咕：如果真是这样，钱运这个女人就太阴险了，她简直就是一条缠人的毒蛇。

再想一想，钱运真是毒蛇吗？在这漫长的一年当中，她对他的欣赏、仰慕、柔情和痴心，都是设计好了的表演吗？想起她举着削皮苹果站在马宏身后苦等他张口的样子，她盖着马宏的外衣蜷缩在墙角画布里的幸福和满足，我觉得钱运未必有木子所说的那么复杂，充其量她也就是个心血来潮或说是我行我素的另类女人。

不管怎么样，事情的结局是：钱运对马宏构成了伤害，某种程度上她毁掉了马宏一辈子的生活。正因为此，好长时间里我看见马宏就心生愧意，说来说去，是我和木子把钱运引领进了他的命运圈，我们是对他有罪的人。

马宏的生活变得沉重起来。那个八岁的小男孩成了他肢体上新长出来的一块赘生物，顽固而醒目地存在着，割又割不掉，甩又甩不脱。

比如说，影剧院的工作一向自由，马宏早晨是习惯了睡懒觉的，为了孩子的上学，他不能不买回一只报时准确的闹钟，以便一清早能够挣扎起床。开始的时候，起床到学校上课之间的时间，他只吝啬地留了半个小时，两个人穿上衣服，上完厕所，刷牙洗脸，剩下十来分钟只够马宏骑自行车一路急奔，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马宏自己一向都不吃早饭，他以为孩子也可以不吃。结果一个月之后，那孩子得了胃病，时不时地捂着肚子，小脸煞白，叫人可怜。马宏才知道是自己照顾不周，酿成大错。他只好把闹钟上的时间往前再拨半个小时，而且记得提前一天买回牛奶面包。于是每日一清早从梦中惊醒，头昏脑涨地钻出被窝，马宏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生活痛苦不堪。

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也不能属于自己了。要么他出门必须把孩子带着，弄得跟真的似的；要么他只能窝在家中，看孩子读书。他有过一段在国外生活的经历，知道把这么小的孩子长时间留在家中是违法，也有违人道。为此他不止一次地放弃了聚会的快乐，呼朋唤友结伴云游的快乐，昏天黑地玩牌和醉酒的快乐。他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认识到婚姻的艰辛，生儿育女的艰辛，做一个有责任的男人的艰辛。

马宏终于熬煎不了这样的日子，登报找到一个退休的小学老师，把钱运儿子全托到那个老师家中。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马宏的经济状况立刻窘迫。全托要付不小的一笔开支，此外他还要付他另外一个儿子的抚养费，如果业余作画没有什么收入，马宏每个月就总是捉襟见肘。

马宏已经三十多岁了，他在艺术上肯定没有太大的指望了。关于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他自己也很清楚。不光是他，我和木子的情况同样如此。我已经放弃追求，谈好了女朋友，准备结婚。木子的个人条件困难一点，也还是在不懈努力。从前我们曾经拼命地作画，狂热地作画，期望着画出我们崭新的人生和光辉灿烂的前途，画出马宏和居真理的幸福，我和木子以及我们未来女朋友的幸福，结果我们未曾如愿。我们依然活得普通而又平凡，艰辛而又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