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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并肩读书的一幕该是多么有趣！

不管怎么说，经历过这样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之后，我们不约而同地明白了一个真理：人在世界上必须有尊严地活着。怎么样才能获得尊严？一是有钱，二是有名。有钱，多贵的东西都可以不眨眼皮地买下，小至一本《巴黎的地下世界》，大至罗浮宫的藏画。不光在中国的书展和画展上买，还可以亲自出国，雇人出国，到巴黎去买，买得痛快淋漓，尽兴而返；有名，那就更加简单。名气虽然不如钱来得直接，但是在需要一本书的时候，只要稍稍地张一张口，暗示一下，自然会有人替你买下，恭恭敬敬送到你的手上。起码在误入警局之后，人们会客客气气地请你说明情况，绝不至于上来就是一顿老拳，打得你鼻青眼肿。

就我们这样的三个人来说，钱和名如何才能得到？靠家庭无望，靠天上掉馅饼是梦想，只有老老实实奋斗，面壁十年，终成正果。

其时我们的生存环境都不尽如意，我们住的都是单位宿舍，一个十五平米的房间起码塞着三四个单身小伙子，不说是随意作画，连看书都受着灯光和时间的制约。这样，我们决定共同出资，到城乡结合部租农民的房子住。我们必须给自己创造出施展拳脚、大干一场的自由天地。

八十年代的城市建设远不如今天这样完美和辉煌，我们租下的那个农民小楼坐落在一片开着金黄色油菜花的庄稼地中间。农民盖它本来是自用，好歹改善一下家居条件，听到我们报出来的还算丰厚的租金，农民就动心了，生活暂时不作改善，先收上几年租金再说。

农家的小楼，简陋是肯定的，四壁水泥墙之外，我们住进去的几乎就是一个空壳子房间。好在我们也不是什么讲究生活的贵人雅士，我们自己动手，把楼下隔成三间住室，楼上隔成三间画室，每人都摊得上”一楼一底”，可以算得上奢侈。农民为了挣他的租金，对我们简直就是言听计从，让他在楼顶开个天窗，他二话不说拿锄头捅个窟窿；让他打掉墙壁安上半面墙的透光玻璃，他立刻叫来兄弟子侄，叮里咣啷动手砸墙。当然我们决不是无理取闹，我们反复跟农民解释，明亮的自然光线对画家是多么重要。农民两眼茫然，并不能懂，但是一脸肃穆的面容表明了他对我们三位艺术家是多么的崇敬。

为鼓舞士气，我们为自己封了一个爵号：画坛三剑客。我们还抄录了1917年在巴黎诞生的”达达运动”的一段宣言，贴在我们餐室的墙上：达达就是我们的强力所在，正是这一强力将德国婴儿的头颅挑在刺刀尖上；达达就是既无拖鞋也无类似东西的艺术……我们十分清楚我们的头脑将要成为柔软的靠垫，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同样也反对官僚阶层，我们唾弃人道说教。我们没有自由，所以我们坚信没有纪律管束、没有道德教唆的自由是十分必要。达达主义仍然局限于欧洲弱者的范围之内。虽然它现在十分弱小，但我们希望从现在起让艺术的动物园被装点得五彩缤纷。咚咚锵！嘿啵哈啵！嘿啵哈啵！万事俱备，现在我们要拼命地作画，狂热地作画，画出我们崭新的人生和光辉灿烂的前程，画出马宏和居真理的幸福，我和木子以及我们未来女朋友的幸福。

我们三个人当中，无论从年龄还是画坛的地位来说，马宏都是老大。马宏已经是中国美协会员，作品参加过画展，上过杂志的封二和封三，甚至还卖出过钱，说明这世界上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人在肯定和欣赏他了。相比之下，木子的色彩感总是欠缺，画面上经常是乌糟糟的，说不出来的一种混乱，他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能说色盲吧，色差，有没有这种说法呢？他经常长吁短叹，对自己的前景不十分看好。当然他后来还是摸索出了一种画风，能够把他那些混乱的色彩恰到好处地包容进去，成为另外一种和谐。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