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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奉蒋之命，促李赴穗莅任，内阁改组，出任行政院长

阎锡山仓惶离开太原，飞赴南京后，李宗仁对他说：“你休息几天吧，暂时不必回去”，这正合阎锡山的心意，于是他利用休息之机，去浙江奉化溪口，拜会了“引退”在家的蒋介石。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兵锋直逼南京。阎锡山见势不妙，匆忙飞往上海。4月24日中午，当也从南京飞抵上海的徐永昌向他报告说是“南京丢了，太原也丢了”后，阎锡山十分难过，以致泪水模糊了眼镜片。停了半天，才哽咽着说：“那就走吧”，准备飞往台湾。

就在这时，蒋介石派人将他在上海虹桥机场上截住，要他立即去广州、桂林探看情况。原来，在南京解放的前一天，即4月22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召集李宗仁、何应钦、张群、白崇禧等去杭州会谈。提出要成立由他当主席的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以作为总揽党政军权的最高决策机构。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后，李宗仁对让他当这个“代总统”本就不满，而今又要成立由蒋当主席的“中央非常委员会”，明显的是把他自己当成了一个傀儡，这更令李宗仁不快，而李宗仁提出发动第二次国共和谈的建议，却被蒋介石制止，不由使李宗仁大为恼火。几经争吵，无果而终，会谈不欢而散。李宗仁当晚赶回南京，鉴于南京已岌岌可危，他遂下令总统府和行政院于次日迁广州办公。但他自己却未随“迁都”莅穗，而是在座机去广州的半路上折向，飞回了桂林老家。显然是在给蒋介石以颜色。李宗仁尽管是“代总统”，他若不莅穗，中枢空位，那实际上向外界表明中央政府已经瘫痪。蒋介石当然不愿出现这种状况，因为有好些事情还得通过“代总统”来办。

蒋介石所以要阎锡山来办这趟差使，也有他的考虑。一来阎锡山现已离开太原，成为局外之人，蒋、桂两系之争与阎无什么利害关系，比较“超脱”，虽然过去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有过种种矛盾，甚至反目成仇，兵戎相见，但自抗战以来尤其是日本投降之后，两人之间合作得还算不错，除了在军事上的上呼下应，密切配合外，在政治上，阎锡山也给予了蒋介石很大的支持。1948年4月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时，阎锡山就对出席大会的山西代表们说：“总统非蒋先生莫属，至于副总统必须能辅助蒋先生者为宜，何人适应应以总统的意见为依归”（《阎锡山年谱》（六），第2286页）。山西代表温寿泉在“行宪国大”召开之前，曾致函阎锡山，劝阎竞选副总统，而阎锡山却复函说是“我在山西将近四十年，不应在此赤海孤岛危亡至急的时候，为自己的便利而离开山西，……今日是救亡选举，能辅助蒋主席者始能救亡，何人为宜蒋主席始知也”（《阎锡山年谱》（六），第2284页）。阎锡山如此所说，并非他不想竞选副总统，而是他摸不清蒋介石的意图让谁当副总统，若贸然行事，弄不好，反取其辱。再者，山西是他经营多年的老根据地，而在中央却没有什么根基，一旦山西有失，他就难以在中央立足。尽管如此，他的不竞宪副总统，还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因为当时李宗仁、孙科两人对副总统的竞宪就已够热闹，蒋介石对此颇费踌躇，阎锡山若再掺和进来，就更会麻烦。但阎锡山并不甘寂寞，他虽然未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可是一直想在国民政府中取得政治上的声誉。况且他也不愿使国民政府成为蒋介石的一统天下，所以，对竞选副总统的李宗仁表示完全支持，而蒋介石为排斥桂系势力则支持孙科当选副总统，在此情况下，阎锡山为了不得罪蒋介石，在李宗仁和孙科决选时，他却令他的晋绥国大代表率领人梁化之对李、孙各选一半票。这实际上是支持了蒋介石，而没有完全支持李宗仁。

李宗仁飞回桂林，也令时在广州的何应钦、白崇禧颇为不安。他俩虽然清楚李宗仁不来广州的原因是杭州会谈上与蒋介石意见相左所致，但“代总统”不莅穗理政，总不是回事，况且是在国是唯艰的情况下。为了打破僵局，必须找人从中斡旋，请李宗仁回来才是。而4月26日，阎锡山已飞抵广州，并且，在次日的《中央时报》上刊登了“守城名将阎锡山莅穗”的头条新闻。在此后的几天里，阎锡山还频频露面，又是接见广州时报记者，以及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当地军政高级军官、绅士和山西同乡，又是会见美国驻华公使克拉克，非常活跃，情绪颇高，似乎南京和太原的丢失早已淡忘。对于阎锡山莅穗的目的是什么，行政院长何应钦、国防部长白崇禧并不清楚，但他们却觉得若能请此公出面，从中斡旋，倒也不错。因为在杭州会谈之前，阎锡山曾偕居正到溪口，代表李宗仁向蒋介石要求引退，于是何应钦即刻用电话向阎锡山、居正征求意见，由他俩出面进行斡旋。阎锡山赴广州前，蒋介石虽然未向他交代什么，但阎认定蒋之用意本来就是为了督促李宗仁莅穗的，自然就满口答应了。

事不宜迟，当天（5月1日）晚上，何应钦即在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上提出请阎、居去桂林邀请李宗仁的建议，经讨论又增派了李文范委员同去。第二天，阎、居、李三人便由白崇禧陪同飞赴桂林。当晚，他们下榻于桂庐，并在广西省政府宴会厅受到黄旭初的款待，宴席上，他们见到了李宗仁。

李宗仁清楚，阎等三人莅桂是想敦促他前往广州主政，而这也是蒋介石的意思。但他认为，作为代总统，不能就让蒋介石这样摆布，该坚持的还要坚持，该强硬时就应强硬。于是他写了一个书面意见，于5月3日给了阎锡山，阎觉得其中的内容刺激性太大，而李宗仁、白崇禧及兼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黄旭初、李品仙等人却坚持这个书面意见。后来阎锡山、居正、李文范与李宗仁双方根据李宗仁事前准备的书面意见，写成了一个《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桂林会谈记录》。在这份记录里，李宗仁提出了六点要求，即：国民党中央只能向代总统提建议，不能强制执行；代总统应有人事调整权；军队应由国防部统一指挥；移存台湾的金银和军火都应运回大陆使用，最后是请蒋介石出国考察。李宗仁还向阎等声明：“只要记录上所列意见得到合理的答复，我就去广州”。

5月3日傍晚，阎锡山一行飞返广州。临行前，他分别向白崇禧、黄旭初附耳低言：“请兄等考虑后果”。因为他知道，蒋介石对这个会谈记录肯定难以接受。回到广州后，阎锡山等立即将会谈记录交予何应钦。第二天，何即派专机飞上海，送给滞留于吴淞口外一艘军舰上的蒋介石。

果然，蒋介石见到会谈记录后，大发雷霆。当即给何应钦复信，让他转告李宗仁，首先是请李立即到广州亲事，并声明他本人无意复职，对调整人事，调动军队和运用金银等问题，则说一切应由主管部门依法处理，他无权过问。最后，他还悻悻地说道：有人要和讲和，就是迫我下野，和谈失败了又来撵我出国，国还未亡，为什么单要我去国亡命！这事实难从命。

蒋介石的复信第三天即5月5日送达广州后，翌日，国民党中常委会为此又举行临时会议，再次推举阎锡山，偕外交部长朱家骅、国民党海南特区行政长官陈济棠三人，带上复信原件去桂林，迎接李宗仁。阎当场表示，“去一定可以去，但感此行可能撕破最后一页历史，……，当请何院长代为电达汉口白长官，务请同时到桂林，借重周旋”（《阎锡山年谱》（六），第2310页）。5月7日，阎锡山等又赴桂林，飞机上，他忧心忡忡，心事重重。阎锡山明白，这趟差使是两头不落好的事情，从上次去桂林时李宗仁的态度来看，他的要求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是决不会去广州的，而请不到李宗仁赴穗，就完不成蒋介石交给的任务。两赴桂林，无功而返，自己在国民党中常委面前也丢了面子，而这对他今后的政治生涯又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岂知，事情的进展却完全出乎阎锡山的预料，竟是如此顺利。原来，先于阎锡山到达桂林的白崇禧，经过反复斟酌，也改变立场，劝李宗仁“以去穗为好”，理由是“只有德公在，蒋介石便无东山再起的借口”。这确实一语破的。而蒋介石除拒绝了从台湾运回黄金、白银之外，其它条件基本答应，还在复函中，说“完全同意，一切权力交出，五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甚至有些乞怜地希望请李宗仁姑念此时此境无颜面见“友邦”人士，望能准其居留台湾（李宗仁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80页）。再加上阎锡山到桂林后，对李宗仁进行了一番劝说：“代总统”要求六件事，总裁已承认五事半，不过发点牢骚，尤其对兄有所责备，总裁是我们的党魁，应当发点牢骚。今已承认五事半，对我们发点牢骚，比不发牢骚还觉得安心。对兄的责骂，不免你受些冤屈，谅一定能不介意。白崇禧也同意阎锡山的说法，因此，李宗仁应允明日一同回穗。阎锡山没想到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心头一块石头才算落地，同行的朱家骅、陈济棠也非常高兴，马上电告广州的何应钦：明日午前10时起飞，李代总统返穗，准备迎接。8日上午，阎锡山等簇拥着代总统李宗仁飞回广州。

阎锡山奉蒋之命，促请李宗仁莅穗的成功，使他在国民党中的声望有所提高。5月15日，中央政治会议推定阎锡山、吴铁城、李文范、吴忠信、白崇禧、王宠惠、陈济棠等7人成立小组委员会，研究加强团结计划。阎锡山抓住这个机会马上行动起来，经过一番紧张筹划，他提议组建经国民党中常委通过并得到蒋介石首肯的“中国反侵略大同盟”（当初为“救国大同盟”），于5月26日在中山纪念堂成立。他在致词中说：成立这个组织，就是“为了保存我们五千年历史和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存与人类的幸福”，“我们是在失去了东北、丧失了华北、失掉了江南的一部，南京撤守，危急存亡、千钧一发的今天，在南海滨的广州开这个会。我们真痛心，……我们今天在场的同志，是要以战斗的姿态，紧密的团结，坚决的奋斗，抵抗残暴的南侵，进而打回老家去，恢复我们的全中国，解救我们扣在铁幕里过着牛马生活的同胞，以扑灭侵略全中国的火焰，并粉碎赤化全亚洲侵略全世界的阴谋”（《阎锡山年谱》（六），第2312页）。会议通过了成立宣言、章程，还选举阎锡山为主席，陈立夫、谷正纲、朱家骅、张君励为副主席。时任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正因事来穗，也应阎锡山的邀请，出席了大会。

再说李宗仁，他虽然回到广州，但各种矛盾依然如旧，并且呈加剧之势。他遇到的第一个辣手问题，就是行政院院长何应钦于5月20日提出辞职，何应钦此举，实是出于无奈。因为在财政上政府已极度困难，但蒋介石又拒绝从台湾运回黄金、白银予以接济，而在军事上，他与白崇禧已部署好守江西的计划，“不料胡琏竟直接奉蒋介石的密令，……直退潮汕，以保存实力”。继而，“刘安琪兵团擅自从青岛撤往海南岛”，何应钦连电北调，“则均抗命不从”。汤恩伯已难以守住上海，宋希濂更“擅自将全军撤至鄂、川边境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线门户洞开”（熊宗仁：《何应钦传》（下册），第722页）。在此情况下，何应钦清楚，他再费心机，也是枉然。李宗仁也明白，只要蒋介石在背后操纵，他任何事情也办不成，与其如此，倒不如干脆让蒋介石莅穗主政，或许对扭转时局有所裨益。于是他特邀阎锡山于5月26日偕吴铁城、朱家骅、于右任、陈立夫飞赴台湾，请蒋介石莅穗，但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即便自己回去，也难扭转局面，因而没有答应赴穗。

李宗仁于何应钦辞职后，5月29日任命居正为行政院长，但6月1日，国民政府立法院否决李宗仁提名居正组阁。原来李宗仁担心行政院院长一职遗缺长期不补，会造成政局混乱，遂向中常委提出由居正继任，中常委当即同意提交立法院依法表决。但由于居正是桂系遗老，而CC系和黄埔系又出来反对，加之立法委员会出于对李的失望和受蒋介石的控制，表决时，居正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李宗仁迫于无奈，于6月1日推荐阎锡山出来组阁。在李宗仁看来，行政院院长一职之争，实际上是蒋、桂两派之争，阎锡山非蒋、非桂，况且资历颇深，政治经验丰富，自赴广州以来，对自己也相当尊重，推荐阎来组建内阁，比较合适。而阎锡山虽然早就盼着能够出山，但他还怕蒋介石不同意，于是，就借继母陈氏在台湾逝世，前去奔丧之名，6月2日飞赴台北，希望征得蒋介石的同意。蒋介石除了与李宗仁看法一样外，更认为阎锡山已无任何军事实力，不可能拥兵自重，形不成对他的威胁，反而更容易听他指挥，因此，对阎出任行政院院长表示了支持。在蒋的幕后操纵下，6月3日的立法会上，以254票对56票顺利通过阎锡山组阁。6月4日，阎锡山到台南谒见蒋介石，在得到蒋的公开支持后，于6月5日飞赴台北，继赴广州。

阎锡山对于出任行政院长一事，曾疑惑地询问其亲信“这行政院长是否做得”？贾景德激动地说：“这是入阁拜相，主宰朝纲，位极群臣，统帅百官之职，哪有不就之理”？而徐永昌却不无忧虑地说道：“咱们自己手无寸铁，凡事都得看人脸色，仰人鼻息，又挤在蒋、李摩擦的夹缝里，怕是很难做”，“民心向背尽人皆知，明天的广州不就是昨天的南京？阎先生愿意做一任有名无权的内阁，换得个一手断送大陆江山的千古罪名吗”？但阎锡山却有他的想法，他认为：“他们放心让我组阁，正因我手无寸铁，如果我还有寸铁，谁还敢起用我来添一股角逐之敌”？“我这内阁犹如请来的大夫，只要开出对症的药方，就算尽到责任，至于病人是否肯依方服药，那就不是我这个大夫所能过问”，“这是党国的期望，只能勉为其难”（《阎锡山全传》（下），第1167页）。并且在6月7日即他从台湾回到广州的第三天，在记者招待会上发布新内阁的施政方针时，把“扭转时局”作为了新内阁的施政总目标，提出在政治上要转乱为治，转危为安；军事上要转败为胜，转守为攻；经济上要改革币值，抑制物价，安定国民生活等等。当有记者问到：“此时正大局动荡，人心惶惶，多谓先生出面组阁，是跳火坑”时，阎锡山说：“不错，所以我亦感到真所谓‘其愚不可没也’，但国家危难，义当本‘谋其事之所当为，尽其力之所能为’，以图匡救我中华民族于不坠”，“过去政府屡次与言和，而共党则屡谈屡打，今后政府决不再考虑与共党言和，坚决领导全民戡乱到底”（《阎锡山年谱》（六），第2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