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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东地区，物产丰富，且因其西控同蒲铁路，东临上党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1年中条山战役后，国民党军队溃退，日军随之占领，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深入汾东，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对晋南日军构成极大威胁，日军虽多次扫荡，但一直未能将八路军赶走。因此，日军便企图利用阎锡山的军队协同控制这一地区。而阎锡山也正想“开辟汾东”，于是1942年底，阎便指示第61军与日军协商，日军让出浮山、安泽、曲沃3县，由第61军进驻。1943年3月，第61军东渡汾河，进驻浮山，遭到八路军袭击，被迫撤回晋西南。此后不久，由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面对这一形势，阎锡山在预测中国抗战前途时说：“我们中国此次抗战上的问题，可以说不成什么大问题，只要能与同盟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胜利很有把握”（《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言论集》第9辑（上），第5页）。也正是这种日趋光明的抗战形势，使阎锡山开始考虑抗战胜利后如何存在和发展的问题，因而，他更加紧了“开展政权”的步伐，他认为：“单靠守住晋西，实在不够，必须向敌叛区开展，打下个县份村庄来，开掘粮源和兵源，……这两件事，能不能做好，是我们的存亡关键”（《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言论集》第8辑，第136页），于是，1944年1月中旬，阎锡山又决定以第61军全部兵力在临汾日军师团掩护下，再次向汾东地区“开展”，企图将汾东之八路军、决死队消灭，至少也要将其压迫到白晋路以东地区，然后向上党地区“开展”。

1月28日，第二战区总参赞杨澄源指挥第61军及续如楫所属第五专署保安两个团共计万余人，在日军配合下，向汾东解放区大举进犯。阎军所到之处，大肆抓丁抢粮，搜捕抗日兵民，摧残抗日区、村政权。但在八路军的坚决反击下，这次进犯又被击退。之后，尽管朱德致电阎锡山，要他对61军的行动“予以制止，免起冲突”，阎锡山却置若罔闻，3月初又增派队伍东进汾东，结果又被八路军歼灭1个师兵力。在此后不久的进犯中，第61军的主力第72师及新增援的第37师，也大部被歼。

经过几番失败后，阎锡山虽然仍决定派遣大部兵力，开往汾东，伺机向上党推进，但摄于前车之鉴，率部东犯的第19军长史泽波不敢贸然东进，只得同梁培璜的第61军等部巩固汾东，而阎此时亦认为东进上党的时机尚不成熟，乃命史泽波“养精蓄锐，待机再发”。虽然如此，却也为阎锡山尔后进攻上党地区创造了一定条件，抗战胜利后，史泽波正是率其第19军从汾东出发向上党地区进犯的。

除了军事上的武装“开展”外，阎锡山为了开辟汾南地区，“拯救汾南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还成立了“汾南青年工作大队”，潜入汾南地区，组织当地土匪、地主等，建立地方武装、发展势力。并且利用特务，潜入抗日民主根据地，破坏地下组织。他认为“如果摧毁不了他的地下组织，打不破他的基干小组，我们存在开展均无办法”，只要“拿上与民合谋，实行兵农合一，本上收复定义，革命竞赛，真理战胜，如此就可以摧毁他的地下组织”（《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言论集》第8辑，第62—63页）。为此，阎锡山派出3个“流工队”，分赴汾东、汾南，专门破坏的地下组织。

不仅如此，阎锡山还与日军“合作”，“开展政权”。1942年阎日安平会议之后，由于日本开辟了南洋战场，急需抽调大量兵力和作战物资支援南洋战场，因此，对阎锡山的策略，由硬而软，进一步加紧了拉拢，以便利用阎巩固其对山西的占领，并抽调人力物力支援南洋战场。而阎锡山则急于“开辟汾东”，并伺机向上党地区推进，也表示了对日愿意和好的态度，企图得到日军的援助。在这种各自目的的推动下，双方加强了“合作”。1943年春，太原日本高级参谋笹井向阎锡山提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合作方案，称阎方可派军政干部，参加日方政权；日方同意阎方军队向汾东发展。双方经过反复谈判，于同年底，在太原签订了“秘密协定”，其内容主要为：日方同意除安泽、浮山等县外，再将翼城、曲沃、长子、高平、襄垣、黎城、沁水、阳城、晋城等9县，分期“让渡”给阎方接管；日方政权机构和地方武装中，阎方可以继续派人充任要职；日阎双方共同分担“剿共”任务，将地区“剿清”后，其防务由阎方接管。

翼城、曲沃、长子等9县，绝大部份为领导的太岳、太行抗日革命根据地。日军虽然多次对这9个县进行过“扫荡”、“清剿”，竭力要将八路军赶走，但均遭失败，根据地反而更加发展壮大。这时日军所以要把他们“让渡”给阎锡山，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于这里的兵力有相当部分被调往南洋战场，造成的这个空虚极需要阎锡山派遣兵力予以填补。同时，让阎锡山的一些部属加入其政权和地方武装，不仅可以诱使阎锡山与日方的“合作”，而且有利于日伪政权和武装的建设。而阎锡山梦寐以求的正是对这些地方的“开展”，并通过这种“开展”，实现其“收复失地”统治山西的愿望。他说：“不只是把汾东汾南开展了就算完了，我们能有力量还要竭力的收复全山西，更向河北开展”（《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言论集》第9辑（上），第29页）。

因此“秘密协定”签订后，1944年上半年，阎锡山即多次派遣军队向汾东开展，其中，1月28日杨澄源指挥的那次“开展”，就得到了日军的配合，所部正是由日军指定的据点襄陵桥和史村桥东渡汾河的，但上半年向汾东的多次开展，均遭失败。阎锡山并不甘心，于当年秋后，又特邀临汾日军增派步炮联合3000余人的兵力，协同第61军在安泽、浮山一带，实行“三光扫荡”。在军事上与日方“合作开展”的同时，在政治上，阎锡山也与日方进行了积极合作。1942年夏天，骑兵第1师师长赵瑞、副师长段炳昌和骑兵第4师师长杨诚、副师长何炳，率部前往平遥县净化地区“突击粮食”时，被日军俘虏，押往太原，经日伪省长苏体仁从中斡旋，不仅将被俘阎军改编为“山西剿共军”，而且赵瑞、杨诚也分别被委为第1、第2师师长。1944年冬，阎又与日勾结将此二人分别委为新编第1军、第2军军长。1943年间，山西省日伪省长冯司直就向阎锡山提出，由阎派遣干部若干，以投降方式，由日伪政权给予安排委用。这正合阎之心意。于是，阎先派军长张翼前去，因与日军没有接通关系，反而被扣押，施以酷刑，直到日本投降后始被释放。继又派政卫组王庚尧、陈兴舜等到太原，王被委为日伪省公署“剿共委员会”秘书，陈被委为“警务厅”秘书。1944年间，阎派出的靳瑞萱被日伪省公署委为省卫生局局长，并且所派之张从龙、李石麟、焦琪瑞也分别被委为安泽、沁源、浮山3县的县长。

日本投降前夕，阎日双方的这种政治合作更为密切。1945年六、七月间，阎锡山由吉县进驻隰县后，他接到其在太原设立的“办事处”的报告，称太原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部，认为现在的厅长、道尹多不称职，希望阎从速推荐厅长级等人员若干。阎接报告后，即派遣李荣才、孟祥祉、张馥荚偕同到达太原，准备担任日伪厅长、道尹等职。就在这时，汉奸厅长赵汝杨由太原到了隰县，也将日军之意转达于阎锡山。阎立即表示，省长一职，以你（指赵汝杨）担任最为相宜。赵离开隰县后，阎又授意梁上春接受日伪省政，并任省长。而梁上春又因其子梁綖武（也是阎锡山五堂妹阎慧卿的丈夫）一直是阎与日方勾结的联系人，又推荐梁綖武任省长，日方也表示同意，但不久，日军投降，此事未得实现（《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340—341页）。

阎锡山与日方的合作“开展”，虽然在向汾东、汾南的开展方面没有取得什么成效，但他派出的“流工队”等特务组织的活动，却对抗日民主政权造成了相当的破坏，同时，也纠集潜伏了一批反革命势力。而他与日方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合作，也为阎锡山抢收抗战胜利果实，创造了有利条件。

7、日阎加紧勾结，日对阎又打又拉，阎对日又磨又顶

武汉失陷之前，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为了尽快占领中国，即于1938年6月制定了一套“谋略计划”，即在军事上对华全面进攻的同时，试图用政治手段瓦解、诱降中队。鉴于山西在华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计划中就把瓦解阎锡山军队的工作列入其内，并将此工作的秘密代号称之为“狸”工作。由此不难想见日本对阎锡山的印象。1939年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部成立后，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又更名为“伯”工作，并由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军具体执行此项任务。日方所以要在阎锡山身上下功夫，除了山西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及阎在地方实力派中颇具影响之外，最主要的是阎锡山在临汾失陷后，虽然仍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抵抗，但已不像以前那样坚决和积极了。1939年他发动“冬季攻势”后，更采取了消极抗日，力图避战，保存实力的政策。所以，日本想通过阎加入汪精卫的日伪南京政府，促使那些“抱机会主义态度的反蒋将领挺身而出，从而打开重庆政权的崩溃的缺口，以此向中外宣传，以期有利于促进中国事变的处理”（《华北治安战》（下），第122页）。

正因为如此，所以，1940年2月，田中隆吉一出任华北方面军第1军参谋长，即让日伪山西省长苏体仁找人给阎锡山送信，当派送人阎锡山的族侄阎宜亭（名志义）携板垣征四郎之亲笔信前往晋西，尚未返回时，苏体仁又派汉奸白太冲（孝义县白壁关村人，曾任汾孝游击支队长，1939年被俘投敌），偕同日本特务小林高安，到孝义县兑九峪镇，通过“兴亚黄军”司令蔡雄飞（阎军第68师副师长，1939年被俘投敌）的介绍，与驻隰县大麦郊的阎军警卫军军长傅存怀接洽，然后通过傅的安排，秘密前往克难坡会晤阎锡山。

这时的阎锡山在“12月”事变后，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而他又早就有“天要下雨，准备雨伞”的打算和“狡兔”也要有三窟，“第一个窟窿是日本人”的想法，因此，他对于日方主动派人前来联络，颇为欣喜，复信田中隆吉和苏体仁，表示“愿与日军合作，共同‘剿共’，安定山西治安”（续志仁：《阎锡山向日军乞降见闻》，《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第38页）。

日方见阎如此态度，遂加紧了与阎的联络，阎恐惹出风声，则让驻隰县的第7集团军司令赵承绶具体负责与日的联络接洽工作。其间，苏体仁还从北平请回梁上椿，共同商议如何促进日、阎关系问题，经苏、梁的穿针引线，阎锡山逐步同日方勾结起来。

日方为了向阎锡山表示亲善，1940年6月曾将灵石境内的双池镇据点交给阎军驻防。7月间，驻太原日军参谋长筱塚又提出一个“合作草案”，主要内容是：阎锡山的第7集团军驻崞县、原平一带，第8集团军孙楚驻临汾、运城一带；第13集团军王靖国驻阳泉、娘子关一带；阎的长官部驻太原，如果阎本人愿到北平就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更为欢迎，太原长官部则由杨爱源主持。但阎锡山认为这个“草案”纯属一纸空文，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于是向日方提出必须是先帮助他充实力量，然后再具体协商“驻防问题”。日方对阎的要求，不肯明确答复。而这时，日本大本营已在筹划发动太平洋战争，企图早日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更多的力量进行太平洋战争，因此，日军兵务局长田中隆吉来到太原后，即授意驻太原日军首脑：“只要阎锡山肯投降，要什么就答应给什么，暂时不必斤斤计较条件”（赵瑞：《阎锡山勾结日军的罪恶活动》，《山西文识资料》第4辑，第8页）。于是，经交涉日阎双方开始进行较高层次的接触。11月中旬，阎锡山派赵承绶到孝义县白壁关与日军山西派遣军（第1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进行了秘密会谈。赵承绶根据阎锡山于他临行之前所指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这四项原则，在会谈中要求日方先给山西军队装备30个团，所有武器、服装、粮饷及兵员均由日方供给。而楠山秀吉此行主要是试探阎锡山的意图，并未提什么具体条件，对于赵所提的要求，根据田中隆吉的授意，口头上完全答应并表示只要阎锡山“诚意合作，一切都好办”。

会谈后不久，日方即加紧了对阎锡山的诱降活动。12月间，日军主动将孝义县西之兑九峪、胡家窑、高阳镇、如来村等地，“让渡”给阎锡山的骑兵第1军接防，虽然在接防中发生了一点误会，但日方总算是有了一点“表示”，因而，1941年3月，阎锡山又派赵承绶偕同温怀光再到白壁关，与日方举行第二次会谈。临行前，阎对赵说：“如果对方把孝义让给咱，咱就可以解决一部分粮食问题。你可用‘联系更方便’为理由，尽力和对方交涉，我看可以办到的”（赵承绶：《我参与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情况》，《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第15页）。4月7日，日阎双方代表举行第二次白壁关会谈，最后，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一、日阎双方必须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二、离石—军渡（黄河东岸）公路以北地区，对共军之进剿，由日军负责；离军公路以南，汾阳、孝义以西地区，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可实行“会剿”。这次会谈后不久，日方即依协议中赵承绶提出的日军将孝义县城让给阎军接防的要求，于6月间，将孝义县城“让渡”给了阎锡山的军队。阎之骑兵第1军军部及骑兵2师师部，即进驻孝义县城。不久，阎锡山恐怕大力宣传他向日本人妥协投降，直接打他，为防备起见，又令赵承绶将第7集团军总司令部由隰县移驻孝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