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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山会议开始后，阎锡山并未直接把矛头对准，而是以“人群怎样组织对”为中心展开讨论，逐渐深入，逼近主题。他先发表一通议论，说：“人是有理性、有欲性、有精神、有物质的一个生活物，按吾东方文化，有的人价值甚高，号为三才之一、二五之精，人与天地合德，人为天地立心，惟其认人之本位如此其高也，故最尊从人道主义。……鄙见以为人群虽大，总之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能了解这一人之心理，皆可推知人群之心理”。“如何能使我之人群有好生活，而并使他人群亦都有好生活，此即已所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成已成物之谓也，过去圣哲对此持论，有所谓理想同者。如何而能实现之理想，如何而能得人世之天堂，是在吾令之研究耳”（《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70—72页）。并且，在研究方面，他提出“吾辈当放胆为之，不要管过去历史如何，不要管世界各国现象如何，只要在我们心理上研究真理”。对于讨论的问题还立了三条定例，即“一，这句话一定得对。二，这句话一定得有儿子。三，这句话一定得无父母。“所谓有儿子者，是指作一切的根据也。所谓无父母者，是可为最高的根据也”（吴文蔚：《阎锡山传》第一集，第162页）。同时，要求以他的“三一权衡论”为理论基础，即其所说的“如何叫做对？合乎理是对，什么叫做理？合乎人心同然就是理，能证明人心有所同然否？劫人货财，人皆恶之；济人饥寒，人皆善之；以天下为公，为天下得贤人，古今皆是之；以天下为私，为子孙争天下，古今皆非之。以此可以证明人心有所同然也”。“一因有一果，无因必无果；二因非一果，二因若一果，一果必含二因，其果必不符合其一因。分其因，析其果，仍是一因得一果。因为一，果为一；内有一，外有一，内外符合是真一，言得一则真，事得一则成，家得一则兴，国得一则存，子得一则亲，官得一则爱民，朋友得一则相恭。一事然，万事然，接物然，自处然。今然，古然，未来然。三一可权衡万事中”（《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第132页）。这样的研究方法和指导理论，由于是抛弃历史、不顾现实、也不考虑事物发展变化的研究，所以，它得出的结论绝对不会是什么真理，而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更何况，阎锡山召开进山会议的目的又是要按他的主观意志和思维方式，对大张挞伐的。

在阎锡山看来：“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劳动群众，故演出一个来，而之统治暴政，控制人民生产生活，有如洪水猛兽，形成的两个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类来说，应该产生一个适中的制度，以资幸福人类的生活，一面祛除资本主义之剥削，一面免遭之控制”，因此，进山会议是紧紧围绕着阎锡山规定的“人群组织怎样对”，这一中心议题展开讨论的，其实质就是否定在这两个主义后建立他所理想的社会制度。

阎锡山认为“资本主义与是两极的错误”，也就是说这两种社会制度都不对，这样“组织人群”不对，因为，在他看来，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劳动群众，所以“演出一个来”，而弊端则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这二者是“强人作圣贤，又强人作禽兽”。它“违背人性，反乎人情，不适合生产，不利于人生”。那么，他所说的“人类应谋求适中的制度”，这个“适中的制度”又是什么呢？对此，在讨论“人群怎样组织对”这一问题时，阎锡山认为，这是一个世界问题，要使人类谋求一个“合理的幸福人生的社会”，首先必须使国家富强文明，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法，这个做法就是“主张公道”。在他看来，只有主张公道，才能使任何地域、任何国家、任何人种，人与人、人与家、人与国、人与世界，处处公平合理，从而达到“大同世界”。而要达到这个“大同世界”，阎锡山认为，“必须先从生活上入手”。为了解除对农民的层层剥削，就需要“田由公授”，使农民劳动的结果，除国课外，全部归农民所得。以此类推，工人的资本，为工人最大之负担，这就需要“资由公给”，以使工者有其器，工人劳动的结果，除折旧外，全归工人所得。如此，农工生活改善，家庭富裕，人们便会有机会接受教育，知礼义廉耻，行孝悌忠信，社会才能“臻于安谧，国家便可富强文明”。

与此相关，在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中，阎锡山认为，资本主义之弊在“资本生息”和“金代值”。他说“所谓人群欲成于制度者何也？金银代值，资本生息是也。自金银代值资本生息以来，人皆贱布帛菽粟而贵金银，是以人皆不存布帛而争聚金银，舍耕织而专以淘金淘银是务矣！是可惜者，人民之务耕织者，亦为金银而耕也，非为衣食而耕织也。舍本逐末，未有若是其甚者”。由于人群欲之横流，所以导致人群与人群的互相战争残杀。如何去人群欲呢？只有“资不生息，信以代值”。“资不生息，骄奢淫惰者无所恃其为骄奢淫惰矣；金不代值，除必要之士农工商外，贱耕织而求美衣食者无所图矣”（《阎锡山年谱》（二），第539页）。为了既消弭“资本生息”和“金代值”的人群欲，又不致使“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弊病”发生，阎锡山提出了“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的主张，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劳享合一”，劳动多少，享受多少。因劳动得多就享受得多，就为会增加享受而勤奋劳动，这样，生产就会发达，国家就会愈富强。

在进山会议上，还就“人生与家庭问题”、“教育问题”、“政治问题”，以及“自然物问题”、“工业问题”、“商业问题”等，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得出了一些相应的结论。如在“教育问题”上，就提出教育须道艺并重，不可偏废，为此，要“打破机械教育，提倡心灵教育。打破资格教育，发达实用教育。打破‘委的’教育，实施源的教育。打破虚浮教育，发扬本面教育。打破课本教育，力行创造教育。打破欲性教育，普及理性教育”。“理性教育就是要以人格利益为体，以知识技能为用”，“欲性教育”则是“以知识技能为体，以资格利益为用”。“理性的教育制度，是为人群全体的，愈发达愈好；欲性的教育制度，是为个人自身的，愈发达愈坏。中国之能否达到真富强文明，教育制度，不可不注意及之”。在关于“政治问题”上，阎锡山对政治是什么，做了这样的解释，即政治在于“维持生活已有之幸福，增进生活未来之幸福”，“政治为人类共同组织，以求真富真强真文明也”，“政治为适于人类生活之方法与轨道，可促进日新月新，向前迈进”。“政治的责任在正民之德，厚民之生，利民之用”，“政治为完成人类共同生活之行为”，“为人类与国家施行公道之行为”等等（吴文蔚：《阎锡山传》第一集，第177——179页）。关于“自燃物”的结论是“土地公有私种。凡属农民生则自种，死则归公，产业既均，人欲亦遂，较之之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之大同制度，大有不同。施行之方法，虽待研究，公理应如是也。矿业公有公办，而兼私办”。关于“工业问题”的结论是“工业应有限制，除必须之大工业外，应偏重小工业，大工业应公办，小工业应私办”。在“商业问题”上，“商业应有限制，因资产既由公给，商业自应限制”（《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72页）。

从进山会议召开的社会背景，研究方法，指导思想的理论及其所讨论的诸多问题上，可以清楚，阎锡山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要建立一个既防止资本主义剥削，又避免“统治暴政”的“主张公道”的“大同世界”，亦即他所说的“适中的制度”。而他所说的“公平合理的”“大同世界”，就是“田由公授”，“资由公给”，使“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器”，“按劳分配”、“劳享合一”。正因为是这样的目的，所以，在讨论的诸多问题中，也就必然地要以此为出发点，围绕着如何建立这样一种“适中的制度”，经过讨论，来作出相应的结论来。有些问题的结论像教育问题，虽然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整个会议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所以，大部分结论也就不能不是错误的。如“经济问题”上的“资不生息，信以代值”。“自然问题”上的“土地公有私种”等，这是因为只要有阶级、有剥削存在，这种理想的“大同社会”就根本不能实现。中国古代圣贤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经历了几千年仍是一个难园之梦，更何况在资产阶级正以无比的疯狂和贪婪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进行残酷压迫剥削的现代，“大同世界”就更难以实现了。因此，阎锡山所谓的理想社会，尽管加了一点“按劳分配”的色彩，但它只是一种脱离世界形势和中国现实国情的、一相情愿的封建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对此，阎锡山从对现实的体验中，似乎也认识到了，1927年8月16日，他在对党政军各界讲“三民主义之真义”时，就说：“吾人欲求彻底之民生，就理论言，自非实行资产归公不可。此余所以民国九年在进山会议，特主张彻底排除民生障碍，非田由公授，资由公给不可。然事实与理论不同，理论原可彻底，事实强欲彻底，每遭失败”，“吾人改革社会，只当促人醒悟，不应以袭击报复之方法施之。且资产生息人群之欲也。人群欲基于人欲，无法舍人欲而生人，而人群欲必不能免，此故需吾人为之调节耳”（《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六），第41页）。

阎锡山明知他的理想社会不能实现，为何却偏要喋喋不休地向人们讲述？他的一句“促人们醒悟”道破了天机。原来，他所以在进山会议上向人们进行这些说教，就是为了让人们认识警惕在中国的蔓延，认识的危害。防止在中国的革命。还在进山会议期间，中国在上海诞生。对此，阎锡山相当警惕。当时会上有人认为只不过几十个人，不成气候，还说阎锡山过于敏感，在中国不可遭受的祸害。阎锡山则不以为然，他当即指出，“你们今天不注意讨论这个问题，将来必为所杀”。同时，由于他看到资本主义剥削劳动群众，已经“演出了一个”，并且引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因此，他在会上所讲的实行什么“田由公授，资由公给”，反对“资本生息”，“金银代值”，实际上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不致引起“过激行为”，因为，正如他在后来所说的“国民党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所以的革命，是要划分阶级；国民党的革命，最怕的是划分阶级。划分阶级，是国民党自杀的办法”（《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六），第60页）。

从阎锡山召开进山会议，以及他在会议上的种种言论来看，可以说，阎锡山作为一个政治家，在有关世界和中国政治的重大问题上，其政治的警觉力和洞察力是相当敏感，也是颇为深邃的。这在当时中国政坛上，能够像他这样的人物，也是少有的。同时，在这次会议上，由于种种原因，一些问题虽然尚未深入展开下去，但总的来说，这次会议可说是阎锡山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一次总动员，它不但基本奠定了阎锡山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反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而且在阎锡山统治集团内部营造并形成了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氛围。不仅如此，当时会上提出的一些观点，也为其后对这些观点的理论化、系统化，奠定了基础。20世纪30年代左右，阎锡山形成的《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土地村公有》等论著，即是由此“雏形”发展起来的。

还应当指出的是，在充分肯定进山会议的反动消极性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阎锡山对于中国社会现存的资本地租、高利贷等剥削行为及由此而将导致的严重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等社会政治危机，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而他在会议上所提出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和相关的种种主张，也正是为化解和消除这种社会危机，以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统治，进行的思想理论上的探索，换言之，也是其为改良现存社会弊端的一种努力。他的这些举措，虽然在当时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已然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是那样的不合时宜，不识时务，并且也被尔后的历史事实证明是根本行不通的，但他这种对社会的责任感，对本阶级的使命感，却是十分强烈的。他并非尸位素餐，庸碌无能，而是在其位，谋其政的。再就结合山西社会的实际来看，自进山会议以来，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十多年间，山西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虽然时有发生，但比较而言，却不甚尖锐激烈，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这其中的原因，固然与严密的政治网络对广大农村的控制，阎锡山各种政工组织对进步革命思想的有力钳制，以及阎锡山军事机器的强大震慑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阎锡山对限制剥削尤其是对农村封建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在舆论上的宣传和有关规定的制定，对“土地村公有”的尝试等，则也多少地起到了一些缓冲作用。

10、卷入军阀混战，左右逢源，在夹缝中求生存

当初阎锡山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是因为他还势单力薄，羽翼未丰，于是采取了这种以守为攻的策略。而当他借此养精蓄锐，聚敛内力，经过几次扩军，其军事实力大增后，便不再安分守己，开始放弃了“晋军不出省一步”的宗旨，加入了军阀混战的行列。北伐战争前，他先是联合段骐瑞、冯玉祥，响应孙中山，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出兵石家庄，阻止直军北上，接着又联合直系吴佩孚、奉系张作霖，攻讨冯玉祥的国民军，力图在求得生存的同时，还向外进行军事扩张。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得势，把持了北京政权，曹锟贿选总统，引起国人共愤，吴佩孚高唱“武力统一”，受到各军阀之抵制。在此形势下，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受到直系严重打击的奉军首领张作霖遂响应孙中山之讨曹宣言，与孙中山及皖系段骐瑞结为“反直三角同盟”，共同对付曹、吴。

1924年9月初，因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与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为争夺上海地盘而爆发的“江浙战争”，拉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帷幕。当齐燮元借直系孙传芳从福建进攻广东，企图推倒孙中山革命政府之机，向卢永祥的浙军发起进攻后，孙中山下令讨伐曹、吴，张作霖、段骐瑞通电援卢，并且，张作霖以援卢为名，派兵入关，向直系宣战，9月中旬，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