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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阎锡山的上述种种作为来看，应该说，既有其革命、进取的方面，也有其妥协、退让乃至反动的方面，不可一概而论，也不可以偏概全。阎锡山的进退，除了个人因素之外，当时他所处的客观环境，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之后，所作所为，总是想把中国社会拉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轨道，他的倒行逆施，势必要遭到仍保持着革命锐气的、一心要建设共和的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阎锡山对二次革命实际上所持的支持态度，及其在对外蒙分裂势力上所坚持的打击立场，正是其坚持共和，建设共和，坚持社会改革，坚持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积极反映。但是，由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反动势力仍相当强大，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有着不可克服的妥协性和两面性，因此，当封建势力联合帝国主义向资产阶级压来时，往往就会变得动摇妥协。阎锡山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员，这个阶级的属性自然在他身上不可避免。他对共和后的社会现实不满，想要变革、前进，可是又怕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压迫下，他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的屈服、妥协，就不难理解了。

阎锡山向封建势力的屈服、妥协，有些方面可以说是迫于无奈，有的则是比较自觉。尤其是对袁世凯称帝的劝进、资助，不能说不是对革命的背叛，对社会的反动。而他的这些屈服、妥协，尽管有着“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的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处于保住自己权位的考虑。可是，也应当看到阎锡山并没有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与金永沆瀣一气，也未完全投靠袁世凯，为虎作伥，有不少方面可以说，他也是在两难境地下的无奈选择。如果阎锡山只能伸而不能屈，不采用一些韬晦之策，那么，他就很难在这种纷纷乱世下，得以生存。而他一旦失去权位，山西的军政大权就会很快被金永完全控制，山西的许多革命党人将会遭到杀戮，山西的军队也将会在袁世凯的“整编”中，成为北洋军阀集团的一支队伍。而由于阎锡山的委曲求全，甚至是妥协，才使得金永、袁世凯的一些阴谋未能完全得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将，阎锡山的这些做法，对于“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在客观上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3、投靠段祺瑞，排除异己，独揽山西军政大权

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反对帝制的声讨中一命呜呼后，身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的段祺瑞，由北洋政府总参谋长一跃而成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实权。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其祖父曾是淮军首领，他幼时随祖父读书，后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毕业后又到德国学军事，学成归国后入北洋新军，是北洋首领中的唯一留学外国者，因其是安徽合肥人，在北洋各大派系中逐渐成了皖系的首领。

阎锡山与段祺瑞打交道还算早，那就是1911年11月7日，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害后的第二天，清政府派段祺瑞前往查办的过程中，阎锡山致段祺瑞一书，派常樾和与段祺瑞有师生关系的贾德懋，前去石家庄送与段，劝其能“一张吾义帜而媲美于古英”，但遭段拒绝。还有一次，是阎锡山率北路军返至忻州后，段祺瑞继袁世凯又给阎发来“勿攻太原”的电报。虽然如此，可他与段从未谋过面。只是到了民国初年，阎锡山才与段祺瑞见了面，并且直接交往的次数也逐渐增多。原来，段祺瑞进入北洋军之后，经多年之经营，全国督军、师、旅长，半数以上都是他的门生故吏，段祺瑞为此也曾十分自豪得意。阎锡山抓住了段祺瑞“好为人师”的这一心理，在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后，便于1913年奉袁世凯之命进京谒见袁时，首先具了门生帖子，拜见段祺瑞，三跪九叩行了拜师大礼。在谈话中一个一个老师，极尽恭维。阎锡山既作了自己的门生，段祺瑞就给予了阎不少照顾。在袁世凯面前替阎锡山说了不少好话。袁世凯对于与同盟会有瓜葛的各省都督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对阎锡山自然也不例外，而段祺瑞则向袁说：阎锡山虽然参加过同盟会，但是绝对靠得住的。阎锡山能保得住山西都督一职，固然与他对袁的逢迎讨好有着很大关系，而段祺瑞对他的力保，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段祺瑞的得势，显然对阎锡山是颇为有利的。

袁世凯在世时，阎锡山对袁相当畏惧，1913年袁世凯传见阎锡山，要对阎考察，阎接电后即偕赵戴文、张树帜等一同进京。在谒见袁之前，他曾对从随说：“此次去见，凶多吉少，如我进去时间太长，你们要小心探问”。这次谒见，阎锡山十分紧张，应对袁的提问时，曾汗流浃背。返回住所后，当赵戴文等问他对袁的印象如何时，他说：“真是可怕”。他“气色严厉，态度凶恶”。从这里，不难看出阎锡山对袁世凯是多么的畏惧。但是，袁世凯一死，阎锡山便觉得再也没有畏惧之人了，改变了他过去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睡大觉的做法，准备发奋称雄，励精图治起来，想把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

首先他从金永头上开刀。阎锡山对金永的胡作非为，早就忍无可忍，只是碍于金永有袁世凯作靠山，表面上隐忍不发，而袁世凯死后的次日，阎锡山便派亲信周玳带队去抓金永，双方竞兵戎相见，几乎大动干戈。阎锡山所在的将军府附近之鼓楼街与金永所在的皇华馆巡按署，都架起了大炮准备开火。太原城内居民见战端即开，惊慌不安，后经解荣辂诸人奔走调停，才未酿成大祸。金永虽作挣扎，但见自己的靠山已倒，势难再在山西立足，只好离去，阎锡山知道金永与徐世昌关系密切，为给自己以后在政治上留有余地，还派人护金离晋。

接着，又将沈铭昌、孙发绪相继赶走。当山西巡按使金永离去后，总统黎元洪又恢复旧制，改“将军”为督军，改“巡按使”为省长。阎锡山一直想由自己兼长民政，以使军政大权集于自己手中，可是，北京政府却委任了个沈铭昌来任山西省长。袁世凯在世时，按法律规定，各省“民政长由大总统任命”，阎锡山也无可奈何，而袁世凯一死，阎已无所顾忌，所以，北京政府对沈铭昌的任命一出，他便指使山西民意机关省议会炮制提案，极力反对沈铭昌署理山西省长。在阎锡山的排挤下，不数日沈铭昌就被迫离开山西。1916年10月7日，北京政府不得不改任孙发绪为山西省长。阎锡山自然很不甘心，于是，他凭借已经掌握了省议会议员中的多数，以及议长杜上化的支持这一有利形势，利用督军团会议中一个对孙发绪不利的材料，大做文章，借故攻击，因此，上任仅半年多，1917年6月5日，孙发绪也被迫离职。当时，正值“府院之争”激烈之际，乘北京政府无暇顾及山西之机，阎锡山便以护理（代理）名义，擅刻印信，自兼了山西省长。

阎锡山为把山西军队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把金永逼离山西，掌握了有30多个营的警备队后，即把矛头对准了黄国梁。当时黄国梁任督军府参谋长、第十二混成旅旅长。金永在晋时，阎锡山为表示自己庸碌无能，曾把军事上的许多事情交于黄国梁办理，以致在山西军界造成了只知有黄，不知有阎的现象。同时，阎锡山为避袁的猜忌，还主动裁减山西军队，最后只剩下了黄国梁的一个旅。但是，袁世凯死后，黄国梁不识进退，仍像以往那样跋扈，不仅对阎锡山不加尊重，阎锡山要他办的一些事，只要他认为不行的，无论阎锡山如何嘱咐，总是予以回绝，而且还想扩大自己的军权。他曾召集其秘书、参谋等拟订了一个扩军计划，要把1个旅扩充为1个师，计划制定得很详尽，只剩下把师长填上黄国梁三个字了。再加上黎元洪的代表金筱陶到太原后，就住在黄国梁家中，这又引起了阎锡山的猜疑，认为黄与黎暗中勾结，因此，当黄国梁的扩军计划送到阎锡山那里后，阎锡山终于忍无可忍，“立刻怫然变色，把计划仍在地上，拍着桌子喊道‘绍斋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这样，干脆这个督军就由他当好了，何必还用我作傀儡呢！一点小事他都从来不听我的话！’”接着便把秘书长贾景德找来，拟了一个电报，以“黄国梁独断军事，虽无叛逆事实，实已迹近骄横，军人如此，国家纪纲，尚复何在”为辞，电请北京政府撤消黄国梁的职务。电报拍发之后，阎锡山又立刻把宪兵司令张达三找来，交给他一道“黄国梁着即免职，限即日离开太原”的手谕，并当面吩咐张达三，一定要监视黄国梁明天早车离开太原，并不得与军官们见面（周玳：《阎段勾结的一出丑剧》，《山西文史资料》第8辑，第4页）。张达三受命后，当即派出一连宪兵，包围了黄国梁的住宅。在此情况下，黄国梁只好于第二天一早乘火车离开太原，去北京另谋出路。黄国梁离晋后，所遗旅长职务，由孔繁蔚代理。

继而，又解除了董崇仁的晋南镇守使一职。由于董崇仁与袁世凯关系非同一般，阎锡山曾让董崇仁去北京袁氏那里为他活动过，所以，阎锡山从忻州返回太原复出都督后，即主动推荐董崇仁做了晋南镇守使，而袁世凯死后，一方面董已无可利用，另一方面是董面对晋南的反阎势力，“作风和缓”，“不加过问”，这不能不大拂阎意，因而，阎锡山遂以“不交截旷”为名，将董撤职，另委张培梅任了晋南镇守使。

不久，又收了孔庚的兵权。孔庚原来是吴禄贞的中校参谋，燕晋联军失败后，投到山西，阎锡山先是委任其为朔方兴讨使，到包头后又委为山西陆军第一师师长，驻在包头，因其用日本武士道精神训练军队，激起兵变。兵变时，军需正在他房间里打算盘算帐，孔嫌吵人，便躲到别的房间里，变兵冲进后，将军需当作孔庚，连开十几枪打死军需，孔庚侥幸逃脱。回到山西后，阎锡山又调其任晋西镇守使，不久改为晋北镇守使，驻守大同，拥有一个混成旅的兵力。孔庚为阎积极效力，阎锡山对孔也颇为信任。可是，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他却与阎锡山相左，阎锡山怕袁世凯产生误会，迁怒于己，要将孔庚免职，并电呈袁世凯请罪。孔庚一怒之下，离开山西。袁世凯死后，孔又回到山西任晋北镇守使。但阎锡山已对他不信任了。为了解除孔庚的兵权，阎锡山曾导演了一次试探性的活动，以“大同驻军异动”为由，派赵戴文前往探究，尽管这次没有试探出孔庚有什么“异动”，但阎去孔之决心已下，于1917年8月将孔庚免职，委赵戴文暂代晋北镇守使，继由团长张树帜充实。孔庚被夺权后，只身走出，上了北京，投奔到大总统黎元洪门下。

阎锡山排除异己的活动进行得还算顺利。袁世凯死后，金永、董崇仁失去了后台，而沈铭昌、孙发绪又无什么背景，他们被免职后，尽管心中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可是，在强大压力下，被迫离开山西的孔庚、黄国梁并不善罢甘休，他俩的折腾与黎元洪的支持，几乎使阎锡山载倒，只是由于阎锡山的恩师段祺瑞从中斡旋，才使阎锡山躲过一劫。原来，孔庚第一次离山西后，便跑到与他有老乡关系的大总统黎元洪那里，与黎元洪的所谓“四大金刚”金永炎、哈汉章、黎澍、丁佛言，在黎的面前极力揭发阎锡山的劣迹，并且，孔庚还计划与黄国梁里应外合，取阎锡山而代之。为此，黎元洪秘密派代表金筱陶去太原，住在黄国梁的公馆里。对此，阎锡山并非不知，但他却不动声色。黄国梁被免职后，孔庚原先与黄里应外合的计划落空。及至孔庚被免职来到北京后，他与黄国梁更加紧了倒阎活动。加上“四大金刚”的怂恿，黎元洪为了限制与段祺瑞关系甚密的阎锡山，并把处于京畿之内的山西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巩固总统地位，决心用调虎离山之计把阎锡山调到北京，然后由黎秘密派遣孔庚与黄国梁二人回到太原，只要他们一到太原，黎元洪就明令发表黄国梁为山西督军，孔庚为山西省长。这时阎锡山远在北京，要想反对也就措手不及了。假如这个计划成功，阎锡山将会彻底垮台。

可是，似乎阎锡山命不该绝，黎元洪的这个计划被徐树铮在国务院听到后，私下报告了段祺瑞。段念师生之谊，忙把阎锡山找去，先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并给他指出一条明路，叫阎锡山即日化装悄悄离开北京，间道回太原。只要阎锡山一到太原，黎元洪就不敢冒昧动手了。段祺瑞替阎锡山计划得十分周到，叫他明天一早乘坐京汉路车离开北京，到新乡，换坐道清铁路到清化，过王屋山，然后从旱路赶到太原。阎锡山回到驻地后，即把他的计划向周玳等随行人员讲了出来，不过他觉得还是坐京汉车到石家庄换石太车回太原比较迅速可靠，决定第二天早晨坐京汉路的慢车动身。为避免自己在上车时引起他人注意，便拿出400元大洋交给周玳和陈效愚，让他俩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车站，把扬旗手和火车司机疏通好，叫火车开到扬旗地方时尽量开慢点，让他能够设法上了车。同时，叫周玳等四人在他走后不要出门，总统府派人来找他，就推说他病了，如果总统府派人来看他，就撒谎说到哪家医院看病去了，总之要想尽办法，把他们支吾过去。第二天，阎锡山按原定计划而行，经过化装，在周玳的帮助下上了火车，回到太原。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上映了“金蝉脱壳”之计。阎锡山回到太原后的两天，给北京的周玳打电话，让他给总统府打了一个电话。随后，周玳等人便离开北京，动身之前，赵戴文还到段公馆跑了一趟，面告段祺瑞，阎督军已按他的指示回太原了。阎锡山一回太原，孔庚等人的计划，就又落了空（周玳：《阎段勾结的一出丑剧》，《山西文史资料》第8辑，第6-7页）。

在这次变故中，阎锡山有惊无险，完全得益于段祺瑞的帮助。段祺瑞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师生之谊，更重要的是，在“府院之争”中，阎锡山完全站在了段祺瑞一边，支持了他的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