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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七月欧战爆发，中国宣布中立，日本乘间攻占青岛，进兵山东，并于四年一月十八日提出二十一条件，举国闻之，咸表愤慨。然日本于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之后，袁“总统”于九日接受，并于二十五日与日本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协约。本来日本久已蓄意侵华，我在日本留学时，日本小学中即以“我ガ满洲”教其学生。民国建立以来，欺侮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更以日俄英三国为首，日俄两国暗订秘密协定，划分日本之势力范围为内蒙与南满，俄国之势力范围为外蒙与北满，英国对此亦予承认，以换取其在西藏自由行动之密契。这种种侵略行为的加诸中国，一言以蔽之，乃国人勇于对内，不图自强，有以使然。“弱国无外交”，实在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我于四年二月应袁总统之召赴京述战，此时正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不久之时，我见总统秘书长梁士诒时，梁对我说：总统准备三年后打日本，著我主财政，唐质夫（字在礼）主军事。”我复询诸唐，一如梁言。我对梁、唐都说：“兄等应该劝阻，不可将总统促居炉火。”他们虽同情我的看法，但他们以为内里的人不好说话，最好由外边的人说。我当时并不是不同意抗御外侮，认为打日本须有能打胜的力量，否则轻言实足以招损。

我见袁总统时，曾特地向他陈述：我们应以备战而止战，以强兵而睦邻，万一因国家权利不得已而决裂，须切实有战胜他国之把握。战胜之要，不外完全之物质与良好之精神，前者可操战胜权十分之三，后者可操战胜权十分之七。所谓完全之物质，极重要者厥为二事：一为军械制造之进步，一为征兵制度之实行。尤其征兵一事，今世大陆诸国容有征兵而不强之国，断无不征兵而能强之国，盖非此不足明养一兵、暗收十兵之效，以故百政可缓，惟此为急。至实行手续则不妨渐进，且不难在军政机关之举措，而难在民政机关之筹备。民政筹备必须配合国民教育之普及，国民实业之发达，地方警察之健全，地方自治之实行，官吏职任之专一等。所谓良好之精神，就是要养成最后五分钟之精神。此精神由人民忍苦耐劳之体力与舍生就义之心理合组而成，此二者之锻炼在军中，其所以能受此锻炼之素养，则在民政。民政方面如何完成此良好之精神？一在国民武德教育，一在社会尊军风尚。精神物质，兼营共进，军力方可日强，国力方可日固，无论攻守，始能操必胜之左券。他听了之后，嘱我写一文件提出。我回晋后即本我的主张写了一个军事问答，送呈采择。

我此次晋京见袁为第三次。在我第一次晋京见袁时，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对他说的话他先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话，使人再无可言。他这样做的用意，无非是为使人佩服他处事的才智，实则被见的人会感到他是玩弄政治的手段，缺乏谋国的诚意。我辞出之后，谷如墉、贾书堂等几位老先生问我对袁的印象如何？我说：英雄有馀，治国不足。后来听到有人说袁氏内衣有很多口袋，分装内外各方重要资料，对谒他的文武大员，在见面以前，就会从这些资料中预猜要说些什么。由我的亲身体验中，这话亦不无可信之处。

民初，山西有一个大国民日报，有一天的社论为“袁世凯阎锡山厥罪维均”，不几天接到北京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的一封公函说：奉谕着将山西大国民日报查封。我答覆他说：此报日日骂我，今更以大总统与我并骂。如仅骂大总统，我当遵命查封。我少年当政，此报不断骂我，可以使我自警，更可借以警惕推翻满清有功人员，盖不少有功人员不免因恃功而骄，不守秩序，武断乡曲，若无此报，彼等更无忌惮，请转禀大总统鉴谅！

附：孙中山先生于太原训示六则

一、建设时代要比破坏时代加倍牺牲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九日上午十时在太原各界欢迎会演讲

今天兄弟初次到晋，蒙诸君欢迎，实深感激！

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分，然屡次失败，满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然古今来破坏甚易，而建设甚难，今日五族共和，天下一家，建设方法非各省联络一气，同舟共济，万不足以建稳固之基础。况共和虽已成立，而列强尚未承认，危险之状，纷至沓来，是全在我四万万同胞，奋勇直前，不避险阻，不争意见，不尚权利，不分畛域，方可以达到真正共和之目的。

溯自前清入关以来，其第一政策，即以破坏团体为目的，故令各省自为风气，不相统一，久之遂成为一种习惯。厥后留学日多，省界之见，渐渐融化。而又日受外人之激刺，始知团沙之势，不足以恃，于是联络一气，共策进行，始能有今日之良好结果。兄弟甚望我同志坚持此志，不少变更。盖中国现在时势，尚在危险时代，如各自为谋，不以国家为前提，无论外人虎视眈眈，瓜分之祸，危在眉睫，即使人不我谋，而离心离德，亦难有成。是中国欲建巩固之国家，非大众一心，群策群力，不足以杜外人之觊觎。然此种境遇，非从心理入手不可。必人人将旧有思想全行消除，换入一副崭新思想方能成功。即如政治革命种族革命，皆系共和未成以前之名词。今民国成立，目的已达，须将此种旧思想扫除净尽，才可以谋建设。

盖今是共和时代，与不同，从前皆依政府，今日所赖者国民。故今日责任，不在政府而在国民。必要我四万万同胞一齐努力，方可以造成共和自由幸福。且今日幸福虽人人皆知，而幸福真谛，究竟尚未达到，此时不过有幸福之希望而已。但既有此希望，即须以此为目的，务必达到而后可享真正幸福。所以当建设时代，还要牺牲个人，为大家谋幸福。譬如破坏时代，要牺牲性命，今日建设，也要牺牲，且要比从前牺牲加倍。如不能牺牲性命，不能牺牲权利，则真正自由之幸福即万万不能到。所以兄弟今日甚望大家努力前进，勿谓破坏时代须牺牲性命权利，建设时代即可不必。此是兄弟今日之希望，我同胞其加勉之！

（《民立报》民国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二、吾人必牺牲目前小利以求将来之幸福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九日在太原商学界欢宴会演讲

前在日本之时，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画，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掣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迅疾告成也。革命虽成，而吾侪不能暇豫以处，天下事往往破坏易，而建设难。今日最要之事，乃各省当统一是也。晋省于民军起义之际，即立此好榜样，则今于令中国重行建立之事业，亦当为各省模范，庶民国数月以来，外患迭生，险象阴伏，消灭于无形。各省急当消灭意见，联合为一。推各省意见之深，大约系有奸人从中播弄，以阻各省之联合以图遂其阴谋。留学海外之学生，对于中国早具一种理想，如能以各民族合而为一，则可称雄地球。故归国后咸宣扬此说之真理。凡在旧政府所蕴之心理，处今时代，悉当屏除。革命非即能使中国富强也，不过借此过渡，以达彼岸。吾人必牺牲目前私利，而求将来之幸福。

（《民立报》民国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三、当前急务在实行民生主义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九日在山西同盟会演讲

兄弟此次到山西，承诸同志欢迎，感谢无已。民国成功，乃吾人良心所创造，同盟会不得居功，然同盟会固尝提倡于前。现破坏告终，建设之事较破坏尤难且大，非合大多数人才，同负此责不可。故近已联合各党，并为一国民党。因各党政见与同盟会大致相同，政纲第一条，国家平民政策，即实行民生主义手段。得此最强健之政党，建设不难完全进行。是同盟会即国民党，山西自今日起，亦可改为国民党。

我辈所抱三大主义，为民族、民权、民生。今五族共和，建立民国，民族、民权两层已经达到目的。今日所急则在民生一层，从不暇讲此，今则不可再缓。因现在世界上机器发明，资本家可不劳而代千万人之力，以致全国财货尽归其手。彼恃其财力，不惟足以压制本国，其魔力并可及于外国。即如正太路，以一机器之力，而使无数骡马全归无用，其明征也。实业发达，世界财力悉归少数资本家之掌握，一般平民全被其压制，是与政府何异？吾辈因不甘一种民族压制，故有民族革命；因不甘政治不平等，故有民权革命；今坐视资本家压制平民，而不为之所急，岂得谓之平等乎？在昔欧美革命之初，机器未发明，民生主义尚非所急。今机器盛行，我国此次革命成功后，若不预为防范，将来社会上必生种种不平等。迨至欧美资本已成而始为之计，则其难不啻倍蓰。美国大“总统”某氏，曾恶资本家，以大“总统”之力抵制之，卒未有效。其较政府为尤烈，良堪危惧。我国何可不预为防之？譬如人身预讲卫生之术，则病不生，若至病生始言救治，其苦难有不堪言者。民生主义即卫生主义也。惟今日讲民生主义，可以不用革命手段，只须预为防范而已。此其与欧美不同处，但机会却不可失。

昔吾党宣言有平均地权一层，即为民生主义第一件事。此事做不到，民生主义即不能实行。吾人非地不生活，而地又为人人所共有，故必地权平均，而吾人始能平等。地为百货之源，物莫不由地生者。土地、人力、资本（即机器）为营业三大要素，而土地为尤重。平均之法，人多误会为计口授田，若古井田之法，则大不然。此在未开化时代尚可行之，而在今日绝不适用。今平均地权有一最善、最简之法，即按价收税而已。盖同一土地而因异其所在，其价值遂大相悬殊。在时代，按地征税，今则按价征税。价重者税亦重，所负担并不加重，而价轻者税亦轻，得享平均之利益，至公平也。且繁盛之区所得重大之地价，非由地而生，实因交通种种发达而得此结果，则此功劳当归社会，不当归地主明矣。上海市地前值数十元，今忽涨至数十万元不等，此利益岂市人所当享有？岂一地主不劳而可坐致耶？故重价之地必完重价之税，始得为平均也。建设最大者莫如交通事业，交通既便，广东、山西数日可达。然于铁路未成以前，须预筹平均地权之法，而后于民生有利益。因铁路所至地价必增，有地者得利，无地者死，受害多矣。资本家得以贱价购地，垄断其利，穷民又何利之有？故乘此革命大变动之际，土地必须有换契之举，政府可藉调查地价，布告全国，实行地价税法。其地价多寡由所有者自为报定，将来政府公用征收，即按所报之价而付与之。地主惧异日收买之吃亏，自不肯以多报少。而既按地价征税，亦必不肯虚报重价，致目前重其负担。如此，则所报地价不患不公平矣。

至土地国有一层，亦非尽土地而归之国家也，谓收其交通繁盛之地而有之耳。美国纽约地租，每年美金四万万，俱归地主私有。中国将来发达，全国得二十个纽约，亦未可知。既为民国，则国家所有亦吾人民所有，亦何惮而不为之。以中外资本为全国铁路，四十年后尽收为国有，每年可得十五万万，此按二十万里铁路计划而言。美国土地较小于吾国，铁路至八十万里，吾国将来铁路尚不止此，在吾辈毅力何如耳。现在中国之困，只在一穷字。数年后民生主义大行，铁路、矿产及各种实业俱能发达，彼时将忧财无用处，又何患穷哉！所谓教育费、养老费皆可由政府代为人民谋之，夫然后吾党革命主义始为圆满达到，中华民国在世界上将为一安乐国，岂非大快事哉！

（北京《民主报》民国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四、山西赞助共和之功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九日在太原阎都督欢宴会演讲

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须首推山西阎都督之力为最。今非享福之时，尚须苦心建设十年后，方可言享福。文捐弃一己权利，为谋四万万同胞幸福。

（《民主报》民国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五、军人的责任即在国防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日在山西军界欢迎会演讲

去岁革命成功，全赖军人之力，方今维持民国，亦须赖我军人。军人责任即在国防一方面，因二十世纪立国于地球上者，群雄争逐，未能至于大同时代，非兵力强盛不能立国。是立国之根本，即在军人。今幸与山西军界同人相见一堂，愿与诸君研究现在列强之大势。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军人既负国防责任，对外责任即不能不研究。外国之大势，英、德、法、美虽强，势力尚未能完全及于东方，其与我国国境毗连者厥惟日、俄。日本有二百万陆军，战时可出兵一百万，俄国有五百万陆军，战时可出兵三百万。近者两国连络，对于蒙、满颇具野心，已视为其国之范围地，甚为可虑。量我兵力不及两国之强，一时颇难抵抗。但日本人口不过五千万，俄国人口不过一万万三千万，合两国人口不足两万万。今我民国有四万万人，兵数不过百万。夫兵之原素为人，中国如此众多原素，将来练数百万兵决非难事。即以现势而论，如能筹备完善，以客我形势论，尚可抵抗两国。在政府方面，原可以外交消祸患于无形，然非兵力完足，不能为外交之后盾。此等责任，即在诸君身上。

今日告诸君有两事：第一存心，即军人当存一与国存亡之心。即我辈军人不愿中华民国亡，中华民国就可以不亡。诸君人人皆能以国家存亡为一己之存亡，何忧外患！第二学问，中国在前清时代，对于日、法战后所以失败者，在军事学问之不足。即以日、俄战后论，辽阳、奉天之役，俄兵实三倍于日兵，独因组织不完全，预备不周到，不能一致行动，卒至失败。所以军学最要，所以兵不在多，如能组织完全，预备周到，则可以百万人敌三百万人而有馀。

……此次到山西，见山西煤铁甲于天下。方今为铁钢世界，有铁有钢可以自制武器，即能争雄于世界。兄弟拟在山西设一大炼钢厂，造制最新武器，以供全国扩张武备之用，要求军界诸君赞成。

（北京《民主报》民国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六、共和国体与国体不同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日在山西实业界学界及各党派欢迎会演讲

兄弟此次来晋，受各界欢迎，得与吾晋父老兄弟欢聚一区，兄弟极荣耀、极喜欢的，兄弟略说数语为诸君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