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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谓的“陈独秀问题”

所谓“陈独秀问题”，实际上指的是陈独秀的历史评价问题。这个问题牵延数十年，成为党史研究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从1921年中国创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陈独秀连续五届当选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成为中国历史上连选连任届数最多的最高领袖。

在陈独秀领导中国的五届期间，党经历了初期成长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以及惨烈的大革命失败。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先后为革命献身。

但是，1927年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维护当时党的团结，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对于陈独秀的评价，也有它严重的历史局限性。这些决议以及胡乔木1951年根据这些决议所写的《中国的三十年》、党的一些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给陈独秀扣上了“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等九顶帽子。因为九顶帽子压身，又株连到对陈独秀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和创建中国的历史功绩的不公正评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理论界遵照党的实事求是传统，重新考察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随着历史事实的一个个澄清，那些加之于陈独秀头上的帽子一个个地摘掉，对于五四时期和建党时期陈独秀的历史功绩，也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二、还原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历史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前，虽然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并被认为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对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还是给予充分肯定，在1942年、1945年先后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1942年3月30日，在《如何学习党史》的讲话中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1945年4月21日，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作《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又说：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的上述两次讲话，第一次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具体指的是五四运动。第二次讲话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则不仅是指五四运动本身，还把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及中国的成立都包括进去了，即陈独秀不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还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的成立那个时期的总司令，时限比第一次讲话更宽，评价也比第一次讲话更高。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对陈独秀五四时期历史地位的评价出现了曲折的复杂的变化。

1951年出版的华岗所著《五四运动史》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俨然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自居，但实际上他是以一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资格登场的”，领导新文化运动的责任“不得不落在当时代表人物李大钊肩上，以及在当时以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登场，但后来终于发展成为战士的鲁迅肩上”。另外，为庆祝中国成立三十年由胡乔木撰写的《中国的三十年》一书，对陈独秀五四运动时期的评价，与上面所述大致相同。

1954年12月2日，人民出版社在给中央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指出，当时他们与《中国青年》编辑部、马列学院等单位在编辑有关五四运动资料时，不知道如何处理陈独秀的有关文章，四川武隆县委宣传部甚至来信责问“为什么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一书中还选有革命叛徒陈独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为此，请示报告提议：“有关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陈独秀)，有关的历史资料可以选录他的一部分有影响的论文，但是应有适当的批判，或加注说明他在当时的作用和后来叛变革命的行动。”这个报告的语气，已经完全是把陈独秀当做“反面人物”了。

另外，新中国成立后同志对陈独秀评价的变化，对于评价陈独秀五四时期的历史贡献，起了很重要的导向作用。1955年1月，在《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在谈到如何纠正一些党内同志的错误时说：“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无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

的上述讲话，虽然不是讲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但痛斥陈独秀为“大叛徒”，将陈独秀与张国焘、高岗、希特勒、蒋介石、沙皇并列而言，如此强烈的倾向性，不可避免地在错误评价陈独秀政治地位的同时，对陈独秀五四时期历史功绩的评价起到了降低作用。

于是，此后至改革开放，关于五四时期的历史记述出现了“五四无陈论”的状况。台港学者强调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我们则强调李大钊和鲁迅。在那个时期，由著名学者胡华撰写的作为高校教科书普遍使用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一般不提陈独秀，只提李大钊，有的仿照的做法，再加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

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气氛中，1961年出版的国内权威工具书《辞海》，在“陈独秀”条目中，只字不提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而在短短的不足200字的介绍中，充斥着“鼓吹”、“投降主义”、“勾结”、“反党”等字眼，显然是把陈独秀当做反面人物来介绍的。

一些学者由于在具体论述中不能回避陈独秀的历史作用，纷纷遭到批判，在“文革”中更遭到“触及皮肉”的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打破陈独秀研究禁区，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国内学者在有关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一批重要文章，提出应该肯定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据统计，1979年全年在《人民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和复旦大学学报等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研究陈独秀的论文有60多篇，其中评价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就有20多篇。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在1979年修订的《辞海》中得到了体现。其中“陈独秀”条目有这样与以往不同的表述：“由于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名声，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领导者地位，但点出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影响，在当时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在1945年4月21日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党报向人民大众披露对陈独秀的正面评价，为客观研究陈独秀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随后，对五四时期陈独秀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有学者大胆提出：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通过创办《新青年》发动起来的，陈独秀通过在组织上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而领导了全国的新文化运动，鲁迅当时是一位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领导下“听将令”行事的优秀战士。

1989年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性陈独秀学术研讨会，会上对陈独秀五四时期的重要贡献作了进一步肯定。同年修订出版的《辞海》，再次吸收了学术界、理论界的研究成果，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之后，“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的提法开始见诸报刊和著作之中。

进入21世纪，“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提法开始得到广泛认同。

2001年，为纪念中国成立80周年，《北京青年报》开辟专栏介绍80位重要党史人物，介绍陈独秀的文章标题就是“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2002年出版的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的《党史札记》中，有一篇《讲科学反迷信是党的传统：五四时期》，其中明确指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后来成为建党初期领导人的陈独秀，就是一位用科学反对迷信的冲锋陷阵的战士。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杂志，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也是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指挥所。”

此后，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观点逐步被各界人士接受，并且反映到各种党史、现代史著作和文艺作品中，甚至中小学历史复习题中也出现“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填充题，正确答案当然是“陈独秀”。

三、关于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历史地位

五四运动为中国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恢复陈独秀“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历史地位，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重新评价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历史地位问题。

但是，同样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在陈独秀建党中的历史地位问题上，出现了和否定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历史地位一样的不公正评价。

1951年出版的《中国的三十年》，是这样描述建党时期的陈独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中间以中国急进的民主派著名；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其中“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至关重要，让人感觉当时党是选错了自己的领导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高校教科书普遍使用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不但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一般不提陈独秀，只提李大钊，而且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只讲李大钊和，闭口不提陈独秀。《中国革命史讲义》甚至说在1920年“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当写到一大不得不提到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时，说“他以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而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被选为党中央领导人，是由于“党在初创时的幼稚所致”，说明那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政治氛围日益“左”倾，不但不承认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基本功绩，还对陈独秀进行错误的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还开了一门“陈独秀批判”课，并于1958年出版了《陈独秀批判》一书。在错误的批判中，陈独秀的建党功绩不但被抹杀，还被指斥是“混入党内”，“窃取了党的总书记”等等。

在史无前例的“**”中，是非颠倒，黑白不分，陈独秀不但成为“十次路线斗争”中“第一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还在“评法批儒”中被说成是“尊孔派”加以批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对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历史地位问题开始进行重新研究和评价。

1979年是陈独秀诞辰10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爆发60周年。在一系列的纪念五四运动和陈独秀问题学术研讨会中，不少学者打破禁区，开始肯定陈独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等方面的功绩。有的学者指出：“陈独秀能够成为中国的创始人之一和总书记绝不是偶然的。他对中国的成立，在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培养干部等方面，都作了很大的贡献。那种认为陈独秀一贯错误，靠名声欺骗群众才当上总书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1980年3月，邓小平在与有关同志谈《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时，提出不要再提路线斗争，并说：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1981年7月，邓小平在陈独秀墓地的有关资料上批示：“陈独秀墓地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委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修墓，并望报中央。”同年8月18日，在建党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萧克将军讲道：“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还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即便他后期犯了投降主义及开除出党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会上，萧克将军在谈到建党问题时说道：“不久前看纪录片《先驱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在创党的镜头中，一出现就是李大钊。然而，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创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萧克将军还特别提出：在党史研究中，要“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1982年，陈独秀家乡安庆市整修陈独秀墓的请求得到中央批准和专门拨款。

党中央和老一代革命家对陈独秀态度的转变，对陈独秀研究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