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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如何强调理、气是不能分的，离开气也就无所谓理，然而归根结底，他认为理是根本，是决定事物之所以为事物的根据。也就是说“理”是第一性的，是具体事物的模式，具体事物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塑造的。这里，朱熹把整个世界根本颠倒了。根据他这种“理在事先”的理论，不是从客观具体事物的关系中，引出事物的一般原则，一般原则不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的，相反，具体事物倒是由一般原则决定的，是根据一般原则而产生的。这种先于具体事物的一般原则“理”，朱熹又把它叫做“天理”。称之为“天理”，无非是强调“理”是最高的、绝对的、永恒的和必然的。

朱熹所谓理一分殊，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他自己有时有不同的说法。有时似乎他所说的是指普遍的理与特殊的理之间的关系，然而，实质上是指太极与万物之间的关系。

他说：“自其末以缘本，则五行之异，本二气之实，又本一理之极，是合万物而言之，为一太极而一也。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中各有一太极。”又说：“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这种关系不过是唯心主义者头脑中虚构的产物而已。“理一分殊”的说法，其错误在于他把虚构出来的最一般的理即所谓太极，安置到每一个具体事物之中，作为每一个具体事物存在的依据，这样就把观念的东西当做事物的存在根据，把精神的东西说成是第一性的了。

朱熹讲“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曾引用佛教的观念，以“月印万川”为比喻。天空中只有一个月亮，照在每一条河流的水中，每一条河流中都可以看到一个月亮。

全宇宙只有一个太极，而每一个人，每一个物中，也有一个太极。每一条河流中的月亮是一个整体的月亮，并不是月亮的一部分；同样，每一人每一物中所有的太极也是全体的太极，而并不是太极的一部分。朱熹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事实上是他受了佛教的影响。佛教的华严宗大讲“一即一切”的唯心主义观点，禅宗也有类似的思想，朱熹所引的两句话就出于禅宗玄觉所作的《永嘉证道歌》。朱熹强调太极是理，他说：“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

他承认正反两方面的交互作用是变化的原因。但他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形而上学的，他截然区分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理与气、道与器，认为理是永远不变的，他的体系正是发挥“天不变，道亦不变”观点的形而上学体系。他承认事物的对立性，正是为了论证封建社会的等级差别的必然性。

朱熹也肯定了对立的普遍性，他说：“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当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独阴，必有阳，不能独阳，必有阴，皆是对。这对处不是理对，其所以有对者，是理合当恁地。”这是他对于程颢所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的发挥。

他又提出“独中又自有对”的论断：“一便对二，形而上便对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对。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二又各自为对。虽说无独必有对，然独中又自有对。”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而一物之内也包含对立，这就是内在的对立。但他所讲的对立，都是静止状态的对立。在他看来，对立面相互对峙，并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朱熹也同意张载“两故化”的学说。他说：“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两而后能化。且如一阴一阳始能化生万物，虽是两个，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尔。”

朱熹还认为，一切人、一切物都是理与气所构成的，人物禀理以为性，禀气以为形。他说：“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人物的本性是从理来的，人物的形体是从气来的。又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而理存焉。”朱熹这里说思虑营为，都是气的作用，这就是说心也是气的作用。程颐断言理即是性也即是心。朱熹却受了张载的影响，认为心与性有区别。张载认为，性是本来就有的，心却是后来才有的。朱熹也认为心性虽有密切关系，但应区别开来。他以为理在气之先，心却是有形体以后才有的。他又说：“心者气之精爽。”“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心是以气为存在条件的。这就是认为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而作为个人意识的心却是后于物质世界。但是朱熹又认为，心虽然是“理与气合”而后有，但也可以说心包含了理与气。他说“心之理是太极，心之动静是阴阳”，又说：“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这就是说，心所要认识的对象，也就是本来就存在于心中的理，心的知觉作用是心借以认识自己心中之理的一种机能。也就是说，心对理的认识，完全是一种先验的理的自我认识。所以，他又说“惟心无对”，心又成为绝对的东西了。因此，朱熹虽然谈理谈气，还是把心看做最主要的。

二、“格物穷理”的认识论

他认为，人的心中生来就含有一切事物之理，但心虽含有万理而不能直接自己认识自己，必须通过“格物”功夫，就事物加以研究，然后才能达到心的自我认识，从而对于天地万物之理就无不了然了。朱熹继承了程颐的观点，极力宣扬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他所写的《补大学格物传》中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所谓致知在格物，就是讲，要想得到知识，在于就物而研究它的理。

他认为，当时有一派在认识论上只停留在“即物穷理”，因而在治学上就专重“务博”；另一派在认识论上要求“反身而诚”，直接达到大彻大悟，因而在治学上就专重“务约”，这都不是正确的方法，不能求得最高的真理：“自一身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当豁然有个觉处。今人务博者，却要尽穷天下之理。务约者，又谓反身而诚，则天下之物无不在我者，皆不是。”

朱熹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认识论和他的唯心主义“理”一元论是分不开的。由于他一切都从“理”这个虚构的绝对观念出发，因此在认识论中，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都不外是理的化身。就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批评的那种思辨哲学一样，首先虚构出一个所谓的绝对观念“理”，然后把自己跟自己对峙起来，又把自己跟自己结合起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40页）。从认识的主体说，那就是被安置在人身中的“性”，“性即理”；从认识的对象说，那就是事物中之“理”；这“理”当然不是事物的规律，而是绝对观念安置在事物中的东西。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就是“理”自身的结合。这就是朱熹唯心主义先验论思辨哲学的秘密。

在认识的发展过程中，朱熹认为要达到“豁然贯通”的飞跃阶段，就必须以“即物穷理”的渐进阶段作基础。若不经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渐进阶段，进行积累，却直接要求大彻大悟，就必然流为空疏。但仅仅停留在渐进的阶段，不能在这个基础将积累的知识“一旦豁然贯通”，也必然流为支离。只有将两个阶段结合起来，开始时虽然勉强用力，久而久之，自然可以达到贯通的境地：“积习既多，自当脱然有贯通处。乃是零零碎碎，凑合将事，不知不觉，自然醒悟，其始固须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

人心的灵明，都是有知的，而天下的万物，都是有理的。因为对于物的理还没有研究到，所以心的知也就不能够完全了。所以“大学”教育的开始，必须叫学者就所有天下万物，都根据已知的道理而更加以研究，以求达到最高的极限。以致力量用得久了，有一天就豁然贯通，那么，万物的表里精粗就无不到，我心的全部内容也就无不明了。认识过程分两段，第一段是“即物穷理”，就事物加以尽量研究，第二段是“豁然贯通”，大彻大悟，了然于一切之理。

朱熹讲即物穷理，包括研究抽象道理和具体事物的规律。如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但他所注重的是读书。

说：“一心具万理，能存心而后可以穷理。”“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心。”他的推论是：心中有性，性就是理，所以心中有理。他说：“性便是心中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会之地。”用现代名词来说，就是认为，心中有理性，而这理性也就是世界必须遵照的原理。理性不是认识作用，而是真理本身，整个世界都是依靠这理性而存在的。

他所谓“豁然贯通”，指一种神秘的顿悟境界，研究了一些事物之理以后，久而久之，就会忽然觉悟最根本的理了。其所以如此，就因为心中本来含有一切之理，所谓格物，不过是起一种启发作用，通过格物的启发，心就能自己认识自己本来固有的理了。他用宝珠来比喻心中的理，用擦拭宝珠来比喻格物，他说：“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理。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之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之在浊水中。所谓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理本是心中固有的，但被气所遮蔽了，格物就会除去遮蔽，那固有的理就显露出来了。朱熹强调心中有理，他认为“人人有一太极”，每人所具有的太极就是这人的心中之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然后认识又去指导人的实践，因此，实践是第一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点。相反，朱熹所讲的“知行常相须”，知是第一的，行是第二的。这是由他的以理为最高本体的唯心主义体系决定的。既然万事万物都只是理的体现，当然必须先认识这个理，然后才能有行为所遵循的规范。所以，他所讲的知是知理，行是行理，知行“相须”是以所知的理来指导行，以所行的理来启发知，而归根结底是统一在理上。

朱熹也谈到知行问题，发挥程颐的知在行先的唯心主义观点。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他所说的知指封建时代的学问，他所说的行指道德修养，即所谓：“涵养中自有穷理功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功夫，养其所穷之理。”

穷理是知，涵养是行，二者是交互作用的，但知究竟在先。他说“为学先要知得分晓”，如果“义理不明，如何践履”？这就是说，必须知以后才能行。进一步，他更认为只要对理认识得清楚，行起来就一定是正确的。他说：“若讲得道理明时，自是事亲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三、“顺理以应物”的方法

朱熹还从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形成他的一套思想方法论。他的思想方法论虽然也包含一些合理的因素，如从客观事实出发，通过归纳和推理，以求得抽象概念的知识等。但从其主要方面来分析，特别是通过他具体运用这个方法的所得实际效果来看，这个方法完全是形而上学的，即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