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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令文书，中国历代帝王向所属臣民发布的各种文书的统称。”

曹七七沿着神道一面向前优哉游哉地走，一面介绍道：

“战国以前诏令文书使用的各文种还没有专名，都沿用文件载体名称，一般又通称为书。”

春秋时期有人把古代史官记录的文字汇编起来，称为《书》，后世称为《尚书》。

汇编者给每篇文字加上篇名，有的称典，如《尧典》；有的称诰，如《汤诰》、《洛诰》；有的称誓，如《汤誓》、《牧誓》;有的称命，如《说命》、《顾命》。

诰、誓、命等称谓对以后诏令文书文种名称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有的国君发布命令的文书被称为令，或称命书，这是诏令文书按文件性质命名的开始。

秦汉时期：

秦统一六国后，规定：皇帝的言词称为制，对臣民有所告诫称为诏，因而形成的文字也称为制和诏。

制和誓原是一个字的不同写法，是发布号令的动词；诏和诰也是一个字的不同写法，是告诉的意思。

从秦代开始，诏令文书有了法定的文种名称。

汉代承袭秦制，诏令文书的文种继续使用制、诏，此外又有策和戒书两种。

策由文件载体名称转为文种名称，形制仍用长短相间的简编连起来，文字用篆书，用以封诸侯王、三公；罢免三公也用策，但载体用较短的木简，文字用隶书，分两行书写。

汉代皇帝对臣僚有所询问也用策。

东汉末年开始，把封拜诸侯王、任免三公的策字改写作册，以与对臣僚询问的策相区别。

戒书又称戒敕，用于告诫地方文武官员。

魏晋至隋时期：

魏晋南北朝到隋，诏令文书的文种递相承袭，仍用制、诏、册、敕。

敕是戒敕的省文，这期间固定下来成为文种名称。

唐宗元时期：

唐宋时期除沿用制、诏、册、敕外，又增加诰、御札、敕牓等几种。

诏书用于颁布重大的政令，如皇帝即位、宣布大赦、皇帝临终遗命等，一般都使用诏书；

对臣僚请示的回答也用诏书，这种诏书有人别称为批答。

制书多用于任、免高级官、爵;施行大赏罚和宣布加恩、减刑；有时也用于宣布大赦。

敕书用于指挥日常政务和任免中等以下官。

册书用于立太子、封亲王、立后妃等，付予受封者作为身份凭证。

唐武德九年(626)高祖李渊传位给太子李世民，自已退居太上皇，发布命令使用的文种为了与皇帝用的诏相区别，定名为诰，为宋代的太上皇所沿用。

任命官员的制、敕，由尚书省付给本人作为身份凭证，称为告身，别称为诰。

御札是唐中叶新增的文种，名义上是皇帝的亲笔，用于有所征召和对大臣的答复。

宋代沿用御札，是诏令文书中规格最高的文种，用于发布最重要的政令。

唐代向全国臣民发布的诏令，要求地方官出榜张挂，以便百姓周知，称为牓，宋代称为敕牓。

唐宋诏令文书中又有赦书、德音两个名称，是按文件内容而加的别称。

赦书又称赦文，是宣布大赦的文件；德音是宣布加恩、减刑、减免赋役的文件，文种或用诏书，或用制书、敕书。

制书一词唐宋时期内涵扩大，作为法律用语包含所有诏令文书和官府往来文书。

重要的诏令文书由隶属内廷的翰林学士起草，称为内制，文种包括制、诏、敕等。

一般诏令文书由中书舍人或带知制诰头衔的其他官员起草，称为外制，文种也包括诏、制、敕等。

金元两王朝文种名称和用途基本承袭前制。

任命高级官员的制书因为是要在朝廷向文武官员宣读的，所以别称为宣；

任命中等官员的敕书专称为诰。

金、元发布政令主要用诏，

元代诏书又分为文言、白话两种文体：

文言体仍称诏，白话体称为圣旨。

圣旨在唐宋时期是指皇帝通过近侍口传给大臣的指示，不是诏令文书的文种名称。

明清时期：

明清两代有不少文种沿用前代名称，但在用途、用法上有相当大的变化。

明初废除宰相，诏令文书不再经大臣审阅、签署，稿件经皇帝审阅后交给职能部门转发，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明清诏令文书使用的文种有制、诏、册、诰、诰命、敕谕、敕书、敕命、圣旨、谕旨等名称，其中沿自前代名称的各文种，除诏、敕外，其余的都是例行文字。

诏，又称诏书，用于重大的政治、军事、礼节性活动，一般都向全国臣民发布，如皇帝即位、亲征、亲政、颁布皇帝临终遗命等，大都附有恩赦条款。

诰，用于颁布皇太后遗命。

敕，也称敕谕，明代用以指挥日常政务，清代很少使用。

敕书是颁给地方文、武官员的凭证，文件开列各该官员应尽的职责，依以行使权力。

册、诰命、敕命都是凭证文件，用以表明皇帝赐给各人的身份等级。

册的级别最高，用以封赠王、公，立太子，封后妃和给先皇帝、太后加增荣誉。

诰命用以封赠五品以上官员。

敕命用以封赠六品以下官员。

制，又称制书，用于宣布重大的礼节性活动，如祭祀天地、立太子、册立后妃等，在举行仪式时派专人向参与的人们宣读。

明、清黄榜、诰命、敕命的文字用制，清代把这种制别称为制词，不作为文种名称。

圣旨、谕旨，明代皇帝发布命令、指示，有时不用臣下拟稿，而是命太监直接向各衙门口头传达，这种由口头传达形成的文件称为圣旨，也称谕旨。

清代皇帝指挥日常政务主要使用谕旨，与明代不同的是要由臣下拟稿，经皇帝审定后交职能部门发布。

有时不用臣下拟稿，皇帝亲自用朱笔书写，称为朱谕。

“这基本就是历朝历代诏令文书的演变过程”

曹七七顿了顿：

“尤其，清朝制定了详密的文书制度”

根据《大清汇典》规定：

“凡朝廷德言下逮，宣示百官曰制”。凡诏，敕，谕等一类的诏令文书，载有天子之言的都叫制辞，其开首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凡国家大事须布告臣民的用诏书。诏书的格式，起首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始，最后以“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结束文尾书下诏的年月日，加盖“皇帝之宝”。

至于，寄信和电旨主要出现在大清末期。

寄信是皇帝授命军机大臣寄发的机要谕旨，“诰诫臣工，指挥方略，查核政事，责问刑罚之不当者，，谓之寄信”。行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学政，行督办军务大员，各省提督，都写“军机大臣字寄”。行盐政，关差，藩，臬，都写“军机大臣传谕”。清

末有了邮政电报，有些谕旨用电报拍发，称“电寄”或“电旨”。

“卧槽？原来是这样？”

“这尼玛他要是有了微信岂不是皇帝的圣旨就叫微旨？”

“Q版的圣旨那就叫Q旨”

“皇帝之宝是不是就是玉玺呢？”

忽然有人好奇问道。

“是的”

曹七七给了一个肯定的眼神：

“相比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传国玉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难道不是吗？”

水友反问道。

曹七七叹了口气：

“玺始出于周，到了秦朝才有玺和印之分，皇帝用的印叫玺，而臣民所用只能称为印。”

汉·蔡邕《独断》载：“天子玺以玉螭虎纽。古者尊卑共之……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辨误二》：“徐令《玉玺记》：‘玉玺者，传国宝也。

《明清帝后宝玺》弁言·朱家溍：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此秦汉以来之事也。

玉玺，专指皇帝的玉印，

玉玺从秦代以后，皇帝的印章专用名称为“玺”，又专以玉质，称为“玉玺”，共有六方。

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

在皇帝的印玺中，有一方玉玺不在这六方之内，这就是“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为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乃奉秦始皇之命所镌。

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

嗣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

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

“这就是秦始皇的传国玉玺？”

众人诧异。

“是的”

曹七七到：

“据传“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破赵，得和氏璧。后统一天下，嬴政称始皇帝，命李斯用小篆雕刻传国玉玺，正面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虫鸟篆字，由玉工孙寿刻于其上。这一玉玺，是中国历代正统皇帝的信物。”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含义是：我（皇帝）受上天的任命，（所以）必然国运长寿、永久、昌盛。

据传，秦王政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乘龙舟过洞庭湖，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慌忙将传国玉玺抛入湖中，祈求神灵镇浪。玉玺由此失落。八年后，华阴平舒道有人又此传国玺奉上。传国玉玺复归秦。

秦子婴元年（公元前207年）冬，沛公刘邦军灞上，子婴跪捧玉玺献于咸阳道左，秦亡。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但是《应氏汉官》、《皇甫世纪》记载“汉传国玉玺”字迹为“受命于天，既寿且康”。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权，时孺子刘婴年幼，玺藏于长乐宫太后处。王莽遣其堂弟王舜来索，太后怒而詈之，并掷玺于地，破其一角。王莽令工匠以黄金补之。

“所以，传国玉玺真的缺了一个角？”

“根据史书记载，是这样子的”

曹七七道：

“及莽兵败被杀，禁卫军校尉公宾得传国玺，趋至宛，献于更始帝刘玄。

更始帝刘玄三年（公元25），赤眉军杀刘玄，立刘盆子。国玺易主刘盆子。”

后刘盆子兵败宜阳，传国玺拱手奉于汉光武帝刘秀。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灵帝中平六年，何进入宫诛杀宦官，段珪携帝出逃，玉玺失踪。

至献帝时，董卓作乱。孙坚率军攻入洛阳。某日辰时，兵士见城南甄宫中一井中有五彩云气，遂使人入井，见投井自尽之宫女颈上系一小匣，匣内所藏正是传国玉玺。孙坚如获至宝，将其秘藏于妻吴氏处。

后袁术拘吴氏，夺玺。

袁术死，荆州刺史徐璆携玺至许昌，时曹操挟献帝而令诸侯，至此，传国玺得重归汉室。

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献帝被迫“禅让”，曹丕建魏，改元黄初。乃使人于传国玺肩部刻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以证其非“篡汉”也，实乃欲盖弥彰。

“卧槽？这算不算毁坏文物？”

“抓起来，让他牢底坐穿”

曹七七呵呵一笑：

“你去抓，老曹家分分钟能给你头打歪”

魏元帝曹奂咸熙二年（公元265），司马炎依样而行，称晋武帝，改元泰始，传国玺归晋。

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前赵刘聪俘晋怀帝司马炽，玺归前赵。

十九年后，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玺。更别出心裁，于右侧加刻“天命石氏”。

又二十年，再传冉魏。

水友们：.......

这群人有毛病吧，怎么有一种旅游的时候‘到此一游’的赶脚。

曹七七继续说道：

“后冉魏求乞东晋军救援，传国玺为晋将领骗走，并以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今南京），由此，传国玺乃重归晋朝司马氏囊中。

南朝时，传国玺历经宋、齐、梁、陈四代更迭。隋一统华夏，将传国玺收入隋宫。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3月，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江都（今扬州），隋亡。萧后携隋炀帝孙杨政道及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

“这就搞得李世民很被动，没有传国玉玺，自己好不容易上位，结果特么的名不正言不顺”

曹七七道：

“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乃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

贞观四年（公元630），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隋炀帝孙杨政道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李唐，太宗龙颜大悦。

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唐天佑四年（公元907），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玺，建后梁。

十六年后，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转归后唐。

后唐清泰四三年闰月辛巳辰时，后唐末帝李从珂举族与皇太后曹氏自焚于玄武楼，传国玉玺就此失踪。

“失踪了？”

人们难以置信。

“那之后的玉玺和唐太宗一样，自己造着玩的？”

“差不多”

曹七七道：

“宋哲宗时，有农夫名段义者于耕田时发现传国玺，送至朝廷。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乃始皇帝所制传国玺。而朝野有识之士多疑其伪。至北宋末年，徽宗好风雅，增刻印玺十方，时人有画蛇添足之讥，其实徽宗似有淡化传国玺地位之深意在其中也。

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传国玺”被金国掠走，此后便销声匿迹。

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世祖忽必烈崩。“传国玉玺”忽现于大都，叫卖于市，为权相伯颜命人购得。”

有传言说：伯颜曾将蒙元收缴各国之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传国玉玺亦恐在其中而遭不测。

“那大明的传国玉玺是.....”

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号大明，改元洪武。继而北伐，元廷弃中原而走漠北，继续驰骋于万里北疆。明初，太祖遣徐达入漠北，穷追猛打远遁之残元势力，其主要目的便是索取传国玉玺，然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明清两代，时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然皆附会、仿造之赝品。如明孝宗时，曾有人进献所谓“传国玉玺”，孝宗认定其为赝品而未采用。

“到了大清时期”

皇太极灭了蒙古林丹汗，其后裔献出所谓元朝“传国玺”，上面刻着“皇帝之玺”。至清初时，紫禁城藏御玺三十有九，其中一方就是皇太极之“传国玉玺”。而乾隆时，清高宗皇帝颇好考据，钦定其为赝品。但权且以假当真，聊以充数，亦无深究者。后来清末，此玉玺存放沈阳故宫，不知所踪。

民国成立，清廷退位，但依优待条件，仍盘踞紫禁城而称孤道寡。直至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仍无下文。

就此，玉玺失踪于世，皇朝至此完，又将中国推入了新世纪。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扑朔迷离，“传国玉玺”数隐数现，最终湮没于历史的漫漫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