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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刺史成就辟卓为从事”，又载，“并州刺史段颎荐卓公府，司徒袁隗辟为掾”。

董卓曾在凉州刺史衙署和司徒府里面担任“从事”和“掾”，这两种职务都是高级军政长官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虽然董卓是因为能打仗才被推荐任职的，但他既然在办公室工作，平时就免不了要经常处理很多文书往来的事务，没读过书、没点文化是肯定胜任不了的。

而且按照当时的惯例，从事、掾等属官一般是从士大夫家族中选任，因为当时的基层社会基本上控制在世家大族手里，只有他们的家族成员才能确保政府的政策能贯彻落实到基层社会。

而这些士大夫家族的子弟通常是要读书接受教育的。可以参考大家比较熟悉的曹操的情况。在曹操的司空府和丞相府里，担任过从事或掾的有崔琰、王朗、陈群、王粲、刘晔、毛玠、贾逵等人，无一例外都是世家大族出身的读书人，那些行伍出身、没读过书的于禁、乐进等人只能当军司马、帐下吏，但绝对不可能进入曹操的幕府担任从事或掾。

董卓当过羽林郎、州从事、司徒掾，这些都是汉代士大夫常见的任职履历。特别是董卓能够当上司徒掾，那是很不简单的事。司徒是三公之一，是东汉时期的宰相，董卓进入司徒府当司徒掾，就好像现在在国务院办公厅或者总理办公室工作一样，足以吹牛一辈子了。

董卓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经历，原因就在于他是汉代士大夫队伍中的一员，是学过儒家经典的读书人。

董卓之所以会给人留下一介武夫的印象，那是因为他长期在凉州与羌人交往、作战，养成了粗犷、野性的生活作风，在士大夫中属于特立独行的另类。

二、董卓懂兵法，有一定的军事理论水平

董卓虽然读过书，但他并不打算按照一般士大夫举茂才、举孝廉的套路进入仕途，而是选择在边关打仗立军功。

他最先是跟随名将张奂到并州讨伐反叛的羌人，后来又到凉州与羌人、匈奴人作战，还打过黄巾军，汉灵帝时，董卓与皇甫嵩等六路兵马征讨边章、韩遂及先零羌，《三国志·董卓传》载，“时六军上陇西，五军败绩，卓独全众而还，屯驻扶风。拜前将军，封斄乡侯”。

事实证明董卓的选择很合乎他的豪爽性格，董卓的确很能打仗，不但实现了大多数读书人可望不可及的“封侯拜将”的梦想，而且练出一支特别能打的部队，为他以后夺取朝廷大权打下了基础。

董卓打仗不光是靠经验，有迹象表明，他的兵法造诣也很高。《后汉书·皇甫嵩传》载，汉灵帝时，凉州有个叫王国的人起兵造反，叛军向长安进军，包围了陈仓县，董卓和皇甫嵩同时奉诏进兵讨伐王国。

董卓向皇甫嵩主张：“智者不后时，勇者不留决。速救则城全，不救则城灭，全、灭之势，在于此也。”在王国攻打陈仓失败后，皇甫嵩要追击，董卓表示反对说：“不可。兵法：‘穷寇勿追，归众勿迫。’今我追国，是迫归众，追穷寇也。困兽犹斗，蜂虿有毒，况大众乎！”

董卓的话说得蛮有水平，动辄引用兵法书上的经典论断，显得颇有说服力。这表明董卓是熟读兵法书的，而且理论联系实际，能做到随口引用，有一定的兵法造诣。

虽然董卓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他是故意与皇甫嵩作对，这恰恰说明他的军事理论水平相当高，以至于能够随时结合战场实际情况，运用兵法理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三、董卓熟悉历史，讲话时各种典故信手拈来

董卓不但读兵书，而且还读史书。《后汉书》《三国志》中记载了他和卢植、杨彪、黄琬等朝廷重臣的几段对话，无不引经据典，灵活运用多个历史典故，慷慨陈词，侃侃而谈，他面对的卢植、杨彪、黄琬等朝廷重臣都是饱读诗书的大儒，但董卓在对话之时丝毫不落下风，这其中既是因为董卓的官职、地位、权势形成了强大气场和震慑力，也是因为董卓熟悉历史，对历史典故有独到的理解，故能舌战群儒，持论不倒。

《后汉书·董卓传》载，董卓第一次提出废立皇帝的建议，是在一次百僚大会上，董卓开篇立论的格局就很大：“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为政。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陈留王，何如？”看到群臣不敢回答。董卓又说：“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剑。有敢沮大议，皆以军法从之。”

董卓的两段讲话中引用了三个典故。

第一是伊尹。伊尹是商朝大臣，据说他曾放逐不守成法的商王太甲，代为执政三年，在太甲改正错误后才迎回复位。

第二是霍光。霍光是汉武帝托孤的重臣，在汉昭帝崩后，迎立昌邑王刘贺，因刘贺荒淫无道，霍光在刘贺即位二十七天之后又将其废黜，改立汉宣帝刘洵。

第三是田延年。霍光在与群臣商议废黜刘贺时，群臣都不敢表态，这时，大司农田延年离席按剑，大喝：“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于是大家纷纷响应霍光之议。这就是董卓所说的“霍光定策，延年按剑”。

董卓所引用的三个典故，用得非常妥帖，非常应景，完全符合他当时的处境。后世在说到废立皇帝的时候，都说“行伊、霍之事”。

实际上，把伊尹和霍光并列，董卓是历史上的第一人，王莽在废黜汉哀帝的时候都没有提到霍光。所以，董卓可以说是“伊霍”这一典故的创造者。

董卓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典故，可见他对前朝霍光的故事非常熟悉，看来董卓平时没少读历史书，这点也是有迹可循的。

后来，董卓打算迁都长安，再次召集公卿会议。董卓一开口又是一番历史典故：“昔高祖都关中，十一世后中兴，更都洛阳。从光武至今复十一世，案《石苞室谶》，宜复还都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