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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这一问可谓是居心叵测，倘或皇帝答“抓”，那他定会想方设法地将抓捕传谣者一事闹得人尽皆知，让孙承宗百口莫辩，越描越黑，倘或皇帝答“不抓”，那将来流言蜚语漫天飞之时，东厂可不为此事负责。

李永贞看向皇帝，皇帝手中的动作依旧行云流水，没有丝毫滞涩，“忠贤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比东林党棋差一着的缘故了，因为你就是不相信‘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咳！朕的意思是说啊，你不懂得利用舆论的力量，这就不如东林党高明，所以你向朕要了七万两银子给家乡修缮一下城池，就被骂作董卓了，东林党在辽东不清不楚地花了朝廷一千多万两银子，照样大把的人体谅他们委屈不容易，夸他们是公忠体国，这就是你不相信舆论力量的结果，你得好好地自我反思一下。”

魏忠贤见皇帝并没有直接给出一个明确答案，再接再励地追问道，“奴婢着实不解皇爷深意，还请皇爷明示。”

朱由校伸过手，慢悠悠地拿起了一把锤子，“朕举个例子啊，就说这李三才罢，神宗皇帝当年增设矿税的时候，你知道李三才是如何直言奏呈的吗？‘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爱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秕升斗之储？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试观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哉’，真是如挞如鞭啊，昔年海瑞骂世宗皇帝也不过如此，但是李三才的官声却比海瑞要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李三才与东林党的首创者顾宪成交好，顾宪成人虽在野，却一直利用东林书院操纵舆论，世人见推毂李三才的都是东林党中的一时名臣，便也以李三才为贤臣了。”

“万历三十八年时，内阁缺人，科道建议让李三才入阁补缺，东林党和浙党便由此针锋相对，工部郎中邵辅忠弹劾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罗列其‘贪、伪、险、横’四大罪状，接着，部官御史纷纷上疏，或誉或毁，或劾或救，聚讼交章，汹涌不息，你知道李三才是如何应对的吗？他让顾宪成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另一封寄给吏部尚书孙丕扬，并将这两封信的内容另外誊抄了一份，寄给了御史吴亮，吴亮因与李三才相交甚笃，便将顾宪成的这两封信附入了‘邸报’，将李三才反对神宗皇帝派遣矿盐税使搜括百姓，上疏极言矿税之害的谏言公之于众，致使朝野大哗，成功将李三才是否入阁的争论引向了全国，忠贤啊，倘或你有李三才操纵舆论的一半本事，你早就是人如其名了。”

魏忠贤一下子明白了，“奴婢懂了，皇爷表面上是驳了李懋芳的奏疏，其实是想将李懋芳的奏疏公布于天下，万历年间，百姓苦于矿税，因此对李三才反对矿税之论交口称赞，而如今呢，皇爷为充辽饷而重开商税，那么但凡是要交税的升斗小民，便一定会对辽饷的花费去向议论纷纷。”

朱由校用手中的锤子往凿柄上锤去，这是晚明木匠惯用的一种“打眼”技巧，左手握凿，右手持锤，凿子两边晃动，就能把木屑从孔中剔出来，“不错，这就叫舆论，当年李三才用此方法希求入阁，神宗皇帝只能不管不问，缄默以对，既不批准李三才入阁，也不答复对李三才的弹劾奏疏，最后李三才连上十五封奏疏请辞乞休，神宗皇帝仍是不理不睬，使得他只得不声不响地自行挂冠而去，朕虽恨东林党屡屡以舆情操纵国之名器，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有些时候，用‘谣言倒逼真相’这一招，确实好用。”

魏忠贤赶忙道，“难怪皇爷在天启三年就削了李三才的官籍，去年又让奴婢烧毁了东林书院，既然皇爷发了话，那奴婢便交代下去，往后在民间遇见议论辽饷的，一律不抓不问，皇爷以为可好？”

朱由校放下锤子，挥了挥手道，“你看着办罢，嗳！你们都说小民无知，朕却不以为意，老百姓对政治冷感，也不在乎朝堂上的衮衮诸公是忠是奸，这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手中没有权力，即使知道了其中的是非黑白，也没有能力去改变，可即便如此，一旦当他们遇到切乎自身利益之事，也一定会尽力为自己发声，所以当年海瑞去世的时候，才会出现南京城万人送葬的场面，‘物不平则鸣’嘛，百姓又不是牛马猪狗，不要总是刚听民间议论了几句时政，就说他们是在传谣造谣，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李三才当年能让百姓都站在他那一边，除了矿税确实盘剥太狠之外，就是因为在这之前，内廷总是一味堵塞言路，使得李三才为民请愿的奏疏上不了邸报，所以后来邸报上出现与先前官方渠道截然不同的言论时，立刻便引起了轩然大波，李三才可恶归可恶，但这种现象还是值得深思的嘛，要朕说呢，这朝廷的赋税，既取之于民，自然也应用之于民，百姓的确比朕更有权知道赋税的去向，那朕又何必藏着掖着呢？让百姓监督朝堂诸公，朕也能做到。”

魏忠贤从善如流地道，“皇爷真是天纵英明，这世上的事，果真没一件是皇爷解决不了的。”

朱由校摇头笑笑，忽然转了话题道，“对了，这袁崇焕不是辽东按察使吗？他好不容易打了个胜仗，怎么不为自己上奏表功啊？”

王体乾搁下朱笔，回道，“是有一封，不过是乞请终制的，奴婢正要跟皇爷提呢，想来皇爷也该是驳回去的。”

朱由校赞同道，“当然是该驳回去了，虽说袁崇焕的那三年孝期还没过，这仗一打完，他再请终制也是情有可原，但朝廷有命，他合该移孝作忠，为朕分忧，这样罢，为嘉奖他的一片忠心，朕给他升官，他如今是正三品辽东按察使，朕再给他加一个正四品右佥都御史的头衔，并专理军务，你们说如何啊？”

此言一出，除了执笔速记御旨的王体乾，余下五人皆一脸讶然，过了好一会儿，魏忠贤才试探着开口道，“这……皇爷给他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衔，那就是有意让他开府建牙，去接孙承宗的班了？”

朱由校干脆利落地道，“没错！朕正有此意，倘或他能体察朕的苦心，朕不日还想升他作辽东巡抚呢，怎么？你觉得朕对他荣宠太过了是吗？”

晚明的巡抚虽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但在编制上仍属都察院都御史们的“外差”，举凡地方政务、军务、财务，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特殊事务如盐政、茶政、马政等等，均由这个系统掌管，无论其头衔是总督、总理，还是巡抚、抚治，或是经略、巡视、提督、赞理等，乃至兼官兵部尚书或侍郎，最终仍是都察院的右都、右副都或右佥都御史。

这个“右”，既是为了使官名整齐划一，也是为了强调督抚和都察院在编制上的隶属关系，无论加官多大，仍比都察院的掌院“左”都御史差一个等级，且以明末的政治生态而言，科道言官为清流，其流品高于一般地方官，给外派大员加都察院御史衔亦有显示尊荣之说，因此朱由校这一次给袁崇焕的任命虽然是正三品的官职加正四品的衔，但是这一头衔出自都察院的巡抚系统，那就是预备要给袁崇焕升官开府的意思了。

魏忠贤如同挨了当头一棒一般，顿觉堵心，他原以为皇帝放任民间议论辽饷去向，就是不再信重孙承宗了，没想到皇帝前脚刚让他对传谣之人“少捕慎捕”，后脚一转头就升了袁崇焕的官，这可真是君心难测呐，他还想趁着皇帝批判李三才之际，见缝插针地推荐几个自己的心腹呢。

可皇帝这样一问，他也不好酸着脸说皇帝反复无常，于是只能应道，“皇爷这样做，自有皇爷的理由，奴婢如何敢指摘呢？只是我朝内外官升迁素以‘考满’为准，出仕满三年即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这袁崇焕在七年之内，就从一个七品知县升到了从二品巡抚，是不是有点儿……太快了？”

朱由校眨眨眼，道，“被你这么一说，他升官的确是升得有点儿快了，可朕还要倚仗他去彻查关宁军呢，这官位要是不给实了，他心里总是惴惴不安，今儿要回乡，明儿要守孝的，司礼监得一次次地拿他的奏疏来议，朕还得一次次地挽留他安抚他，隔一阵就要哄他一回，你们不嫌腻味，朕还嫌腻味呢，所以朕给你们减少工作量，干脆就给他这么一个科道的头衔，那这袁崇焕现在在名义上，就算是都察院的人了，他有了监察之权，朕再命他核实关宁兵额，总是顺理成章的罢。”

魏忠贤想了一想，方才了悟道，“原来皇爷方才所说的‘用谣言倒逼真相’，是想用孙承宗身上的谣言，倒逼袁崇焕查出真相。”

朱由校笑道，“你才反应过来？关宁军被弹劾虚兵冒饷，最着急的应该就是袁崇焕，朕现在给他升了官，他就该更着急了，因为他还得靠朕给他拨军饷呢，朕要是借‘冒饷’之名，把关宁的军饷给少了短了，他还怎么夺回辽东失地？又怎么为孙承宗正名？既然他比朕还着急，那就让他自查自纠罢，这天下的悠悠之口，朕就交给他自己去堵罢。”

魏忠贤问道，“那倘或袁崇焕查而不纠，或是不查不纠，或是他根本不在乎孙承宗的清誉，那又该如何是好呢？倘或此次袁崇焕自查自纠之后，关宁兵额依旧有所出入，皇爷又能作何主张？”

朱由校再一次无视了魏忠贤的问题，“忠贤，你知道现在外边都在传朕什么吗？朕听说，外面都在传，说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昏君，说之所以这一回奴酋会进攻宁远，是因为朕妄听奸臣之言，要将关外四百里的土地全部拱手送给奴酋，还说此次辽东大捷，是全赖袁崇焕独卧孤城，死守不退，誓要与宁前道共存亡，否则这奴酋打下了宁远城，不日就要直抵山海关了。”

魏忠贤道，“皇爷，您别焦心，这一听，就知道是东林党制造出来的谣言，跟您先前提的李三才在万历年间利用朝野舆论谋求入阁的故事是如出一辙。”

朱由校淡淡道，“可将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之兵撤归宁远，的确是出自朕的主张，当时柳河一败，朕以为建奴摸清了关宁军的实力，必然会在寒冬之时大举进犯，于是便听从了兵科给事中李鲁生的建议，下旨要求回撤锦州、右屯，坚壁清野，以免我方的物资人口白白流失到建奴手中，这是去年九月份的事，你也不必强行为朕开脱，奏疏上的朱批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呢，你要忘了，就叫王体乾再找出来念一念，约摸一个月后，高第取代孙承宗任辽东经略，提出将锦州、右屯作为前锋游哨之地，夏秋无事则防护屯种，入冬遇大敌则归并宁远以便保守，他的这项主张，朕也是允了的。”

“所以就事论事来说，这外面的谣言还真不能算是什么谣言，确实是朕误判了形势，才导致袁崇焕在前线陷入那样被动的处境，这件事是朕对不起他，朕必须得承认，其实以当时的情形而言，袁崇焕又何尝不知锦州、右屯、大凌河这三城是守不住的，但是他依旧在奏疏中坚持对朕说，‘三城屹立，死守不移，且守且前，恢复必可’，他这样硬顶，就是为了跟朕赌这一口气，就是想证明柳河之败不过是一次意外而已，想证明孙承宗修建关宁锦防线的战略是正确的，想证明朕没有信错人，为了孙承宗，袁崇焕都已经能明着抗旨不遵了，他如何会不在乎孙承宗的清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