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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和新来的指导员关系一般，但是我还是要感谢这个指导员。指导员几乎苛刻的标准，真的排除了一些不安定因素。后来我才知道，像我这样拉起的武装力量，后来都因为立场不坚定，不是被敌人消灭了，就是投靠了敌人。”

“当年号称十万东北联军的党组织军队，后来最艰苦的时候不到一万人。敌人加大了围剿和封锁，一些人受不了打击私下离队了，更有一些人公开宣布脱党。最后坚持到最后的党组织队伍，加起来只有三四千人而已。”

“我的部队要是一开始不严格要求的话，不是马上变质就是被敌人消灭，我也会大家拖累到死，或者是是被敌人抓住的。当我想感谢这个指导员的时候，我才知道已经调离的指导员在其他地方牺牲了。他是我第一个搭档，也是我第一个好兄弟，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叫梁冲。”

“我在东北带了两年多近三年，正当我想要招兵买马扩大影响力的时候，党组织对我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安排。当时中日已经全面开战，内地需要大量有经验的军队干部。我不但了解日本人，而且在东北和日军正面作战过，组织希望我组建一个教导队，教授大家对敌经验。我义无反顾离开了东北，我的手下继续留在东北和敌人战斗。”

“不久之前我遇上一个老战友，这个老部下现在已经是副师长了。留在东北的战友，只要活着的人，现在都是各自带兵打仗的团长、师长了。我的手下现在职务都比我高，我见了他们还要给他们敬礼。为了这件事情，我心里没有少闹过情绪，不过为了革|命，我不在乎这些。”

“回到关内后，我组建了一个教导队，专门教授大家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和日军的作战技巧。我们隶属于八路军，我的职务暂时定为连级。为了这件事情我差点和我的上级们大打出手，让我回来当教员我可以忍受，只给我一个破连级待遇算什么？当我知道我的手下好几个人曾经是红军时期的团长、师长之后，我不敢有什么怨言。”

“我的直属上级是曾经红一方面军的一个副军长，他曾经在日本人那里学习过，才是真正的日本通。在他的指导下，我们不但整理好了比较完整的资料，也开始教授大家一些简单的日语。例如投降、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等等。”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辛亥革命指自十九世纪末(一般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但也有学者认为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算起)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

1911年夏天，湘、鄂、粤、川等省爆发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9月25日，荣县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后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结束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

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成功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

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辛酉政变后，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清廷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也日趋巩固。1895年中日战争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形成了瓜分中国的局势。

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

1896年，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同年9月23日，清廷从海底电缆侦查到孙中山从美国纽约坐船到英国，当时孙中山是钦犯。一星期后他在英国利物浦登陆。10月11日，孙中山被公馆抓住。12日到14日，孙中山设法与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ne)取得联系，但全都失败了。他扔出去的小纸条由于地理原因没有抛到街上，反而被人发现。清使馆决定以“遣送疯子”之名通过水运把孙送回中国。但是17日，租船之事在公馆仆人间传开，基督徒的女管家贺维太太知道后于心不忍，便送信至康家。康德黎知道后，连夜寻找参赞马格里并且报案，但是马格里不在，警察也不管此事。次日，再次去苏格兰场警察局报最早的英文版《伦敦蒙难记》案，并无所获。康、孟前往外交部告知此事，另外告知《泰晤士报》。而康德黎担心公使馆可能连夜把孙弄走，专门监视公使馆动静。19日，外交部已经开始行动--康、孟对此事并不知道，直到20日。外交部录口供，申请开庭，监视水运。22日外交部转守为攻。马格里称需要公使放人才好，他夹在中间确实难做。但龚拒不放人。当时英国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国使馆释出孙中山，否则将驻英大使龚照瑗及一众外交人员驱逐出境。《地球报》揭发这一消息，舆论力量介入--至此，有研究称英庭因为舆论压力才放孙中山之说也不成立。10月23日，孙中山终于被放。康德黎资助了孙中山50英镑，出版了《伦敦蒙难记》。“伦敦蒙难”成为当时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是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转折点，使得他从默默无闻变成了世界级的政治流亡人士。自此之后，在反对清政府的革命阵营中，再也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超过孙中山。

1896年，清政府与沙俄签署了以日本为假想敌的《中俄密约》，这使日本政府感到极大恐慌，为了对付中俄同盟，日本感到亟需扶持中国内部的反清势力，先是对维新派极尽快笼络之能事，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政府转而动起利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念头，而孙中山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把活动基地设在了日本。

清末革命团体分布图兴中会成立初期，革命党人中非常缺乏富有文采的人，他们所宣传的材料，仅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以及选录明朝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内的《原君》、《原臣》。与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改良派的宣传相比相形见绌。但是仍然留给了年轻人深刻的印象，影响很大，乃至流传到了南方新军与北洋军。1900年以后东京留学生逐渐受自由平等学说的熏陶，接受革命排满学说的人也逐渐增多。革命出版物开始兴起，在1 1905年，同盟会成员在东京903年上海《苏报》案发前后，革命党人的书报进入全盛时期。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黄兴建立华兴会。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

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孙中山手书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中国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于1905年在东京召开后，一批日本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例如毕生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宫崎滔天;又如长崎的富翁梅屋庄吉等。日本离中国很近，又是一个岛国，那里成为革命党躲避镇压、联络同志、建立组织、筹措资金、培养力量的好去处，并从当地引来众多帮助中国革命的人。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汪兆铭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

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中国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

1907年初，孙中山因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赠款，留给总部的办报经费又相当之少，终于激起了中国同盟会内部的反抗，章太炎、陶成章、张继等人要求孙中山辞去中国同盟会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总理。宋教仁是支持章太炎等人主张的。后因黄兴、刘揆一极力劝阻，为大局计，宋教仁才改变态度。然而，革命阵营的分裂局面已经出现，让宋教仁忧心忡忡。该年2月28日，当他闻知孙中山与黄兴因国旗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孙坚持用青天白日旗，黄认为该旗与日本旗相似，万不可用。孙不让步，黄提出辞职)。2月，广州新军举事失败之后，悲观失望情绪笼罩整个革命阵营，革命党人信心大减、斗志衰弱，而中国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却对革命矢志不渝。坚持不懈。为了挽救革命，该年5月，趁孙中山来日本之际，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人请求孙中山改革会务，扩大民主，减少决策失误。可是孙中山却对宋曾经支持章太炎耿耿于怀，态度十分横蛮，而且极不负责任。他冷冷地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经取消，有力者尽可另树一帜。”

宋教仁等人对孙中山彻底失望，为了让革命不至于半途而废，宋教仁、谭人凤等人于该年6月，在东京研究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部，调整革命策略、重整革命队伍，以期早日革命成功。会上，宋教仁以政治家的胆识，彻底否定了孙中山在两广沿海地区零敲碎打的自杀式会党策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部在上海成立后，宋教仁作为中部总部的灵魂人物，领导革命党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革命重心，加强与各革命团体的联系与联合，并制订了1913年在两湖及江淅同时起事的战略部署。

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