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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祁找自己亲哥哥帮的这个忙确实没有违反大宋的制度。事情是这样的：汴京居住着大量的政府官员、皇亲国戚以及周围大量驻军。这是一笔巨大的物资开销，而汴京只有都城功能以及伴随的商业与服务业。获得这些物资的唯一渠道就是通过各路转运司向汴京运送。中央政府向各路提出各种物品种类和数量的需求，各路无条件的向汴京转运。物品涵盖日常的衣食住行的必需品，也有上好的奢侈品，机灵的地方官也会趁此向政府关键岗位的官员奉上“行卷”，那些可提供端砚的、香料的地方官就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只是苦了做砚的百姓，加班加点生产超朝廷需求的十倍之多，只为了让地方官的“行卷”更有料。供应计划一旦制定就多年不改，僵化的供应造成了汴京的物资需求与各地方政府的供应能力之间严重脱节。丰收年间可以多征收的时候不多征，欠收年需减免的也不减免，也不看需求会不会发生变化，完全没有反馈和调节。有时会造成物资大量积压，根本无法贮存，只得大幅低于市场价格去卖掉。和朝廷高官有关系的富商就有机会了，只要把工作做足，他们就有机会获得大量价廉物美的物品，再到京外去兜售，大发横财。宋祁吃喝玩乐哪能没有这些豪商富贾的支持？

宋祁将书稿交给了欧阳修，再联系完几个益州商人购得物资后，就分别向宋庠、欧阳修辞行，准备回益州舒服去了。临行前，欧阳修突然派人向宋祁传话，让他再等等。宋祁以为关于《新唐书》的事，就又在哥哥家里住下，当然又是夜夜笙箫，体验京城各种美女。

王安石回到朝廷害怕看到他曾经顶撞的宰相韩琦，去了三司害怕看到他曾经顶撞的顶头上司张方平。宰相富弼的这个安排真像掐住了王安石的脖子，让他喘不过气来。王安石只得硬着头皮去三司度支司上任了。

一天下午，张方平晃晃悠悠的去了度支司，看了看王安石，看了看周围。站在靠近王安石的地方，仰着头、眯着眼。

“是天大啊，还是地大啊？”仿佛在问天花板。办公室的其他人都不抬头。王安石当然知道，这是上司来教训自己来了。实为要告诫他不能不知“天高地厚”。

王安石恭敬的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王安石哪敢说什么大啊！

“天所谓健，既非健，是名为健；地所谓坤，既非坤，是名为坤。”张方平在那胡咧咧。

“阁下智心高妙，我等自当学习。愚以为，作为朝廷要臣还需以佛陀之悲心致天下太平。”王安石作揖道。

张方平斜了一眼他，径直走了。

嘉祐四年（1059），开封府受理了一件财产纠纷案，由于涉及当朝三司使张方平这样的高级官员，开封府就将此案转交给了御史台。时任权知开封府的正是翰林学士欧阳修，时任御史中丞的是前权知开封府的包拯。御史台是大宋朝的监察机构，主要对各级官员进行监察。御史台的主官称御史中丞。汉代时，御史台外种了很多柏树，柏树容易招乌鸦栖息，加上官员们对这个机构都很烦感，就有人称御史台为乌台，称御史们发言是乌鸦嘴。

有个刘姓商人手续齐全的在京城繁华地带开了一家酒馆。由于政府还控制着很多酿酒的重要原料，需要商家到政府采购。刘酒保因此欠下了官府一大笔酒曲钱，三司的盐铁司便屡次派人催款，刘酒保只得变卖家产抵债。经查，出手买刘酒保家产的便是三司使张方平的家属。如果此事没人追究也不是多大的事，大宋朝哪天都出着比这大得多的事。可偏偏这个刘酒保的家人来开封府状告这个刘酒保了。以他无权出售刘氏家族产业为名，发起民事诉讼。

包拯派人查问，果然存在张方平家人大幅低于市场价格收购刘酒保家产的情况。刘酒保出售祖宗家产的合法性也存在问题。包拯立即上书弹劾张方平，指责他身为三司使，却乘人之危，贱买刘氏家产。此小人行径，朝廷不能委以大任，处之以高位。仁宗皇帝犹豫再三，对包拯说：“张方平恃权敛财，固然不对，给予处罚让他归还房产就是，何必要罢官呢?”包拯则坚持不能对张方平予以纵容，并提出他以前的成绩都是他身为三司使的职责所在，不能因此抵消他的罪过。张方平便因此被免去了三司使的职务，被贬知陈州。

张方平被贬后，宋祁应诏回到朝廷，被任命为新一任的三司使。这时宋祁才知道，欧阳修为什么让他再等等。没想到上任还没二十天，宋祁就遭到了包拯的弹劾而被罢官，改知郑州。理由是兄弟两人都身居朝廷要职，一个宰相、一个计相，多有不妥。

欧阳修厌恶张方平这样的人，能力超群，但一心为私，捎带手的为公办事。因此，欧阳修把本不太大的事交由御史台办理，借包拯的雷霆万钧之力弹劾了他。欧阳修对宋祁的情谊是复杂的，他欣赏宋祁的才华，在《新唐书》的编纂过程中他们也凝结了深厚的友谊。宋祁的哥哥宋庠却是“庆历新政”的反对者，和欧阳修之间有天然的距离感。但宋庠反对的原因也是复杂的。他不像张方平是为了站权相吕夷简的队，也不是像王拱辰为了发

泄个人私愤，更不是像包拯为了看刚刚提拔自己的上级眼色。宋庠反对的是官吏考核制度。宋庠认为，很多官员被考核是因为他们承担的任务多、责任大，因此缺失也会多、错误的影响也会大，这样的官员就天天被考核、被批评。那些任务少、责任小的官员，反而因为过失少而被天天表扬。这样的改革制度不合理。以宋庠的性格来看，他主张：“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宋庠反对“庆历新政”有其合理成分，他认识到没有合理的考核制度不如不考核。

欧阳修没想到自己的如意算盘就这样落空了。包拯的接连弹劾两位三司使，新任命的三司使偏偏又是包拯。此事引发了欧阳修对包拯的大不满：“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他将包拯弹劾张方平和宋祁，致使他们相继被罢，称为“牵牛蹊田而夺之牛”。因为别人家的牛踩了你家的田，你就把别人家的牛牵走了，责罚已经过重，还占有别人的财产，实在过分！实际上，欧阳修是对包拯弹劾宋祁多少感到不满。生气归生气，意见归意见，包拯还是成了新任的三司使，成了王安石新的顶头上司。

这让王安石也长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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