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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五七 肢解计划的前奏

在三井家族内部有一个绝密的计划已经在秘密施行了，计划的代号叫做“肢解”，知道这个计划的人只有三井平川和秦雄还有三井平川的两名心腹手下，其余人等连三井家的嫡系都不清楚这个计划，只有一些涉及到财务方面的人员知道近来三井家族有一些资金的调动，但是对于三井这种大财阀来说资金调动太正常不过了。

没人知道的是这些资金实际上都是在股市上偷偷的回购索尼的股票了，动作不大再加上操盘的人员都是个中好手自然没人注意的到。

整个计划甚至连三井平川都不是完全清楚但是他选择了信任秦雄，索尼谋反之心已经是路人皆知，三井平川不在乎一个索尼的谋反他在乎的是会因此引发的连锁反应，要知道三井旗下不仅仅只有一个索尼，要是都长了反骨那还了得。

盛田绍夫身体不好，井深大卧病在床这给了三井最大的一次机会，否则哪怕是三井平川想要动索尼也要掂量掂量，最主要的是秦雄告诉三井平川他已经在索尼埋下了一部暗棋足以完成这次肢解计划。是什么秦雄没有说。

索尼的社长中，井深大和盛田昭夫是索尼的缔造者，大贺典雄虽不是创业者但在索尼创业初期就加入创业团队，有着和创业者们同样的领导才能。大贺典雄的任期快要满了，索尼的接班人是谁现在没人知道，因为这个接班人是要盛田绍夫钦点的，但是秦雄知道，他非常清楚大贺典雄的接班人就是出井伸之，对于索尼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他不仅是第一位非创业世代的社长，，当出井伸之接过社长的接力棒时，索尼的业绩出现严重的滑坡。

根据官方资料来看，出井伸之上任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全面改革了索尼的经营管理体制，即由以前“事业部”管理体制改为财务和经营管理上几乎独立的“公司内公司”管理体制，此举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财务内容在几年内焕然一新。然而在短期成功的背后却隐藏了致命的弊病，甚至在后来索尼在mp3播放器和液晶电视市场的惨败也和和出井伸之的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度的追求各独立“公司内公司”的财务指标会造成削减长期研发的支出，其结果对于一个研发企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索尼一向都以技术和创新著称，但是在出井伸之时代索尼就像之前提到过的一样完全变成了一家小白鼠公司，各种黑科技层出不穷。出井伸之之所以这样改革，另一个理由来源于他个人的领袖魅力的缺乏。大贺典雄在指名出井伸之出任社长时，出井是常务董事会中最年轻排名末席，这对于论资排辈习俗还相当根深蒂固的日本企业来说，出井的出任无疑对他有着巨大的无形压力。大贺典雄曾公开承认过:选择出井任社长是排除法的结果，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大贺的选择也许这是大企业常有的派系斗争的产物。出井在改革经营管理体制的同时，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左迁了几乎所有比他自己资深的前董事，并募集了大批的社外董事。被左迁的董事们当时表面上对出井的经营管理无法提出异议，当索尼的业绩再度滑坡时，这些个人恩怨是成为出井伸之辞职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出井伸之出身是企划部门，其初露头角在他筹备索尼法国分公司。在一个视技术为江山社稷的研发企业里，非技术出身社长的地位的微妙程度是局外人所无法想像的。索尼没有调解各部门之间矛盾的机制，在出井之前，是完全依赖社长的领袖魅力来解决部门之间的冲突。出井不但自身没有领袖魅力，上台后的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加强了各部门的独立性，无疑是对索尼的“大企业病”雪上加霜。

但是出井伸之的改革完全是无奈之举，因为他压根就没有资格坐上索尼社长这个位置，他能上位完全就是大贺典雄的功劳，大贺典雄想要做索尼的太上皇，所以在当初假传圣命玩了一出狸猫换太子，出井伸之的资历最浅，在大贺典雄看来完全可以控制在手里，但是谁也不知道出井伸之也是一个狠人完全是拿索尼的命运和大贺典雄对赌，这一场斗争中没有赢家。从大贺典雄扶持出井伸之上位的那一刻起索尼就从全球电子产品霸主的位置上退位了，并且开始了衰退和没落，说是一蹶不振一点都不夸张。

在出井的上台后的几年，体制改革让索尼在财务上取得了明显的成果。时值90年代末的it泡沫经济，出井的经营战略变得时髦起来，他提出了“网络战略”和“数码战略”，对当时流行的时髦术语，像收割递增、复杂系经营、协同效应更是津津乐道，频繁出没于媒体，宣传其新经济学。对于几乎都是摸拟技术出身的索尼技术人员来说，望着电视机屏幕里忘乎所以的社长，其内心的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

it泡沫的破裂和电视机部门的巨额赤字，让“索尼神话”最终破灭，在一片申讨声中，出井伸之于2005年6月辞去索尼董事长一职。出井的辞职并没有改变索尼的厄运，其后任社长英国出身的霍华德。斯特林格，虽，出任社长前重振索了尼美国的业绩，但是面对出井留下的烂摊子，他已经无回天之力。索尼电视机部门的连续8年亏损，最终导致他不得已于2012年6月离开了索尼。

索尼在后来依然没有起色，毫无疑问出井伸之是罪魁祸首之一但是大贺典雄的锅也跑不了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企业内斗的伤害是谁也避免不了的，。然而，索尼的凋零可以说是日本式经营管理体制衰退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