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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车厢经太阳晒了大半天，又上来了人，里面闷得使人透不过气来。聂赫留朵夫索性不进去，仍留在靠车门的通道口。但那里也难吸到新鲜空气，只当列车驶出楼群、刮起穿堂风的时候，聂赫留朵夫才得以敞开胸怀深深吸了口气。“是的，被折磨死了。”他把对姐姐说过的话对自己重说了一遍。在他今天所得的印象之中，最最清晰的莫过于第二个死者那张俊美的脸，他那含笑的嘴唇，显得神气而严肃的前额，剃得发青的半边脑袋和露在旁边的不大却轮廓分明的耳朵。尤其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不知是谁害的，死了就死了。他和所有犯人是遵照玛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来的。多半玛斯连尼科夫下了一道例行的命令，在一张印有抬头的公文笺上加上一个花笔签字就此算数，当然，他无论如何也不认为应由他负责。管犯人体检的监狱医生更不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他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已把体弱者挑了出来，万没料到天气会热得这样厉害，更没料到犯人出发这么迟，又是挤成一大堆。典狱长吗……但典狱长无非是执行命令，于某月某日，将几多男的、几多女的、几多苦役犯和流放犯打发上路。就连押解兵也不能负责，他只是如数收下犯人，到某地如数交差，他按通常惯例押解这批犯人上路，压根儿没料到像聂赫留朵夫所看到的那样壮实的犯人，竟然支撑不住而死于街心。谁也没有罪责，但人却被折磨死了，恰又是被这伙不负罪责的人害死的。

“这种事之所以发生，”聂赫留朵夫暗忖，“就是因为那些省长啦、典狱长啦、警官警察啦，都认为在这世上，在某种情况下毋须把人当人看待。照说那些人，玛斯连尼科夫也罢，典狱长也罢，押解官也罢，如若当了省长、典狱长和戴上官帽，就应当十次、二十次地反复考虑，可不可以在这样的大热天发送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上路，即使上了路，也必让他们停下来休息十次、二十次，见有人累得喘不上气，必带到清凉处休息，给他水喝，如遇不幸，也必给予怜悯同情。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且阻挠别人这样做，只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人不是人，他们看到的不是对人应负的责任，而是官职和官职对他们的要求，后者远远高于前者之上。这便是问题症结所在，”聂赫留朵夫继续想道，“如果他们承认爱人之心比无论什么都重要，此种感情哪怕只出现于一时一地，

他们就不会干下这样的罪行并为罪行文过饰非了。”

聂赫留朵夫顾自思索，竟没有发现天气起了变化。太阳已被涌来的低垂云块淹没，从西方地平线上升腾起一大片淡灰色雨云，把雨点洒向了远方的田野和林子，随后是泼刺刺的大雨。雨从风来，风已经把湿润的雨腥味儿送来了。闪电划破乌云，隆隆雷声不时和隆隆的车轮声交织到一起。眼看雨云就快压顶，斜斜的雨丝已打到了通道口，打到了聂赫留朵夫的大衣上。他挪到通道的另一侧，吸着湿润的新鲜空气和庄稼的清香，看着一一掠过的果园、林子，已经黄熟的黑麦和仍然碧绿的燕麦，一道道黑黑的垄沟和沟里正在开花的深绿色土豆苗。庄稼久等甘霖，现在经过雨淋，都仿佛涂上了一层油漆，黄的更黄，绿的更绿，黑的更黑了。

“下吧，下吧！”聂赫留朵夫望着久旱逢雨、正在复苏的田野、果园和菜地高兴地说。

骤雨没下多久，乌云一部分化作了雨，一部分飘过头顶去了，落到湿淋淋的土地上的已是最后一阵细密的雨点。太阳重新露了脸，一切都变得亮闪闪的。而在东方，架起了一道不高的绚丽彩虹，它一端是紫莹莹的颜色，另一端隐没在地平线下面。

“啊，刚才我想什么来着？”聂赫留朵夫问自己。这时自然界的变幻已经结束，火车正驶过两边高坡对峙的山沟。“是了，我在想，所有那些人——典狱长、押解兵，所有那些供职的人大半都是温和善良的，就因为他们担任公职以后才变得凶狠的。”

他联想起玛斯连尼科夫在他叙述狱中情形时所表现的淡漠，典狱长的严厉，押解官不准病弱老人坐大车、不理睬临产女犯呻吟的那种冷酷，“这些铁石心肠的人连最起码的怜悯感情也没有，而这无非因为他们担任政府职务罢了。一旦为官，就再无爱人之心，犹如这斜坡铺上石块，雨水再也渗不进去一样，”聂赫留朵夫瞧着沟两侧铺了各色石块的斜坡，雨水正从高处流淌，暗暗想道，“也许这斜坡非铺石块不可，不过，它本可以像坡上那样长出麦子、青草、灌木和树木的呀！现在弄得寸草不生，看着都叫人难受。人也莫非如此，也许那些省长啦、典狱长啦、警察啦，都非有不可，但眼见人们丧失了做人的主要品质，丧失了彼此间的爱和同情，这是十分可怕的。”

“问题全在于，”聂赫留朵夫接着想，“他

们把不成其为准则的东西当作准则，却不承认应把铭刻在人们心上那种永恒的、不可改变、不可背弃的戒律作为准则。正由于此，我常感到与那些人难以相处，”他想，“我简直害怕他们，而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可怕，比绿林强盗还可怕。绿林好汉毕竟还讲怜悯，可是他们不讲怜悯。他们跟怜悯绝了缘，就好比植物之于石头。他们之所以可怕，原因就在于此。人说普加乔夫、拉辛一类人可怕，但他们比普加乔夫、拉辛要可怕百倍千倍。”聂赫留朵夫继续想道，“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方面的问题，问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人道主义者、单纯而善良的人，干出最可怕的暴行而又不感到自己有罪，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保持目前这样的世道，让他们去做省长、典狱长、军官、警察，也就是说，第一，要让他们相信世上有一种称作国家官职的工作，干这种工作就可以把人当作物一样对待，无须保持兄弟手足之情；第二，要那些担任国家职务的人结成团伙，这样，他们的行为的后果就无须由任何人单独负责。缺了这些条件，在我们这个时代就不可能干出像我今天看到的那种可怕行径。问题全在于，人们认为在若干情况下待人不必有爱心。但这是胡说！待物倒是可以的，你去砍树、去造砖、去打铁好啦，什么爱心也用不着。然则与人相处必须有爱，一如与蜜蜂相处必须小心谨慎一样。蜜蜂有它自己的秉性，若你略略粗心，你不但伤害它，也伤害你自己。对人也如此，也必须如此，因为人爱人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固然，人不能像强迫自己去工作那样强迫自己去爱人，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必以仁爱待人，尤其当他人对你有所寄望的话。如果你待人没有爱心，你就乖乖坐着好啦！”聂赫留朵夫暗暗对自己说，“你跟你自己、跟什么东西打交道都行，可就是不要去跟人打交道。只有在想吃东西的时候吃东西才有利无弊，只在你有爱心的时候跟人打交道才有益无害。若你允许自己不以爱心待人，一如你昨天对待你姐夫那样，那么像我今天见到的那种冷酷和残忍就会泛滥得无边无际，给自己造成的痛苦就会像我一生中体验到的那样无穷无尽。是的，是的，就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这太好了，太好了！”他反复对自己说，因为他感到双重的快乐，一是酷热后习习凉风使他舒畅，二是很久以来回旋于脑际的问题终于彻底弄清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