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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两星期后参政院可能要着手审理玛丝洛娃的案子，届时聂赫留朵夫要去彼得堡。如果在参政院败诉，他将照律师出的主意去告御状。不过，据律师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上诉的理由不充分，对此必须做好思想准备。而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流放犯和苦役犯可能在六月初就发送。时不待人，为了和玛丝洛娃同去西伯利亚——这是聂赫留朵夫早打定主意了的——就得先去乡下一趟，把他在那里的事务安排妥当。

首先要去的是离此地最近的库兹明，那是一个黑土地的大田庄，他的主要收入来源。聂赫留朵夫童年及少年时期曾在那儿住过，成年以后还去过两次，还有一次他奉母亲之命，送一个德籍总管去那里并和他一起检查田庄的经营情况，所以他早就熟悉田庄盛衰以及农民与总管、亦即与地主的关系。而农民与地主的关系，说得委婉些，是一种十足的依附关系，如说得干脆些，则是农民受总管的奴役——当然，不像一八六一年废除农奴制以前那种赤裸裸的奴役，即一大批人受一个主子的奴役，而是一切无地或少地农民受到总的奴役，主要受大地主的奴役，有时也受生活在农民间的小地主的欺侮。聂赫留朵夫知道这一点，而且也不可能不知道，因为田庄便是建立在这种奴役的基础之上，他自己也参与安排了的。他不但知道这种制度的不合理性和残酷性，而且自入大学以后，他信奉和宣传亨利·乔治的学说，并开始身体力行，把父亲的田地分给了农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占有土地就像五十年前拥有农奴一样是桩罪恶。不错，自到军中服务，他已习惯于每年挥霍二万卢布，所有这些见解已不再约束他的生活，被他忘得一干二净，他再也不问自己对私产应抱什么态度以及母亲给他挥霍的这笔钱是从哪儿来的，他竭力回避去想这方面的事情。不过，母亲过世，他继承了遗产，就不得不由自己来经管产业即经营土地了，这时候，对土地私有制的态度问题又出现在他的面前。如果是在一个月之前，聂赫留朵夫兴许会对自己说，他无力改变现行制度，而且直接管理田产的又不是他，多少还能心安理得：人离得田庄远远的，却花来自田庄的钱。于今他毅然做出决定，虽然他即将远行，去西伯利亚，要同监狱打种种复杂而困难的交道，为此必须花钱，但他仍不能容忍现状继续存在，应该来一个彻底改变，即使损害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计。他决定不再自己经营土地，而将土地租赁给农民，收取一点儿微薄的租金，以使农民大体上不必依附于地主。聂赫留朵夫曾不止一次地拿地主和农奴主相比较，认为不雇工人种地而把土地租给农民，无异于奴隶主把农奴的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这不能算是问题的解决，但它无疑向着问题的解决迈进了一步，它由粗暴的压榨形式过渡到不那么粗暴的压榨形式。这就是他现时打算做的。

聂赫留朵夫到达库兹明已是晌午时分。他在生活各方面力求简朴，所以事先没有打电报叫人来接，到站后他自己雇了一部两套马的四轮马车。赶车人是个年轻小伙，穿件土布上褂，在瘦腰身底下打皱褶的地方系了根皮带，以赶车人的架势侧坐在驾驭座上。他很乐意跟老爷聊天，因为一聊天，衰老的瘸腿白辕马和拉边套的气肿病瘦马就可以慢慢地悠着走，而这正是它们求之不得的。

说起了库兹明的田庄总管，马车夫侃侃而谈，殊不知

车上坐的是总管的主人，聂赫留朵夫则有意不向他言明。

“这个德国佬过得可阔气啦。”那位在城里待过、读过小说的赶车人说道。他侧身对着乘客，手一会儿握住马鞭鞭梢，一会儿握住鞭柄，炫耀着他的广见博闻，“他买了一辆马车，配上三匹草黄马，带着他的婆娘出来兜风，嗨，那神气劲儿就甭说了！”他说道，“冬天，到了圣诞节，他就在大屋子里装点起圣诞树，还在树桠子上挂上小电灯哩。我为送客人曾经去过。省里找不出第二家。他捞的钱呀，没法儿估量！他掌着大权，有啥办不到的？听说，他还置了一份好地产。”

聂赫留朵夫尽管不在乎德国佬怎样经管他的田庄，怎样从中渔利，但听了究竟不很愉快，于是他转而欣赏起美丽的原野。浓密的乌云不时遮住太阳，农民正在翻耕燕麦地，到处一片翠绿，而在碧野之上，飞舞着一只只云雀，林子也都披上新绿了，只有迟发的老橡树除外。他瞧着点缀在草地上的牛马，在春播作物地里耕耘的农民，心中悒悒不乐。他问自己：究竟为什么觉得郁悒呢？他不由又想到赶车人说的话，想到德国佬在库兹明作威作福的事儿。只在到达库兹明，着手事务的处理之后，这种郁悒感方始被遗忘。

他查了账，和总管谈了话。总管直言不讳，说农民缺少土地，他们自己的那份儿处于地主所属土地的包围之中，因此地主处处沾光。聂赫留朵夫听罢反坚定了决心：不再经营他的田产，把所有土地租给农民。从账簿上，从他同总管的谈话中他得悉的情况同以前一样，三分之二的地，而且是好地，都由自己的工人用改良农具耕种，其余的三分之一则雇用农民耕作，每亩地付五卢布工钱。为这五卢布农民要在这块地上犁三遍、耙三遍，要负责播种、收割、打捆，把麦子送到打谷场，也就是说给了他们五个卢布，却叫他们干了全部农活。而若雇临时工，每亩至少也得花上十卢布。凡是他们从总管那里领取的必需品，概以最贵的价格计算，然后以劳役来抵偿。他们刈地主草场上的草，在地主林子里砍的柴，买地主的土豆苗，都要以工偿付。因此，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欠下了地主的债，而地主把分散之地雇农民耕种，每亩收入比之出租要多上四倍。

所有这一切，聂赫留朵夫以前也都知道，但现在却像是听到了一桩新鲜事儿。他暗暗惊讶，他和处于与他同一地位上的人，怎么没有觉察出这种如此不正常的关系呢？总管提出种种理由阻挠，说如把土地租给农民，全部农具就成了一堆废物，连原价的四分之一都追不回来；说农民会把土地糟蹋掉。总之，交出土地，主人吃亏太大。然而，这些理由反使聂赫留朵夫相信，把土地交给农民，自己失去大部分收入，正是做了一件好事。他决定这次来乡下就把事情办妥，出售收割了的和播下的庄稼，出售农具和不必要的房舍，在他走后由总管去办；现在他要做的是请总管召集库兹明田庄上三个村子的农民明天来开会，向他们说明自己的意图并商定土地的租价。

聂赫留朵夫想到他坚决否定了总管的理由而甘为农民做牺牲，心里很觉愉快，便走出总管办公室，一面考虑当前要办的事，一面绕着房子信步而行。他来到花圃，但见花圃全荒芜了（而在总管住所的前面却开辟了一个新的花圃）；接着来到网球场，场地上长满了野生的蒲公英；后来又来到菩提树林里的林荫道，这里使他

念及过去：往常总到这儿散步，吸上一支雪茄；三年前俏丽的基里莫娃到他母亲家做客，也正是在这儿跟他调情的。聂赫留朵夫把明天要对农民说的话大致想好以后，回总管那儿喝茶时又商量了一阵子如何清理全部田产的事，直到在这方面完全放了心，才往那幢大房子里一个平素用来招待客人、如今为他收拾好的房间走去。

房间不大但很清洁，墙上挂了几幅威尼斯风景画，两窗之间竖一面镜子，一张干净的弹簧床，一个摆有盛水瓶、火柴和灭烛器的床头柜，靠近镜子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他那皮箱。皮箱是打开了的，从中露出他的化妆用品盒和他带来的几本书：一本是俄文的、研究刑法的著作，还有一本德文的和一本英文的，同属一种内容。他本打算在下乡期间抽空阅读，但，哪能抽出空余的时间来呢？现在他就得早早睡觉，以便明儿早早起床，做好与农民谈话的准备。

墙角里放有一张旧式红木雕花圈椅，他记得原是在母亲卧室里的，看见它顿时在他心中升起一股出乎意外的感情，忽然舍不得这幢年久失修的房子来了，也舍不得这荒芜的花园，即将砍伐的林子和一切畜棚、马厩、库房、农机和牛马。这些东西不是由他添置的，但也是辛苦创业并好不容易维持下来的。在此之前，他觉得放弃这一切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现在他非但舍不得这一切，这土地，目前他很可能急需那笔收入，而且立刻生出了一种理论来迎合他的感情，根据这种理论的判断，把土地交给农民、毁掉自己的产业简直是愚昧之极，太不应该。

“我不应该占有土地。不占有土地，也就不能维持这份产业。再者，我即将去西伯利亚，房子也罢，田庄也罢，我都用不着了。”一个声音在说，然而另一个声音却辩解道，“这话固然不错，但第一，你不可能在西伯利亚住一辈子。如果你结婚，将来就会有子女，你得到的这份产业将来该原原本本地交给你的子孙。你对土地要担当责任！把它交出去，把它毁了，这都容易，但创建它难之又难。要紧的是你要好好考虑你自己，决定你今后怎样生活，根据这一点来处理你的财产。你这决定莫非是无法更改的吗？再者，你真是本着你的心意做的，还是为了做给别人看，借此炫耀自己的呢？”聂赫留朵夫用这话问他自己，发觉别人的议论确对他做出的决定施加着影响，他越考虑，问题也就越多，越难解决。他为了摆脱这些纷至沓来的念头，就干脆躺进干净的被窝里睡觉，打算到明天头脑清醒时，再来解决这些麻烦事。可是，他怎能睡着呢？青蛙的鸣叫随着清新的夜气和皎洁的月色，从打开的窗子一同泻进屋里，其间还夹杂着夜莺的啼啭——有几只在远处的花园里，有一只却就在近旁，在窗下盛开的丁香花丛里。聂赫留朵夫听着莺啼蛙鼓，不由联想到典狱长女儿的琴声。想起典狱长，便又联想起玛丝洛娃，想起她说“您别来管我吧”的时候也像青蛙鼓噪那样颤动着嘴唇。然后，那个德国佬总管下坡捉青蛙去了。应该拉住他！但他不但下了坡，而且变成了玛丝洛娃，忿忿地说：“我是苦役犯，而您是公爵。”“不行，我绝不让步。”聂赫留朵夫暗想。这么一想，便从迷糊中清醒，接着他又自问自答：“我所做的究竟对不对呢？我不知道，但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反正一个样，不过我得睡了。”于是他顺着总管和玛丝洛娃下坡的路往下滑，至此一切都中断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