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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这部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自20世纪初便已开始译介到我国，一百年来曾为它展开过无数次讨论，评论文章何止车载斗量！现在重译，抚今追昔，不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故略陈感怀，以就教于读者和学界专家同仁。

我想说的是：第一，小说的情节是写聂赫留朵夫如何完善自我、忏悔过去、分田散产、皈依宗教的过程，亦是写一个寻求真知者的人生探索和心路历程；第二，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劝说世人注重伦理道德；第三，书中引用《圣经》中的众多说教，乃是为了达到完善自我这一目的。说《复活》是部社会小说当然不错，但若把它看成是道德伦理小说，可能更为准确。

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两种对停滞的社会生活进行重构的途径：一条是通过社会革命或社会改革，另一条则是通过精神文明的建设或道德的匡正。托尔斯泰在俄国社会生活和文学中极力主张的正是后者，即完臻道德情操的途径。这既是托尔斯泰的社会理想，也是他的文学审美追求。

可是长久以来，对待列夫·托尔斯泰的这一美好的理想和追求——这是他全部著作的核心——却缺少积极的评价。这出于多种原因。由于出发点不同，评论家往往说它背离革命、背离现实等等。在今天，我觉得，不但觉得，而且认为有重新审视这位作家的学说的必要。经验证明，重建社会生活如不注意到人在道德方面的自我改造和完善，将不会得到应有的效果。

托尔斯泰是思想的艺术家。书中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艺术形象与其说是性格的典型，还不如说是思想的典型。托尔斯泰的思想就活在他创造的艺术典型里。当然，聂赫留朵夫不等于托尔斯泰自己，但在聂赫留朵夫寻求真知的探索中可看到作者本人的追求。这种追求主要表现在理念上、道德观念上。托尔斯泰的立场既内在于聂赫留朵夫，又外在于聂赫留朵夫。

在托尔斯泰看来，凡是人，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芽。他写道：“有一种极为常见及普遍的迷信观点，认为每个人都有他一成不变的本性，或是善良的，或是凶恶的，或是聪明的，或是愚蠢的，或是精力充沛的，或是冷漠疲沓的，等等。其实并非如此。我们谈论一个人，可以说他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蠢的时候，精力充沛之时多于冷漠疲沓之时或者相反，但若触及具体的人，说他生来善良或者聪明，说另一个生来凶恶或者愚蠢，那就不对了。然而我们总是这样把人分类，实在失之公平。人好比是一条河，河里的水全都一样，没有分别，但有的地方河道狭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面宽广，水流平缓，有的地方清澈，有的地方浑浊，有的地方冰冷，有的地方温暖。人也一样，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芽，有时流露出这一种本性，有时流露出那一种本性，他常常显得面目难辨，其实他还是他。”作者接着写道：“有些人身上这类变化尤其突出，聂赫留朵夫便属此类。他变化的原因有生理上的，也有精神上的。”

作者以此说明，他的男主人公并非什么“超人”，聂赫留朵夫从一个纯洁无瑕的青年到堕落乃环境使然，后来他得以精神复活，则是不断审视自己、改造自己的结果。

人的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人所处的特定环境、所观察事物的特定角度决定着所观察到的意义。在托翁笔下，聂赫留朵夫在他姑妈家度假、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原是个意气风发、胸怀壮志的贵族青年，“当一个青年第一次得以不按别人的指导而由他自己来领会生活全部的美和它的重要性，领会到事业之于个人至关重要的时候莫不如此。在他的想象之中，经他的参与，整个世界乃至他本人，不仅有希望，而且有可能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完善。那一年他在学校里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那时他第一次明白到土地私有制的真正残酷和不平。他又是个为道德的完善和精神的平衡不惜做出牺牲的人，于是他做出决定，放弃土地私有权，把他从父亲那儿继承下的土地交给了农民”。

然而聂赫留朵夫后来起了变化，他沉沦了。这种变化是他三年后进入京城彼得堡开始，而加入军队后才完成的，因为“军队（指帝俄军队——译者）生活本就容易使人堕落，人一进入军

队，没有了合理的有益的劳动，变得无所事事，既不承担人类的共同义务，又能享受军旗、制服和团队的荣誉，一方面，对别人拥有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对上级则是奴颜婢膝般的服从”；又因为“被遴选入禁卫军，和那些门第显赫、家境优越的军官厮混在一起，由于富裕和接近皇室，就使人加倍地堕落，堕落到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甚至疯狂的程度”。聂赫留朵夫奸污姑妈家半是养女、半是奴仆的玛丝洛娃就是在这个时候。

托尔斯泰把聂赫留朵夫做了一番前后对照：从前他是个诚挚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随时准备为任何美好的事业献身，如今他是个声色犬马、贪得无厌的利己主义者，只爱享乐。从前他觉得世界是个谜，满怀激情地想破译这个谜，现在他认为实际生活是如此地简单明了，一切均由他所处的生活条件而决定。那时重要的是熟悉伟大思想家的哲学和艺术家的诗章，如今要紧的是人际关系，是怎样跟同事打交道。从前认为女性是神秘的造物，美丽的化身，正因其神秘所以才迷人，现今他认为女人，除开家里的亲人和朋友的妻子外，都具体而简单，是他尝试过的最好的享乐工具。那时认为精神的我才是真正的我，现今认为健康的、精力饱满的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

但是，人的心理格局除受享乐原则支配的“本我”和受现实原则支配的“自我”外，还有受道德支配的“超我”。聂赫留朵夫是个好学好问的知识分子，热衷于道德问题的探索，因此也就不能心安理得、随波逐流。托尔斯泰本人极其重视社会正义的传统，厌恶支配资产阶级的“财产至上”精神和那套单一的价值观，于是才呕心沥血撰写他的《复活》。

道德，是聂赫留朵夫精神复活的契机，也是托尔斯泰观察生活的立足点，是他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标准，提出重大社会问题的形式。托尔斯泰正是从道德的视角，要求自己以及他人严于律己，对上层贵族那些卑鄙庸俗的人们痛加鞭挞，而对普通人民，对于被侮辱被损害者满怀同情的。

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对他后来七八年的沉沦生活感到苦闷、彷徨。当在法庭上与玛丝洛娃不期而遇时，他那精神的我被触动了。这场不期而遇要求他承认自己的罪过。不过，在当时他离承认罪过还远：“他仍不愿屈服于刚在心中抬头的忏悔意识，他认为这仅属意外，过不多久就会忘记，不致破坏他的生活。他像是在屋里闯下了祸的一条小狗，主子揪住它的项圈，把它的鼻子按到闯下祸的地方，它汪汪叫，想躲远些，把祸事忘掉，而铁面无私的主子却不放过它。”尽管如此，“在他内心深处已觉察到他所作所为的残酷、卑鄙和下流，而且他曾为之陶醉的闲散、放纵、无情的生活也是那么残酷、卑鄙和下流，十二年来他用来遮掩罪行的幕幔已在飘动，他已能窥见幕后了。”

促使聂赫留朵夫最终战胜身上那个兽性自我的是善和爱，包括同情和怜悯。

看一个人是否高尚，首先是看他的心灵建构，是否把自我中心缩小到最低限度，是否关注他人，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都能帮助不幸的落难的人，是否表示出爱怜或同情，是否严于律己，简单地说，是否做有效的自我审视，而担任最高裁判的应是良知、道德。

道德，它是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和社会关系的一种规范，是借助此种规范调节个人的社会行为的一种基本方法。道德规范的基础是善恶、义务、正义等观念。它超越“自我”和“本我”，它再不是什么“环境使然”，它要求人做出理念上的抉择。道德和法律不同，道德规范只能通过精神影响的方式（社会舆论：赞同还是谴责）去要求人们遵守。道德中有全人类的共同成分。当然，道德还有一定历史时期的和阶级的规范、原则和理想，道德这个概念的外延与诸如阶级斗争概念等在某处相切或相交，但按其内涵而言，它是哲学的一个专门部分，是伦理学研究的事。

聂赫留朵夫见被他污辱过的玛丝洛娃竟然落到被判苦役的悲惨命运，陡生怜悯与同情，从而自我忏悔：“可耻又可憎，可憎又可耻！”

忏悔无疑是一种良好的意识。这种意识促使他清洗灵魂，打扫心灵积垢。他向上帝祈求：“主啊，帮助我，教导我，到我心中

住下，清除我体内的一切污垢吧！”托尔斯泰描述道：“他祷告，他祈求上帝帮助他，住进他心里，清洗他体内的积尘。就在他祈求的同时，他的心愿实现了，他心中的上帝在他意识中醒来了。……他感到了善的强大力量，人所能及的一切美好事物他如今觉得都能办到。”接着，“强大的、永恒的声音在聂赫留朵夫身内响起……”他下定决心：“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冲破缠绕我的虚伪罗网，我要承认一切过错，对所有的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我要告诉米茜实情，说我是个**的人，只是白白扰乱了她的心。我要对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首席贵族的妻子，曾与聂赫留朵夫有暧昧关系——译者）也这么说……对于遗产，我应本着公道处理。我要对她，对卡秋莎（玛丝洛娃）说我是个无赖，在她面前我有罪，我要减轻她的苦难。是的，一见她就请求她宽恕……如果有必要，我就和她结婚。”

聂赫留朵夫悟到社会和秩序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善和爱。这种认识打开了聂赫留朵夫心灵的闸门，原来找不到出路的爱的洪流现在奔腾着涌向他遇见的一切人。它得以使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人性升华，也使玛丝洛娃成为新人。《复活》的第二部和第三部都是聂赫留朵夫爱和恨的展示：爱普通人民，同情受难者，恨统治阶级及其制度。《复活》用善和爱镜照了19世纪下半叶整个俄国社会的上下阶层。

书中提到了上帝，提到了《圣经》，特别是在篇首篇末引用了《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路加福音》中的戒律。托尔斯泰自己也说，他是故意引用福音书上的文字的。不过，托尔斯泰信仰的与其说是上帝，不如说信仰的是他的内在精神和他在人类交往中的重大意义，是为了弘扬善和爱。托翁抛弃上帝的形象而摄取他关于善和爱的道德含义，托翁是从人与人的彼此相待，是从人与人之间寻找上帝的。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指的首先是善与爱。任何的善，任何的爱，都使托翁钦佩。他把上帝作为衡量人的道德的尺度。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说：“上帝起源于缺乏感。人缺乏什么——不管这是特定的，因而有意识的缺乏还是无意识的缺乏——上帝就是什么。”马克思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

东正教作为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宗教信仰源远流长，它积淀于民族意识之中。俄国当代作家阿勃拉莫夫在《我骄傲我来自农村》一文中曾说：“众所周知，睿智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及其他经典作家都读过《圣经》，引用过里面的情节。怎么能不谈《圣经》呢？实际上，我们是按《圣经》、按它的戒律生活至今的。那十条戒律是改变不了、否定不了、且学无止境的，除此外我们想不出有什么比它更完善的了……《圣经》是人类的书。”

人们不难发现，在创作中引用《圣经》或以它为训的俄国作家还有许许多多：扎伊采夫、什梅廖夫、库普林、勃洛克、布尔加科夫、雅申、田德里亚科夫、索尔仁尼琴……

托尔斯泰不是革命家，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伦理学家、思想家、道德家。他写此书旨在做一种道德的选择。因此，冀盼敬爱的读者和文艺评论家们尊重一个民族、一个作家自己的选择，对他引用《圣经》来做说教多多宽容。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先后得到钱善行、李玉皓、赵德泉、程家钧诸位专家的热情帮助，陈莉莉同人参与了部分翻译及校核工作，特此表示感谢。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二十二节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