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小说网

乌云遮住了明亮的天空

1892年的冬天，一抹乌云遮蔽了我童年时代的明亮天空。我的心里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欢乐，只有怀疑、焦虑和恐惧，书本也不再吸引我。今天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我还是不寒而栗。我曾写过一则小故事，名叫《霜之王》，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帕金斯盲人学院的阿纳格诺斯先生，这件事成了以后麻烦的根源。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我必须把这件事的相关事实交代一下，这样对我和我的老师才公平。

我在家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正是我学会说话回到家后的第一个秋天，我们住在“凤尾草采石场”的时间比过去久一些，有一次她给我描述深秋里红叶的美丽，让我想起了记忆中的一个故事，这故事一定是别人讲时我不经意间记住的。就像小孩子想的那样，我以为我正在编故事，生怕这个故事会从我脑海里偷偷溜掉，急忙坐下把它记了下来。我的思如泉涌，写作给我带来喜悦。文字和形象在我的指端游走，我把想到的一个又一个句子记在我的盲文板上。现在，如果一些文字和形象让我不假思索地就能想到，这说明它们可能不是我头脑里迸发出的灵感，而是我没有忘干净的别人文章里的残留痕迹。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如饥似渴地尽情阅读，完全没有原创和抄袭的“版权”概念。而即便是今天，我仍然很难分得清楚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从别人的书里看到的，我想是因为我对世界的大部分认识都来源于别人的眼睛和耳朵。

故事写完后，我读给老师听，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雀跃心情。我沉浸在朗读这些优美文字的喜悦之中，不能容忍别人打断，即使是为了纠正我单词的发音。晚餐时，我把故事读给全家人听，他们对我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而惊喜，有人甚至问我是不是我从哪本书里看来的。

这问题让我非常震惊，因为我一丁点都不记得有谁曾给我读过这样的故事。于是，我大声说道：“哦，不，这是我自己的故事，我是为阿纳格诺斯先生写的。”

就这样，我把故事誊写下来，并且把它作为生日礼物寄给了阿纳格诺斯先生。有人建议我应该把“秋天的落叶”这个题目改为“霜之王”，我听从了建议。我亲自把这个小故事送到了邮局，一路上我都神气活现的，仿佛走在云彩上，完全没想到要为这件生日礼物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

阿纳格诺斯先生很欣赏我的《霜之王》，还把故事登在帕金斯学院的一份校刊上。这是我快乐的顶点，但很快就坠到了地面。我回到波士顿之后不久，就有人发现了一篇同《霜之王》相似的故事，名字叫做《霜之仙女》，出自一本我出生之前就出版了的《布莱迪和它的伙伴们》的集子，作者是玛格利特·T·肯拜小姐。这两篇故事无论在思路还是语言上都极其相似，这足以证明我读过肯拜小姐的故事，我的那篇是剽窃之作。这让我难以理解，但是当我明白了的时候，既震惊又伤心。没有一个孩子吃过比我更大的苦头，我颜面尽失，让我最爱的人饱受争议。可是究竟怎么发生的呢？我绞尽脑汁地回忆写《霜之王》前读过哪些有关霜的文章，可是除了最正常联想到杰克·弗罗斯特以及一首写给孩子们的诗《霜的怪事》，我什么也想不起来。而且，我没有在我的文章里用过这首诗。

起初，尽管阿纳格诺斯先生也深受困扰，但他似乎还是相信我的清白，对我格外和蔼可亲，让我获得了短暂的轻松。为了让他高兴，我尽量掩饰自己的不快，准备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参加华盛顿诞辰的庆典活动，在我得到坏消息之后不久就要举行这个庆典了。

盲女们让我在化装舞会中扮演谷物女神瑟瑞斯。我清楚地记得那一身美丽的打扮，我身裹华服，头戴红叶花环，手和脚上都装饰着果实和谷物。然而在娴静的面具之下，我的心里埋藏着深深的愁苦。

庆典的前一天晚上，学院里的一位老师问了我一个关于《霜之王》的问题，我告诉她，苏利文老师曾跟我讲过杰克·弗罗斯特和一些他的杰出作品。我说的某些话让她觉得我承认记得肯拜小姐的《霜之仙女》，尽管我一再强调她完全误解了，她还是向阿纳格诺思先生报告了她的结论。

于是

，那个对我和蔼友善的阿纳格诺斯先生认为受了欺骗，转而变得对我的辩解充耳不闻。他相信，至少是怀疑，我和苏利文老师故意窃取他人的成果，并且把剽窃作品交给他，为了骗取他的赏识。我被带到一间小屋里，接受由学院教师和官员组成的调查法庭的质问，而苏利文老师被隔离在外。随后，我被翻来覆去地问讯，调查团似乎已经给我下了论断，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迫使我承认曾经读过《霜之仙女》。他们问的每一个问题我都感到怀疑和猜忌，同时，我觉察到一个亲密的朋友正在用责备的眼神看着我，然而我无法用语言语形容。我的心直跳，血液倒流，除了几个简单的音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意识到这只是场可怕的误会，但我的痛苦没有减轻一丝一毫，我无法让自己平静，思绪一片混乱，头痛欲裂，当终于获准离开那个房间时，我茫然无措，像个木头人一样，对老师的拥抱和朋友们的安慰毫无知觉。而朋友们都说我是一个勇敢的小姑娘，她们为我感到自豪。

那晚我躺在床上痛哭流涕，我希望不要再有其他孩子遭受我这样的痛苦。我浑身发冷，觉得自己在天亮之前就会死去，而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一丝宽慰。如果在我长大后遇到这种伤心事，那么我的灵魂一定会破碎到无法修补的境地，好在那时遗忘天使都来了，带走那些痛苦日子的所有悲伤。

苏利文老师从来没听说过《霜之仙女》这个故事，也没看过出版的那本书里有这个故事。在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的帮助下，她仔细地调查了这件事，最后终于调查出一条线索：1888年夏天，我们和索菲娅·C·霍普金斯夫人一起到布鲁斯特度假时，霍普金斯夫人当时有一本肯拜小姐的《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现在霍普金斯夫人已经找不到那本书了，但是她告诉我，当时苏利文老师外出休假，为了逗我开心，她找了各种各样的书给我读，虽然她和我一样不记得是否读过《霜之仙女》这个故事，但她确信有《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这样一本书。她解释说那本书找不到的原因是她在卖房子之前，处理了一批青少年读物，主要是一些旧课本和童话故事，而《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很可能就夹在其中。

那时，这些故事对我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拼写陌生的单词足以吸引一个没有任何娱乐游戏的孩子。尽管我想不起任何与阅读故事有关的乐趣，但我忍不住想着当时的我努力想要记住那些词汇，只是为了让老师回来的时候给我解释它们的意思。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语言在我头脑中留下了无法抹煞的烙印，只是很久以来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苏利文老师回来以后，我并没有对她讲《霜之仙女》，可能是因为她一回来就给我读《小爵爷方特勒罗伊》了，这个故事让我把其他事情都抛诸脑后了。但事实上，肯拜小姐的故事在我脑海里久久不忘，当它再次自然而然地闪现，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它是另一个人的想法。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和关爱。我所深爱的朋友们，除了一人以外，直到现在都还是我的朋友。

肯拜小姐亲自给我写信，安慰我，“有朝一日，你一定会写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伟大故事，会给很多人带来抚慰和帮助。”但是这个善意的预言并没有实现，我再没有仅仅为了找乐子而做玩弄辞藻的游戏。这件事给我带来巨大的伤害，从那以后，我就惟恐写的东西不是自己的思想，一直被那种惶恐焦虑所煎熬，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敢写信，即便是给母亲写信，我也会如临大敌般惴惴不安，我会反反复复地拼写句子，以确保没有在某本书中读到过这些话。幸亏苏利文老师一直鼓励我，否则我早就放弃写作了。

后来我读过《霜之仙女》，也读过自己写过的信，信中引用了肯拜小姐的其他词句。我在一封信中发现了这一点。这封信是写给阿纳格诺斯先生的，时间是1891年9月29日，信中的遣词造句都和那本书如出一辙。而当时我正在写《霜之王》。这封信与其他信件一样，里面的措辞表明那时我的脑子里全是那个故事的影子。我把老师给我描述金秋红叶的美景理解成了这样的词句：“啊，它们如此美丽，足以安抚我们对夏日逝去的怀

念。”这种写法就完全来自对肯拜小姐故事的模仿。

在我早期的通信和写作中，有模仿的痕迹，这种痕迹源自我的一个习惯，就是把我喜欢的词句用自己的方式再写出来。在一篇讲述希腊和意大利古城的作文里，我模仿一些书里的写法，写了许多生动美妙的叙述，参照的书目我已经忘记了。我知道阿纳格诺斯先生热爱文物，并对希腊和意大利的古代文明情有独钟，因此我在书中搜集那些他可能会喜欢的描写历史的诗句。阿纳格诺斯先生这样评价我对古城的描写，他说，“诗意地表达了其内在特质”，但我并不明白他是否想过一个又聋又盲的十一岁的孩子如何能写出这样的词句？但是我并不因为想法不是原创的就认为我的小作品毫无价值、一无是处，它足以证明我能够用清晰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我对美好诗意想法的欣赏和热爱。

早期的写作是对头脑的智力锻炼。我同所有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一样，通过模仿和学习，把自己的想法付诸文字。我在书中发现的任何好的词句都会记在心里，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写作的时候拿来用。正如年轻的作家史蒂文森说过的那样，人们对自己欣赏羡慕的文章会本能地想要学习临摹，然后举一反三，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语言，写出不同的文章。即使是伟大的作家也要经过多年的这种模仿转化练习，才能像个将军一样引领脑海里每一条思想支流从四面八方汇集成文字的大河，写出无与伦比的优美文章。

我恐怕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成这个过程。我所读的词句文章已经转化成为我思想的一部分，我不可能在我的头脑中划分出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书里读到的。我的大部分写作过程，就像我学手工活时把各种各样的碎布头织织补补凑成一件衣服一样，虽然不乏精美的小块丝绸和天鹅绒，可大部分还是摸起来手感不好的粗布头。同样的，我的写作大部分都是自己粗浅的构思，间或点缀着其他作者的真知灼见。对我来说，写作的最大困难是如何理顺错综复杂的想法，把那些出于本能而生发的情感和想法用受过训练的成熟手法表现出来。写作的过程非常类似中国的“七巧板”，我们往往在脑海里有个既定框架，希望把琢磨出来的字句摆在里面，可是这些词句往往与框架形状不合适，即便形状合适，放的位置也不合适。但是我们仍然孜孜以求，因为前面有许多成功的例子，而我们都不愿意成为失败者。

“没有通往原创的路径，除非它本来就是。”史蒂文森这样说过。尽管我也许缺少创作才能，但我希望有一天能够脱离这种模仿改编的写作方法，那样，我自己的想法和经历或许就会浮出水面来。与此同时，我满怀信心，并且坚定决心，努力不让《霜之王》的苦涩记忆阻拦我创作的热情。

这段痛苦的经历对我也有裨益，它让我开始思考写作中隐藏的问题。我唯一的遗憾是失去了我最亲爱的朋友阿纳格诺斯先生。

《我的生活》在《女士之家》杂志刊载以后，阿纳格诺斯先生在给梅西先生的一封信中声明，他说在整个《霜之王》事件中相信我是无辜的。据他说，对我做审查的调查庭由八名成员组成：四名盲人和四名正常人。其中四人认为我曾读过肯拜小姐的故事，而另外四人则不支持这种观点，阿纳格诺斯先生表示他投了支持我的一票。

但是，不管怎样事情还是发生了，无论他当时支持哪一方，在我踏进那间屋子的时候，我忘记了那个经常把我抱在膝盖上和我一起做游戏的阿纳格诺斯的关心。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怀疑我，空气里充斥着敌对和威胁的气氛，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证实了我的感受。两年间，阿纳格诺斯先生似乎一直相信我和苏利文老师是清白无辜的，但后来他决绝地转变立场，不再支持我，我不知道原因所在。我不知道的还有调查的细节，甚至从来都不知道那些审讯我的“审讯员”中没有问我话的是谁，我紧张得什么都没注意，害怕得不知道问任何问题。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被问些什么。

我之所以要把《霜之王》事件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是因为这件事给我的人生上了至关重要的一课。为了不引起误会，我把发生的事实陈述出来，既不想为自己辩护，也不想指责任何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