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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吃一堑，长一智的原则，为了改变四次围剿”红军不利的窘境，重新将麾下部队打造成北伐时期的胜利之师、威武之师，蒋校长决定仿照当年创办黄埔军校的先例，在江西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

以“剿共”军中路总指挥陈诚任副团长。团部设战术、射击、筑城、通信、卫生、政治6个教官组。下辖3个学员营，每营辖4个连，以连为一教授班。营长均选调有反共作战经验的师、旅长充任，连长除由陆军大学校学员中选任一部分外，余皆从参加受训的团长中选任，托陈诚的关照，陈耀宗混到了一个连长位置。

各组教官从各军事机关、军事学校和部队中选调。陆军大学校校长杨杰为总教官。此外，还从德国、意大利、美国聘请若干军事教官和军事顾问。在这些教官中，陈耀宗还见到了一个自己不是太喜欢的人——黄维。“书呆子就是书呆子”，此次黄维是作为教官来到庐山的。

不过，陈耀宗跟黄维几天接触下来，陈耀宗对黄维有了更全面的认识。“黄维的性格可用一个“儒”字来形容。这样的性格虽秉承了儒家“君子之道”的特色，使黄维为人处事光明磊落，不失君子风度。但“墨守成规”“守旧迷信”“满脑子书呆子气”。”——这就是陈耀宗对黄维的评价。

轮训每期训练半个月左右。第一期7月18日开学。

7月18日，训练团在庐山脚下举行了隆重的开营典礼，蒋介石站在石头堆上，发表了重要演说，近3000名军官、教官、军士身着戎装，昂首挺胸，聆听总司令训诫。

“此次训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我们连小小的红军都不能打败，其根本原因就是一般官长没有廉耻，没有血性，没有良心，不讲礼义，不明廉耻，丧失了革命精神。此次集结在赣剿匪部队之中初级干部，施以机会教育，以坚定其对于主义之信仰，陶冶其高尚之道德，同时涵养其精诚团结与奋斗之精神，并锻炼健全其体力，增进其对匪作战之技能，以期早日戡平残匪，实现主义。”蒋校长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

此次轮训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各项条件都非常艰苦，除了外国军事顾问，蒋校长本人和中国教官们也都住在帐篷中，蒋校长为了表示同甘共苦，和学员一起啃黑面包。的确，“围剿”红军的山地作战，军官也不能谈享受，吃不了这种苦，训练还有什么意义？

蒋校长自始至终坐镇庐山，为训练团确定训练宗旨、内容和方法。强调精神教育重于军事教育，在对学员的20余次讲话中，主要是“精神训话”，并以其署名编写的《剿匪部队训练要旨》《剿匪手本》等作为基本教材。战术技术训练主要是针对红军的作战特点，着重进行侦察、警戒、搜索、联络、掩护、观测、筑城、通信等训练。每期还用6天时间进行以红军为作战对象的连、营、团三级对抗演习。7月18日～9月18日，共举办3期，轮训7598人，北路军30多个师和另外一些军事单位的团以下军官几乎都接受了训练。

经过严格的轮训，效果还是不错的。毕业那天优秀学员由蒋校长亲自发毕业文凭，并赠予蒋校长照片和刻有“成功成仁，蒋中正赠”字样的“军人魂”短剑，以示宠信。

其余人员都有陈诚来发文凭，陈耀宗意外的获得了蒋校长亲自发送的“中正剑”，成为了校级军官中少数获得此殊荣的人。

庐山轮训结束了，轮训的目的是什么？大家都清楚。

蒋校长针对四次“围剿”红军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总结，提出了两个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其一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通过强制推广保甲制以隔离红军与百姓的关系，在经济上封锁苏区。其二是采用堡垒政策，按照德国顾问提出的步步为营、稳步推进的新战术，不与红军打游击。

为了贯彻落实这个思想，蒋校长不遗余力的多次召开座谈会，谈心会，号召各位将领务必严格执行。

1933年9月25日，对中央苏区的规模最大且采用全新战术的围剿行动展开，史称“第五次反围剿”，结果就不用说了。

庐山轮训结束后，陈诚和卫立煌两位大佬主动找到了陈耀宗，陈诚的意思是他的土木系由于在第四次“围剿”红军中损兵折将，军中暂时没有陈耀宗的位置了。卫立煌的意思是李默庵等人过来了，不妨陈耀宗也一起过来。话说本来可以作为土木系初代人物的李默庵，因为按照蒋校长的要求去卫立煌所在的部队里掺沙子，结果这一去，就成了卫立煌的心腹大将，后来也就逐渐淡出了蒋校长的视野。

陈耀宗征得陈诚同意后，由陈诚征询了蒋校长的意见，最后军政部下达命令：陈耀宗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师第二十八旅代旅长，陈耀宗的顶头上司就是李默庵。